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复原的要素

一些关于公共行政学的、以及相关领域中对公共行政学思想有所贡献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批判理论的要素，但我们可能并不那样认为。相反，我们经常指望批判理论是复杂并“沉重的”，它揭示着社会的真实本质，使得人们摆脱错误意识(他们受到启迪)，然后采取行动将自身从压迫中解脱出来(他们得到解放)(Geuss， 1981，pp.1-2)。这一“法兰克福”式的看法已经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第二代”沟通方式中得到修正。然而，哈贝马斯的工作同样包含了对从现代、合理化社会的一些情境中解放出来的探求。其中，经济和行政体制中的工具理性渗透和改变了文化、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世界”，压制着自由选择权和话语(Always， 1995， pp.99-127)。

今天，在公共行政学中，批判理论仅有很少的拥护者。一部分是因为公共行政学是一个应用性的专业领域；一部分是由于批判理论广泛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压迫和所有阶级对解放的需要，使得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全部潜能。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研究与政治中竞争观念迭起，关于诸如精英统治或阶级意识等宏大叙事的怀疑主义盛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胜利不断，因而这种涵盖一切的理论体系令人难以接受与运用批判理论。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让批判理论“恢复原貌”，或将其当作失效的教条弃置一旁。更确切地说，我们是要争取复原批判思想中对当代公共行政学有用的核心要素，并且对批判思想在理解该领域的历史和拓宽社会视野方面的价值给予特别关注。这样做，我们便能跨越诸如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类的理论范畴的边界。这种对“怎样都行”(anything goes)的观念的积极借用会烦扰那些偏爱概念井然有序的读者，但我们更热衷于有用的结果，而不是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并且设法对折中主义引起的困难保持敏感。

概括而言，下文将结合相关文献，论及批判理论中的一些主要议题、当今激进分子和改革者的思想状况，以及对行政史进行批判的学术考察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