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效用

人们非常关注那些讨论福克斯与米勒(1995)对哈贝马斯式话语依据的使用的文献。本文在此的意图是要更充分地探究麦克斯的研究，一部分是因为它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而实用主义在美国对知识和行动都非常重要；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它表明了一种特别强烈的理据，反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客观性、确定性和传统观念。当我们承认特定的一些社会条件和我们或许感觉要对其加以变革的愿望时，我们需要仔细审思一下，保持实用主义以未来为关注焦点(而不是聚焦于过去的观念和结构)是否可能。

这是对麦克斯威话语理论的一种友好的探讨。我很赞同怀特(1998， p.471)的见解。他认为，将话语理论引入公共行政领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许它可以将人们从完全被基于的理性选择的思想标签的笼罩中拯救出来”。本节的讨论将麦克斯威对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把我们带到此处的历史所作的分析，和他们(麦克斯威)应对变化的对策“协同实用主义”进行了比较。我们所持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对策可能不足以面对挑战，而协同实用主义模式的扩展则可以帮助人们处理这一问题。

麦克斯威在源于财富、权力和集权力量的胜利的技术的、市场驱动的环境中，描绘了当代公共治理的背景。协同实用主义的话语进程似乎自由地漂浮在其自身的时间和空间里，基本上未受——利己主义尘垢、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控制、以及鼓励人们接受以消费主义经济机器为最高利益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冲击的——影响。

麦克斯威(2000， pp.47-48)将其实现完全透明的沟通的乌托邦式的观念与卡米拉·斯蒂福斯的观念进行了对比。据麦克斯威所说，卡米拉·斯蒂福斯对设法使自己适应话语权力的现有模式和使得公民和官员可以形成更好的关系感兴趣。很多人会发现他们自己与麦克斯威一样期待“理想的”沟通。他们还可能会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行动，需要关注人们生活的日常现实，以及他们能够得以参与真实话语所需要的事物。为了适合米勒(1998)在他对汉森(1998)的回复里所用到的隐喻——要摇动公共治理之犬的话语的尾巴，可能需要承认这只狗所处环境的艰苦性质。

协同实用主义建立在哲学的实用主义基础之上。哲学的实用主义被人们批评为对周围的社会现象持冷漠态度和工具性立场。实用主义者毫不掩饰其哲学的“工具”性质。据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907， pp.54-55)称，实用主义哲学包括“将注意力从初始事物、原则、‘类别’、假想中的必要性上移开的态度；以及为最终的事物、产物、后果、真相作准备的态度”。在对理论和行动结果的探索中，詹姆斯提出一个问题并发表了这样的断言：“如果这个或那个替代方案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在哪些方面上有所不同？如果我发现没有什么将会不同，那么替代方案就毫无意义了”(p.48)。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反面，它假定在调查之前没有预设的立场，并且只起到纯粹的工具作用。正如詹姆斯所说，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殊的结果。它只是一种方法”(p.51)。詹姆斯引用意大利哲学家帕皮尼(Papini)的比喻，指出实用主义“存在于我们的理论之中，就像酒店的走廊一样。它通向无数的房间”(p.54)。那么，对于詹姆斯而言，实用主义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作为“为更多工作而配备的程序，并且更特别地是作为变革现实的途径的一种表征。理论因此成为工具，不是我们可以依赖的谜题的答案。我们不是倒回去依靠它们，我们前进，并且偶尔通过它们的辅助使自然反复演现”(p.53)。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50a；1950b)把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工具性哲学描绘成对现状的软弱和默许以及缺乏远见的技术胜利。在芒福德看来，实用主义脱胎于通过科学和实验抛开过去褪色的理性主义，并创造一个全新社会的美国经验。芒福德认为它到目前为止状态良好，但是问题总是存在着：人们服务于何种价值观以及实用主义者如何选择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观。

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并不妨碍实用主义者拥护那些暗示着变革需要的社会观点。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认为，杜威忽视了人们之间的差别，他所坚持的是一种由社会冲突和权力关系的现实所遮蔽的幼稚的民主观念(Campbell， 1995， pp. 225-265)。杜威认为可以通过把人们聚集起来进行“协作调查”(cooperative inquiry)从而看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解决社会问题。对米尔斯来说，“对我们的形势所作出的更准确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常常是别人的祸害”(Campbell， 1995， p.243)，所以“一种更加现实的分析将认为社会行动就是斗争”(p.241)。不过，据坎贝尔的说法，杜威并没有忽视社会状况而且相信“人们被系统地误导和宣传了，他们在其工作生活中被异化并在其经济关系中受到剥削”(p.227)。

当代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99)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通过使哲学和社会行动分离，而获取知识的实用主义途径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是否有用。罗蒂力挺自由社会，将其称为允许人们如其所选择的那样对其自身进行自由创造的最佳途径，但他也描写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做出所有主要经济决策的全球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p.233)。罗蒂将“核心政治问题”确定为：“在促进商业发展的同时，民主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如何运用投票的力量来防止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国家如何成为防止所有财富集中于经济寡头之手的抗衡力量，而不造成官僚制度的停滞不前？”(pp.232-233)。

在最近的公共行政研究中，出现了对实用主义的工具性的局限的讨论。丽莎·扎内蒂和阿德里安·卡尔(Lisa Zanetti and Adrian Carr， 2000)指出，批判理论家发现了实用主义的局限性：它未能理解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及其所用的“自身即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展示”的语言。这样，一种“社会失忆”(social amnesia)开始了，在这种“社会失忆”里，“我们只剩下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看法而不是那些可能成为替代观点的东西”(p.444)。这与赫伯特·马尔库塞(1964， p.174)的“语言净化”(purged language)的想法相似，他认为语言“不仅被‘非传统的’词汇而且还被表达任何其他的而不是通过其社会装点个人的那些内容的方法所清洗。扎内蒂与卡尔(2000， p.448)相信，哲学“有责任——甚至有义务——在政治和权力的真实世界中弄脏它的双手”。于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许多当代实用主义者最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p.448)。

话语理论家有时似乎回避社会、制度和话语背景中的权力问题。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将权力等同于具体化的制度构成，并使之与存在于不受过去控制的可能性的开放领域中的话语理想相冲突。正像麦克斯威(1998b， pp.379-380)所说的那样，“话语过程的前提是这样的理念：现状可能确实是最好的、或者确实是我们拥有的一切；然而，彼一时，此一时”。虽然这使得理想易于成为理想，但公民和公共服务的从业者仍然经常遇到涉及意识形态、议程以及偶尔无知或干扰行为的话语背景。寻找与人们带到话语背景中的负担一起工作的方法，可能是一项挑战。但与此同时，接受它却使参与者能够在他们进入话语进程时在超越他们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解。

人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话语理想是否可以变得如此纯净而且远离生活世界，以致于人们不能再用它以实践的方式来思考话语背景中的日常工作。米勒(1998)指出，汉森(1998)的错误就在于，演绎地走向了假定的客观方法，跳过了构成话语的主观的、归纳的人类主题。怀特(1998， p.472)把问题表述成：人们相信“观念的差异最终可以通过基于强有力证据的给出客观标志的策略得以解决”。汉森(1998， p.451)写道，话语可以“被客观地观察”，但是在一个后实证主义者(postpositivist)看来，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并且这种认识已经由来已久了(Lincoln&Guba， 1985)。观察者或许可以尽量保持审慎，并如实报道他们认为人们已经看见和听见的所有事物，但他们也带来了大量的人类主观性。

对于那些在公共话语的背景中花费时间的人们来说，十分明显，他们必须要谨慎对待概括归纳。从一种话语背景到另一种话语背景，外部影响以及参与者的个性、感情和智力方面特征的混合，似乎产生了行动与结果的无穷无尽的组合。每一种话语背景都涉及独特的人和现象，并且当话语过程中出现新的理解时，相关的制度和实践就可能会发生变革。

另一方面，这些背景中的经验揭示了一些模式，这些模式可以作为学术著述或对实践人士有用的信息得以传播。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确定协同工作的共同特性，利用他们来指导他们自己的研究和实践。话语并不是那么神秘，它从未超越旨在为理解提供帮助的创造局部性、尝试性、动态性描述的人类能力。

人们在谈及一种话语背景时，总会伴随着一些关于特定社会情境的认识、伴随着理性的预先承诺(intellectual precommitment)，而且伴随着“先于语言的人性条件的某些方面——如感觉、情绪、潜意识的本能习惯、出身背景、社会化过程、以及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经验、模式与实践”(Miller， 1998， p.465)。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做什么”的尝试性协议，可能会出现于某种话语背景中，使得公共雇员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在达成一个众人都赞同的行动过程中，人们或许会将一项政策或程序视作具有决定性或强制性的，因为它呈现着在其被创造的过程之外的、为人所知的自身特性，成为超出进一步讨论范围的一项稳定不变的正式命令。基于两个理由，它可能会对运用替代性语言或修复我们所拥有的语言有用：理由之一是，我们可以了解，当公众就“他们想要实现什么”达成协议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可以重新定位用来描述话语结果的词汇的意义，所以很明显，它们是公共治理中可塑的、具有动态结构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