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公共行政学

如果没有特别认同一个理论家或一个学派的思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同意将对社会的批判理论分析视作为社会变革提供丰富基础的一组具体条件。考虑到我们正生活其中的世界，我们也同情改革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并对递增的或局部的行动表示满意。历史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我们今天所构成的东西，并且将来同样是一种社会构造。这并不是要否认如其现今所表现出的那种社会真实性，反之，“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完成了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变化着的世界里，在这一世界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可预期的，我们的回顾——一切有别于思想的知识都是回顾——在它给予我们的应对未来的可靠、安全和丰富中是有价值的”(Dewey， in Campbell， 1995， p.61)。罗蒂特别提道：对于像杜威这样子的“一个自然主义历史学家”，“每种形式的社会生活都很可能迟早冻结成更为虚构的东西，而且当时的焦躁不安的灵魂将遭遇到‘压抑’和‘歪曲’”(1998a， p.320)。这样，“就像马克思和福柯帮助我们看见的那样，今天的镣铐通常是由击断昨天镣铐的铁锤铸造而成的。与马克思相比，福柯更倾向于承认：铁锤变成镣铐这一次序不太可能结束对那些不能铸造成镣铐的铁锤的发明——铁锤是纯粹理性的，没有混入意识形态。尽管如此，镣铐碰巧可能每一次都变得稍微轻一点，更容易被折断”(p.320)。

鉴于这些关于社会、行动和历史的假设，问题演变成：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学者在他们的学术工作中，为有意义的变革可以或应该做什么。我们工作在具有技术、工具倾向的领域内，工作于这样一个时代：强大的权势为使民主意志结构从行政中分离的计划注入生机，我们鼓励政治—行政二分，以至于许多思想都销声匿迹了。这些力量力求瓦解公共行政学的两个思想领域，即社会的/政治的领域和组织的/管理的领域，并将其归结为一个领域，即组织的/管理的领域(Ventriss， 2000)。由于传统公共服务价值的最后遗迹与“新公共行政”让步于“新公共管理”和“技师知识”(technicist episteme)(White&McSwain， 1990)的完全实现，这导致那些忽视意义与目的的机械的、描述性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关注社会希望和更大范围社会调查的公共行政学学者为创建一个更好未来而做的工作并不容易。罗蒂(1999， p.121)紧随杜威(特别是其在美国背景下的演讲)，建议高等教育应当通过讨论国家寻求独立、释放奴隶、解放妇女、遏制强盗式贵族等方面的历史，帮助学生们意识到自身是“增进自由与提升希望的传统”的一部分。大学除了要履行职业训练的职责外，还应鼓励老师通过制造“那些拥有实践其理想的忠诚公民的国家所遭受的生动、具体的失败——美国知道它应该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而未能如愿的失败”(1999，p.123)，从而促动学生进行“自我创造”。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或能够做到的。要在全体教员会议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能是颇具争议的，而且这也不是“能够轻易向提供资助的政府部门或理事作出解释的事情”(1999， p.123)。

讲授解释性的、有时是批判的历史，从而让学生理解一个与他们一直坚信的世界相比，更为复杂、分裂和困难的世界，这的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但是，这一梦想可能会打击到一些人：那些过分乐观、把社会制度的历史和本质以及他们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看得过分轻松简单的人。马尔库塞(1964， p.226)用下面这样的简单故事来帮助我们重新把握这些基本问题：

我在乡村间漫步，每件事物都像它原本的一样：自然处于最佳状态。鸟儿、阳光、柔软的草坪、放眼望去绿树成荫的山丘，周围没有人、没有广播、没有汽油的味道。这条小路走到最后，便是转弯处的高速公路。回来的路上，我经过了广告板、服务站、汽车旅馆和客栈。我之前是在国家公园，现在我知道那并非真实。它是一个“保留地”，类似保护正濒临灭绝的物种的保护场所。要不是有政府，那些广告板、热狗店和汽车旅馆本将长期侵犯大自然的和平。我对政府心怀感激，我们使它比以前更好了……

这个关于错误意识的苦乐参半的悖论渗透于整个故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社会中事物的存在方式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不再知道有其他方式的存在。历史的撰写是要符合由市场的经济命令规范而成的当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所有的事物都瓦解为单向度的，从中没有出路可言的。过去是一段通往可能存在的唯一的现在的一元化进程，而且将来也必定是一样的。我们感激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并拒绝那些使我们丧失很多而收获很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