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的实际应用

这样一种关于自由开放的公共话语的想象，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内适用的。社区的话语时机是千变万化的。同时，顾名思义，本文探讨了行政人员的角色，他们在特定职位上开展与公民(或与其他专家)开展有意义的话语交流，其中也包括那些希望运用这一职业通过启蒙和解放来使变革成为可能的人们。美国各级政府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其内部功能多种多样，这就使得很难对公共行政加以普遍化，即使是在这一被严格定义为潜在变革机构的行政人员数量的范围内，情况也同样如此。

本文的讨论支持着批判理论的两个前提：其一，政治系统经常由精英所主导；其二，话语能够导致结构性的变革。这里所呈现的公共专家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表现出一种冒险和勇气的特征，但仍然潜在地具有价值。专家通过发布这样的观点得到合法性和权威，通过在这样的观点中维持专家角色的社会认同，从而成为话语的一部分。他们在服务其政治主子的同时，充当着政策制定能力的民主再分配的工具。

对批判理论而言，想要在抵制阻碍民主进程的统治模式方面具备普遍广泛的、合乎预期的实践效果，就必须有意识地塑造实践者的日常工作。阿格(1992)主张一种“基于生活世界的(life worldgrounded)批判理论”，“试图确认抵制和改革已经发生在我们所有人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里”(p.219)。那些把批判理论的观点当作行动指南的实践者成为服务于公民和政府主体的专业知识的“解说者”(Box， 1992)，成为一种“社区主义的促进者”，他们将“注意力从顾客的‘远端’环境转向工作群体面对面的‘邻近’环境”转化(Catron&Hammond， 1992， p.246)。

在批判理论领域内公共专家的这种“解说者/促进者”的角色使用着强有力的、然而间接的技术。它同时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由20世纪早期的改革运动所信奉的一种专家技能因素；其二，激进主义分子对民主渠道和统治力量之间均衡化的关注。这种角色不需要在专家和政府制度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普遍化的重新调整，也不用在实施工作之前提出改变美国社会系统的诉求。相反，无论在哪里，只要公共领域中的专家愿意假定存在相关的挑战和危机，它就会对理性的民主决策加以推动。

在那些被统治的人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运用专家和目的理性的结构来控制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或许看来像是一项毫无希望的计划。在当代社会体系中，“民主就像我们做的任何其他的事情一样，它是无知民众和专家合作的一种形式”(Schattschneider， 1960，p.134)。然而，由于通过让渡权威，公共行政专家或许能够自相矛盾地获得影响力；同样自相矛盾地，他们也可能回归到肯定启蒙和解放的价值的美国公众所持的一种较早期的观点之中。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的那样，“不论在哪里，当人们拥有充分的知情权时，他们就会信任自己的政府”，同时，“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即人民]没有获得足够的启蒙，从而无法用有益的自由裁量来实施他们的控制，那么补救的方法不是将决定权拿走，而是要通过教育来使他们获得自由裁量的能力”(Mathews，1984， p.88)。

[1]载于《美国公共行政评论》， 1995年第1期(3月)，卷25，第1—19页。版权属于1995年塞奇出版有限公司(Sage Publication， Inc.)，获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