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人员与公众的话语交流

通常，我们认为行政人员是以组织高层的身份来参与和公众的对话的，这种身居高层的管理者与公民政策制定者相互影响，从而形成公共政策的内容。公共组织中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超越边界的职位，在这些职位上公共雇员频繁或持续地与公众进行交流互动，但并不是所有这些职位都能介入到那些传达能够改变政策的信息的话语过程中。例如，在机动车职员或福利部门新进员工这样的职位上，与公众的交流就只是一种例行公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且在超出当前工作场所之外的地方很少会引起变革。

不过，许多中低层行政人员已经与公众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例如，一个规划师或者工程师，就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共事；或者，一位警方社区事务官员，就会致力于改善警察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这些人有机会就他们组织机构的任务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和公民进行交流。他们同时还有机会向公众输入可能与机构本身观点并不一致的专业知识、主张和信息，这些知识、主张和信息能够让公民更好地了解并有更多的机会实施改变机构—公民关系的行动。那么，顾名思义，话语问题不仅涉及那些处于或者接近于政治—行政分界点的级别足够高的行政官员，同时也涉及这样一些人：他们所从事的超越边界的工作使得他们将其与公众的技术性语言交流纳入关于替代性政策的讨论之中。

除了那些参与到公众对话之中的公共管理者，许多人并不直接与公民交涉，但是却投身于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建设性变革中。虽然批判理论集中关注作为改变政治权力分配手段的话语，但是还有其它的方法促成可供专家和公民决策者使用的知识库，并增加决策的合理性。在关注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的与公民对话时，我们缩小了受影响的公众管理者的范围，但是在从事那些不包括公共交往的工作岗位时，他们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变革。

批判理论模式把话语设想为开放公共议程的一种技术，它使得公共议程面向公民的广大群体，从而对抗统治精英的利己主义控制。然而，统治主体可能表达了多种多样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观念，而不是表达一个整体化的精英集团的观念，因此，专家除了向普通公众、也向治理主体提供了充分自由的讨论的好处。在下面给出的例子中，与公众的话语交流逐步产生了更具代表性的政策制定过程，并且在一些地方(像先前所描述的“仲裁者”城市)，公共议程可能以公开论辩为特征。作为话语推进者的专家角色在仲裁者城市中与在精英主导的社区中是不同的，但是这种理性专业主义的价值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仅仅基于权力竞逐的公共对话太容易陷入派系控制之中。在一系列政治背景下，专业的信息提供和开放话语的创建仍然很有价值，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背景都适合那些旨在反对整体政治精英控制的公民行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