批判社会理论框架

本书的内容看起来可能颇为消极，但这就是批判社会理论，旨在确认“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之间的矛盾，并且展示建设性变革的潜力。虽然为批判性框架的运用结果寻找一份蓝图可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参与到拒斥现状和努力创造更好未来的特定行为之中的人们才拥有唯一的优先权。此处的焦点是社会情境的特征和批判性框架——一个变革过程的运用。如果产生的结果遂人心愿，人们对它们的表述可能在目标上与大部分批判理论大同小异。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是面向未来的，其方式是和平与协作的，而不是侵略与竞争的，它力图给予人们关于其处境的可替代性的知识，并且为其提供创造变革的手段。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系统中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将减少强迫、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公平。

本书中的批判社会理论框架由三部分要素组成：矛盾、辩证法和变革；批判理性和想象；解放和自主。实际上，这三组要素可能或可能不像事物的发展阶段那样按照连贯的顺序依次出现，这要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公民、实践者或学者们的思想进程。本书稍后将对这一框架的要素加以详细讨论，但于此对这些概念加以简述将不无禆益。

矛盾、辩证法和变革为本书各章中所描绘的自然社会假定了一条基线(baseline)。概略而言，用马尔库塞的术语“单向度的”社会来讲，这是一个由霸权的全球化市场所构成的社会(McSwite，2002， p.18)。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主导，作为可替代选择的知识已经逐渐消失；“‘实际是什么’即‘必须是什么’”的感觉不仅在全球或民族的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而且还影响了宗教、社区与邻里关系。其中，经济效率和成果—收益理性将其他的公共价值排挤到话语和决策的边缘地位，并随之损害到个人、社会以及自然环境。

政府控制已经愈发明显地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经济利益问题。而在过去，政府控制是关乎“谁治理”的一项复杂事务，是那些热衷于“精英拥有美国”观念的人们、和那些将公共过程视为多元和包容的人们所争论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如麦克斯威(2002，p.18)所说：“市场进入，政府退出。流行的观点是：当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时候，它也挫败了‘政府本身必不可少’的理念。”虽然过去这样的情形有时可能引发了公共动荡，但在今天，幸运的消费者们用默许换来了产品和服务。

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这一情形能够引发对矛盾的认识：这样的矛盾存在于现有条件和过往记忆或嵌入文化环境中的价值观之间。特里·库珀(Terry Cooper， 1998， p.176)在美国背景下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价值观的样本：“利益多元主义的好处、冲突中的创造性可能、公共主权、少数民族权益、政府中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自由表达的社会价值、民众和政府关系中公正的核心性。”从今天看似稳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到潜在的可供替代选择的未来，任何目前状况都在其自身之中包含了变革的可能性。通过给予人们从单向度思维中解放出来所需的知识，允许他们展望使其更接近自主决定共同未来的替代选择，这种潜在的辩证的变革可以籍由批判性推理和想象加以推动。这听起来可能很像一个典型的战略规划过程，但是它具有质的不同。批判性框架不是要在现有社会体系中寻求竞争优势，而是要提出对社会体系的质疑并为根本变革作准备。

本书要展示的批判框架并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事物，如创建可用的话语环境或对抗私人利益的影响。这些事物无疑是重要的，但当下的任务是要运用一个批判社会理论框架促进学术和实践。就眼前来说，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当然是不要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政府实践中引发总体的或即刻的变革。辩证的变革可能会永不停歇。早期批判思想设想的是革命性变革，它使得人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竞争性和暴力突然走进一个协作的、平等的、非暴力的，并且是自由导向和创造性个体发展的社会。

今天，发生显著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看来比过去要更加微小了。这并不是说建设性变革的目标是无效的，而是意味着行动、进程和预期将大多表现为地方性的和小规模的，并且参与者常常倾向于将变革当做一种过程而非一个终点。人们可能会用基于批判社会理论的变革，与孤立的改革者对特别糟糕的状况所作的毫无计划或长远打算的回应作对比。这是由进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所倡导的对非正义的临时、随机的削减(Rorty， 1998b)，意在将资本主义社会令人不快的棱角剃去，而不挑战其基本前提。相反，批判性方法则专注于对社会条件的系统分析和受常规指引的行为框架。它可能是永无止境的，这一部分是因为变革单向度社会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且还因为任何可能接受变革的社会条件也将受制于辩证性变革。鉴于辩证性变革的这一特性，而且因为现今要求绝对权威的知识看来已毫无意义，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基础性的、乌托邦的理想，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受“以政治现实或理性能力击败赤裸裸的权力的理性自治的幼稚期望”(Cohen&Rogers，2003， p.253)的折磨。

赫伯特·马尔库塞以一种其他人很少使用的方式，描述了后现代社会的本性及影响。虽然他坚持彻底的、大规模的变革梦想，但他也承认局部的、小规模行动的潜力。人们可能会对了解他将如何回应21世纪早期的社会状况颇感兴趣。人们很难相信他会彻底放弃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希望，这样的变革将导致关于人性满足、工作，以及人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观念。然而，他或许会迫于环境的压力承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激进改革者的最佳期望——至少在短期内——是迈向一个“平等民主”(egalitarian-democratic)的社会(Cohen&Rogers， 2003， p.253)。这不会是一项毫无意义的成就，也不是史无前例的思想。它和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期间的平等派和挖掘者运动(the Leveller and Digger movements)有着许多共同意图，并且和18世纪晚期建国时期很多美国人的“共和”思想旨趣相近(Box， 2004， pp.29-33)。批判社会理论鼓励学者和实践者将社会结构和社会实际看作统治、压制和操纵的手段，而且也将其视为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潜在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