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权力方面的文献

有关国家以及地方权力结构领域中的研究很多(Ricci， 1971；Waste， 1986)。公共行政领域常常在讨论管理者的角色时，并不对限制行政行为的政治背景的特性进行精确评估。在地方层面上，这种趋势忽视了魏思特(1989)称之为“城市政策制定生态”(the ecology of city policymaking)的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因为公民与行政人员之间的许多日常接触发生在地方层面，所以这就使得人们十分有必要从地方层面入手，来检验批判性范式关于精英集团控制公共政策议程的假定是否正确。

关于社区权力结构的文献包含了好几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如20世纪20和30年代林兹(Lynds， 1937)关于印地安那州芒西市(Muncie， Indiana)的研究，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1953)在50年代早期在亚特兰大(Atlanta)的研究工作，以及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1961)在50年代晚期对纽黑文(New Haven)的研究。在“二战”结束期间，一直到70年代，在“精英主义”理论家和“多元主义”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争吵频繁的辩论，但这种辩论陷入了僵局而且最终一无所获。精英理论家运用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发现有证据支持由小型、封闭、团结的群体进行社区控制的批判理念。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多元主义理论家也发现了由小型群体所实施的统治。但是这些群体是对外开放的，公众易于进入，并且拥有随着议题更新(比如城市的重建、公立学校治理等等)而不断变化的成员(Waste， 1986， p.13-25)。

从70年代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途径，提出了可供替代选择的方法，以检测社区权力。哈里根(Harrigan， 1989， p.19)把这些途径归纳为五个方面：(1)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2)哈维·莫罗奇(Harvey Molotch)的增长机器理论；(3)彼得森(Peterson)的整体利益理论；(4)斯通(Stone)的系统权力和政权理论；(5)多元主义反击理论(pluralist counterattack)。这些关注着社区权力的途径中都包含了对公共行政实践有用的思想。

当精英理论家和多元主义理论家在讨论社区权力的结构形式之时，社区治理和领导风格领域中的研究也在继续，例如班菲尔德和威尔逊(Banfield and Wilson)的《城市政治》(City Politics)(1963)，科特和劳伦斯(Kotter and Lawrence)的《起作用的市长》(Mayors in Action)(1974)，洛夫里奇(Loveridge)的《合法政治中的城市管理者》(City Managers in Legislative Politics)(1971)，威廉姆斯和阿德里安(Williams and Adrian)的《四城》(Four Cities)(1963)等一系列著作。在担任地方政府实践工作者几年之后，我作为一名学者研究了社区权力的有关文献，并把这些相关概念讲授给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实践者，我发现有少量模型在描述日常现实和帮助实践者了解其工作环境时非常有用。其中之一便是“增长机器”理论，这一理论产生于城市政治领域中的精英——多元理论家的讨论之中。另外一种威廉姆斯的“四城”模式，源于60年代早期对社区政府的研究，这种理论展现了关于公民和社区领袖之间关系的四种不同的社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