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模式

对那些处理规划和发展问题的地方政府中的实践者来说，增长机器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工具。该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在说明利用土地来驱动地方政治经济发展这一点时，它没有充分考虑社区之间的差异。威廉姆斯和阿德里安在他们的著作《四城》(1963)中，明确界定了几种此类差异。虽然人们可能会持有争议，认为增长机器的动力在威廉姆斯和阿德里安所描述的四种类型的任何一种中都得以呈现，但是这些社区仍然展示了在公民生活中履行社区治理职能的不同途径。威廉姆斯和阿德里安(1963)所描述的四种城市类型如下：

1.促进经济增长型(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政府的目标是要看到社区在人口和/或财富总量上的增长”(p.23)。

2.提供并确保生活福利型(Providing and securing lifes amenities)。　这种政府的中心目标是要创造一种“拥有安宁而且和平的环境的家园”(p.25)。

3.维持传统服务型(Maintaining traditional services，即“看护人”政府)。“关于个人资源分配的非劳动所得的决策由政府通过税收得以进行”，并且，“这种看护人的形象与反对区分、规划以及不动产使用其他规制的政策联系在一起”(p.27)。

4.利益冲突中的仲裁型(Arbitrating among conflicting interests)。在多元仲裁的社区中，人们“强调的是程序，而不是政府行为的实质”(p.28)。

虽然这种分类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未能确定“社区能够加以最大化的实质性目标”(Peterson， 1981， p.31)而受到批评，但是它展示了一系列社区特点，而这些特点在其他关于社区性质的理论中很少发现。像任何模式一样，它也存在改进的地方，并且它还描述了许多(但并不是全部)在现实世界中可能遇见的情况。不过，这种分类中对社区类型的描述在涉及城市区域的常识时还是颇为合理的。促进经济增长型的社区是一种普遍类型，而且它与莫罗奇的增长机器型城市互相吻合。强调生活福利设施的排外的郊区飞地(suburban enclave)广为人知，作为多样化的、冲突仲裁型的城市，其中有许多组织、联盟和个体为获取政治利益而相互竞争。“看护人”城市看来多少有点罕见，虽然我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人们并不信任政府，并且希望尽可能限制其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