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历史学家与有色人种

历史学科受到过去几十年认识论革命的影响，这一革命使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价值成为问题。与其他学科相似，历史学也被指责为承受了过多的“科学”之累。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传统的历史分析中，一个人只要运用了“严格的方法”和“论辩的陈述”等既定标准，他就会被看作是正在进行好的、客观的历史分析。通常包括了“宏观轮廓”(large scale contours)和“重要模式”(big patterns)(Ludtke， 1995， p.10)的传统历史分析，是用以研究宏大理论(macrotheory)和宏大概念(macroconcepts)的。同样地，像其他基础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历史分析倾向于成为普遍化的宏大理论。近年来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上的智识“转向”使理论家们意识到语言、解释和意义之于人类理解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致的对于理解人类的重要性。因此，在方法论的立场上看，我们无法客观地将“资料”或“历史文本”与它们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情境分离开来。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与知识并不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它们是在社会与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因此，它们是历史特殊性多于历史普遍性。于是，历史或许比其他学科更容易受到智识批判的影响，因为它表明了依据过去著述现在的明确意图。如果不将过去的历史溶入它的语言、解释和修辞的背景中，那么，依据过去著述现在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过去/现在的重大扭曲。

这些扭曲以多种方式出现在历史中，它们也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其中，为读者所熟知的一个曲解历史(history)的问题是：谁的“故事”被说成了“他的—故事”(his-story)？为了使历史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多年来历史学科表现出对工作本质“分性别”“分阶级”和“分种族”的否认。尽管历史学家们的个人生活很可能受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很大影响，但是在表面上，他们的方法论允许他们达到“越来越接近人性可能达到的无关性别[无关种族和无关阶级]的历史真相”(Smith， 1998， p.1)。按照这一信条，只有“劣质的”(非写实的)历史才会对过去抱有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反对公认史实的观点。理性转向所导致的历史专业变革演化为该领域的一种思想，但这种演化仅限于局部。正像史密斯(pp.1-2)所解释的那样：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发生的历史专业变革是以这些信念为基础的。女性历史学家与有色人种历史学家在经过科学方法的培训后，假定他们的学识最终将在总体上适合历史领域。他们的发现拓展了研究视野，使得过去的学术研究最终成为真实……历史专业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最终会承认女性历史的发现和女性历史学家的成就，肯定她们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和尊严。当一名杰出的社会历史学家宣布，关于女性的历史学研究已经足够多，并且该停止时，其中所包含的信念就是：不带偏见的历史主张可能会因过多的此种信息而受损。据说，有关女性与黑人的历史会使这一领域蒙上政治色彩。不然，这些学科的子学科可能会通过在专业标准之外施加重要影响，从而破坏真实历史的真正价值。

一旦对历史的扭曲被揭露，就无从保证新知识会被视为合理的和可用的知识而被接受。这有一部分源于我们感觉中的另一重大扭曲，即我们总认为“现在”是依赖过去的——历史是怎样担当元叙事结构或元叙事力量这一角色的。历史为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中已被承认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承载物。同样地，历史也具有传播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神话与结构的功能。尽管历史认定自己专注于材料的“真实”，但行为却大多不是由史料或“真实”条件所塑造，而更多地是由对我们所处情境的想象而定——通过我们的感知而不是通过所谓的“真实”。只有当一个女人感到她自己是贫穷的时候，她才是真正的贫穷，不管她是否符合根据测算所得的“实际收入”而定的某些有关“贫穷”的分析类别。我们的感觉、社会关系以及两者的历史变迁，发生在构成我们的边界、限制和确定了可能的违反条件的价值体系之内。依照达比(Duby， 1985， p.154)的看法，这些价值系统倾向于具有以下特征：

1.它们具有全球化的功能——它们声称要提供一种对社会的全面陈述，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于是，这些陈述构成了我们对社会和个体的看法。

2.另外，它们具有扭曲的作用。为了某些特殊利益，它们通过强调一些事物，去遮掩其他事物，透明与暗箱并存。

3.多种体系同时存在，并且相互竞争。

4.价值系统稳固了两类体系——一类是保卫统治阶级特权的体系，另一类是既颠覆又反映统治阶级体系的反向的(阴影)体系——两种体系相互依存，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而存在。结果是，价值系统趋于保守——趋于维持现状。

5.这些价值系统是空想的——在拥有历史的文化中，所有意识形态体系都建立在对那些历史的看法基础上——一个设计好的未来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回忆、客观化或者幻想的基础之上的。置身其中的社会将是更接近完美的。

价值系统的全球性、变形性、竞争性、稳固性和空想成分的结果，连同历史体系都专注于要述说“伟大的故事”或“伟人”的故事，它们歪曲了事实，或者没有说出属于日常生活和凡人的故事。传统的历史价值体系这样做，有一部分是为了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定。那些对动摇历史体系感兴趣的人，集中批判了以上五种价值体系的功能，试图揭示历史和历史系统是如何继续使保持现行体制“有效”运作和免遭批评的这一神话是长盛不衰的。

西方历史学者相信，历史是向我们反映“真实”的一面镜子。回首过去，这面镜子向我们精确地反映了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取决于那面镜子里的投射给我们的影像——我们是谁，我们怎样生活，我们看重什么，我们怎样治理——所有的这些，都是靠投射给我们的东西组合而成。如果那些影像与我们自身的感受相一致的话，我们便不敢怀疑那些影像的真实性(或质疑它们的“客观性”)，尤其当我们身属强势群体(dominant group)时，更是如此。当那面镜子所反映的东西以威胁着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存在时，人们便会拒绝照镜子。

例如，一位熟人最近谈到在1999年世贸组织会议(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eting)中“西雅图发烧友(Crazies in Seattle)无故制造混乱”。在其他消息当中，当此事被记述成：他们在制造关于环境全球化的影响和将美国生活方式传播到多人口国家的潜在未来影响的“混乱”时，他非常同意这些论点确有问题。美国的媒体和主导价值体系的建立，是要为可供选择的生活想象制造轻微的“麻烦”，却同时遮蔽了重要的消息。要揭露重要消息(我们不能全部以无止境的放任，进行持续地开发和消耗)，就要进入对消费经济的根本基础的质疑。我们将以某些方式停止“表现”的威胁必须仍被遮蔽于阴影之内，因为这些方式需要被用来保持系统的繁盛不衰。如果我们依照提供给我们的版本那样活动，我们就将以肯定权威消息(这些人是疯狂的)、而不是以拒绝接受被包装成常识的东西(全球化是好的——它为所有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的方式回应了我们的熟人。确实，成为一名“体制捍卫者”(system-affirmer)比成为一名“体制拒绝者”(system-refuser)更容易(Farmer， 2000)。法默引用了马尔库塞的著名论断：“一种否定越是显得不合理，既定的体系就越能提高生产率和减轻生活的压力。”(Marcuse， 1964；in Farmer，2000， p.644)这一论断勾勒出公共管理者能够用以肯定(凭权力说话)或拒绝(向权力说话)某体制的不同路线。根据传统的定义，历史充当的是“体制捍卫者”。但我们想看到的是成为“体制拒绝者”的历史分析。

一些最优秀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已经为有志于将历史分析发展成体制拒绝者的学者铺平了道路。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动摇或拆解“伟大故事”的历史研究方法，重新定义了历史概念。他想表明，由“伟大故事”或“伟人”所定义的历史知识是怎样努力去控制生活的中断和抑制变革的。福柯撰写他关于现在的历史时，不是撰写作为过去的镜像的现在的历史，而是使我们面对“传统的历史叙事经常隐藏的碎片与不稳定性。当我们看见自己所持有的不稳定、变动不居的立场，我们就能开始从另一角度思考，设想我们的过去并不必然导致为我们的生活和文化指明某种意义和方向的未来”(Roth， 1995， p.5)。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同样力图颠覆历史，但与福柯相比，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同的看法。福柯在研究中把历史看作是事实上不连续的。而另一方面，罗蒂则把历史看作是要么能够支持对不连续性与不完整性的强调，要么能够支持对连贯性与整体性的强调的叙述。所以，如何处理历史资料才是关键(Roth， 1995，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