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性与想象

人们可能会认为“理性”是一件很好的东西。在日常会话中，说某人“理性”是一种恭维，说某人“不理性”则是一种贬损。不过，在许多学术著作中，理性已经成为了一种消极的理念，它象征着用理性思维创造更好世界的启蒙计划的方法——理性思维在此已经被扭曲成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被用于维持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证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社会状况。

马丁·杰伊(Martin Jay)指出，法兰克福理论家强调理性并赋予其源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特殊含义。这一含义让理性与作为对世界常识性感知的“理解”(understanding)形成对照。“在这种理解中，世界由与其自身相一致的有限实体构成，与所有其他事物完全对立。因此，它未能透过直觉抓住表象之下的辩证关系。”相反，理性“意味着超越表象之外的能力”，从随时可能发生的变革中探索“一种更深层的现实”(Jay， 1973， p.60)，获得关于事物、人以及条件的矛盾对立的知识。

问题是，现代理性成了一种走向错误方向的启蒙——过去为自由目标而服务的理性，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具有保护发达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力量了。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写道，他们仍然“坚信……社会自由与开明思想是分不开的”(p. XIII)。人们在自我理性方面必须是不受约束的，为自己思考就是通往自由之路。但是，理性与启蒙(enlightenment)已经成为压迫的工具。1947年，霍克海默在《理性的衰落》(Eclipse of Reason)中得出如下结论：“对我们来说，如果通过启蒙和开化的过程，我们人类能够摆脱对于邪恶势力、恶魔和仙女以及盲目命运等等的迷信——简而言之，从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么谴责目前所谓的理性就是最大的理性。”(1947， p.187)

当前人们是把理性作为建设性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来加以使用的，尽管这个观点令人沮丧，但马尔库塞还是希望以这样的可能性来拯救理性，即人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未来。马尔库塞的这种企图部分涉及了对常识和实证主义的攻击——在此，常识和实证主义充当了工具理性的实例：在掩盖了变革可能性的同时，它维护着既定现实。常识和实证主义导致了“对现实满意、对任何违背其事物的放弃，以及向给定事态的低头的思想”，因此抑制和抵销了批判(Marcuse， 1941， p.27)。然而，“如果理论分析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如果其任务还包括去理解，去认识他们是什么、去认识他们对于那些被当成事实而给予他们的人，以及不得不与其一起生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那么，“对于事实的认识就等于对于事实的评判”(Marcuse， 1964， p.118)。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社会结构、体制和惯例是否应该被视为事先给定的、固定不变的、价值中立的和几乎不可避免的？抑或它们是否应被视为在重塑现实时作为一种具有可塑性的材料？从概念化变革的启蒙概念起，理性反而已经被那些不想改变现状的人变成了一种叙述性的东西。正如本·阿格(Ben Agger， 1992， p.139)所描述的那样：“马尔库塞认为，那些关于目的性、实用主义、技术和效率的看似价值中立的理性，实际上包含了利润最大化和统治的真实精神。”

虽然批判理论家们相信，理性已被用于支持统治和控制系统，但还是有一些人认为，人们可以运用理性来设想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理性的地位——尤其在人们所认为的“后现代化”的情境中，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那些理解了“启蒙辩证法”并且致力于非本质主义的、基于历史的变革进程的批判理论学家们，或许会力求把重建批判理性作为对付当代工具理性的一个筹码。正如马尔库塞(1968， p.225)所说的，“技术理性是可以规制一个既定社会的社会理性，并且可以用于在其内部结构中进行变革。”实践中的批判理性则涉及辨证地使用想象和幻想，以展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pp.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