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白昼与黑夜混乱与不明

天有白昼与黑夜。明与不明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正如古人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如同这种自然现象一样，人类社会也同样是在一种明与不明交替互现的环境之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明有多种含义，这里仅述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之一二。其一是对事物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的问题；其二是对已经知了、明白之事采取何种形式予以表达，也就是公开不公开，透明不透明的问题。此二者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个世界上一无不变之物，二无不变之事，三无不变之人。就连我们自己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自己也未必了解自己，尽知自己。知人难，知己也同样不易，所以才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之说。一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知晓、明白所处的环境，就是说要知人晓事。由于世界之浩瀚广大，世事之纷繁复杂，使得我们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就如同生活于广茂的深山密林之中的猎人。虽然身处山林之中，但却未必尽知山中之情，事实上也不可能尽知山中之情。然而要在此山生存，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掌握山中之情，以便懂得更多的生存本领。只有如此，才能把握生存的主动权，有利于获得更好的生存。在山林之中，你可以获取赖以生存的猎物，但也有成为猛兽的猎物的危险。如果对所处的周边环境茫然无知，那就不是盲目地采取行动就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盲目和被动常会使人陷入麻烦与困境之中。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不仅打仗如此，做任何事情都是同样道理。对所做之事了解不了解，明白不明白，了解与明白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事物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世界上有很多人类至今仍然不明的东西，需要人类一代接一代地不断探索。即使是前人已经探明的东西，受制于一个人的生命与精力，也只能有限地晓得、明白与自己生存相关部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懂得如何坐火车，而只有极少数人懂得如何制造火车与开火车。应该明白之事，如果不明白，就不可能把所做之事做好；与己无关之事也要去弄个明白，那就是时间与精力的浪费。制造火车者，如果不精通制造火车的原理与技术，就不可能造出好的火车。而对于大多数只坐火车的人，只要知道如何坐车就足够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根本的、最要紧的就是要懂得他应该懂得，而事实上并不懂得或并不完全懂得的东西。虽然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然而尽其所能地明白应该明白的道理，懂得应该懂得的事物，是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共同要求。概括来说就是要做到四明：一曰明理，二曰明事，三曰明时，四曰明术。

明理就是懂得人世间的道理。世间的一切事物，要维持良好有序的运行状态，就必须事适其理。任何悖理之举都将破坏正常的秩序，使其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依理行事是社会生活中的交通法规。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然的话，交通秩序就将陷入混乱甚至瘫痪，就不可避免地要出问题。人世间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要坚持以合理为根本。我们当今处于法治社会，要依靠法律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合理为依据。如果因为一个人偷了一只羊，就判他入狱十年，或一位司机闯了一次红灯，就一辈子剥夺他的驾车资格，这样的法律就很难行得通。它不但无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法律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大多数人正当权益的根本道理。而世间之理却不是法律所能规范和涵盖的。事理具有交错性与层级性，道理亦有主次之分、大小之别。次要的要服从主要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然的话，就会各说各理，谁都有理，其结果就是乱而无序，无法依理行事。真正的明理之人，就应当是胸襟坦荡、顾大体、识大局、讲大道理者。唐朝的郭子仪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戎马一生，屡建奇功，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然而却有人趁他带兵外出打仗之机，掘了他家的祖坟。人们都怀疑是朝中宦官鱼朝思指使他人所为。鱼朝思一向嫉妒郭子仪，并向皇上屡进谗言，一再阻挠皇上任用郭子仪。郭子仪对此也心知肚明。他入朝时，皇帝先提起此事，郭子仪却回奏说：“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行，军士摧毁别人坟墓之事，也是常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惩罚，不是人患所造成的。”满朝的文武大臣听了他的回奏后，如释重负，原来怕为此引起事端的疑虑便烟消云散了。由于郭子仪一生始终不渝坚持识大局，行大道，利天下，使得唐朝由乱到治，获得了二十余年的安宁。他本人则被世人评价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凡事讲理是普天下通行的规则。人人都要明理、讲理、依理行事，没有例外者。在真理面前，应当是人人平等的，要唯理是从，以理服人。毛泽东说：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掏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苦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得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 韩非说：“安危在是非，不在强弱。”贾谊在总结秦王朝由兴至亡原因的《过秦论》中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自秦至清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贾谊的这一论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有始终一贯地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才是立国之策，立业之基，立身之本；才是永恒不变的硬道理；才是我们一切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之路，必由之路。凡是不履正道之邦，不务正道之业，不行正道之人，都是纸老虎，泥老虎，都经不起风吹雨打，是迟早要破灭的。总而言之，就是存理者兴，去理者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真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而要获得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要进行艰辛的探索。探索真理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历程，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真理起初总是由少数人先行探索，被少数人所掌握，多数人并不知晓，即使知晓了也未必承认，有的甚至持反对的态度。真理是在同各种谬误的比较和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时间和实践可以作为真理的鉴证者。凡是真理就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探寻真理与坚持真理绝非一帆风顺，轻而易举，是要具有不怕挫折，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的。然而不管现实状况多么复杂，多么艰难曲折，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高举真理的旗帜，为真理而奋斗，为真理而献身，因为这是我们一切事业兴旺发达的源泉与动力。

明事就是晓得事物的真实情况，了解得越透彻，越彻底越好。处事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事情搞清楚，弄明白。如果没有将事情的真相搞清楚，弄明白，便贸然采取行动，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把事情弄糟搞砸。

事在人为，任何事情都是与特定的人密切相关的。要认识事物就要首先考虑人的因素，晓得与其相关的当事人的情况。涉及人的情况，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他人的情况，二是自己的情况。知人知己都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却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必须尽可能地有所知。不然的话，就难以做到有的放矢，有时由于误判甚至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鲍叔牙是知人知己之人，他深知管仲之能远远强于自己，所以能把宰相之位让给管仲，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岳飞是骁勇善战、忠心报国的民族英雄，却被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致死。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与岳飞的不知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岳飞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试想如果岳飞所提出的这个口号真的变为现实的话，时任皇帝的位置往哪里摆呢？皇帝由此对岳飞产生疑心也是很自然的事。而皇帝身边的秦桧之流正是看透了皇帝的这一心思，才借机陷害忠良的。在中国历史上，往往能人、干正事的人，却常常是平庸之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嫉贤妒能，千方百计地进谗、打击、陷害，以取而代之。

以上事例说明，人是成就事物的第一要素，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强者也有弱者。要关注人的正能量，也不可忽视人的负能量。遇事要充分考量当事人各方所具有的能量和所能起到的作用。

要弄清事物的真相，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要了解事物本身的状况。诸如事物的性质，事物的构成，事物的发展过程，来龙去脉，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影响等，也要逐一弄清楚，搞明白。事物具有简单与复杂之分，简单的事物比较容易搞得清楚，而比较复杂的事物就需要下一点儿功夫，花一点儿气力，动一点儿脑筋。对于复杂之事，不能就事论事，耳闻目睹之事未必就是我们真正懂得、明白的东西。要善于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不然的话，就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与选择。在曹操还没有特别强大之时，部下对他能否取胜袁绍将信将疑，很多人都私下与袁绍有联络。打败袁绍后，曹操对那些往来书信看都不看，立即将其全部销毁。有人提出应该对那些人进行追究时，曹操却说，跟我的人，无非是想为家庭、儿女谋一条出路而已。在当时是胜是败，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何况他们呢？如果追究下去，牵连太广了，到最后就找不到一个忠诚的人了。曹操之所以对那些人不予追究，是因为他明白事物表象背后的真相。事物的真相、本质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需要借助大脑思考、分析与判断，这就要看对事物的知晓程度和认识能力了。

明时就是懂得做事的恰当时机。恰当的时机客观存在，却是一种难以看得清、摸得着的东西。它来无声，去无影，识别时机与把握时机是难度大、相当不容易的事，所以时机常常难得而易失。然而一旦抓住了恰当的时机做恰当之事，就可以事半功倍，转危为安，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

周武王在准备起兵伐纣之时，曾征求过姜太公的意见。武王对姜太公说，商纣王因暴虐无道，已失去了三分天下，现在可以起兵讨伐他吗？姜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是而生，是为妄成。”姜太公回应周武王之语的要义在于与时同行，顺势而为。春天来了，是播种的良机，就要适时播种；秋天到了，谷物成熟了，就要不失时机地收获归仓。无论做小事还是成大事，抓住恰当时机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以下是因一只鸟而发生的事，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一下，宰相晏子是怎样抓住恰当的时机做恰当之事的。

齐景公特别喜欢鸟。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鸟，就命令一个叫烛邹的人专门负责养这只鸟。可是没几天，那只鸟就飞走了。齐景公非常气愤，想亲手杀死烛邹。站在一旁的晏子请求说：“是不是让我先宣布烛邹的罪行，然后再杀了他，让他死得明白。”齐景公应允了晏子的请求。此时的晏子十分严厉地对被绑的烛邹说道：“你犯了死罪，罪状有三条：大王叫你养鸟，你不留心让鸟飞了，这是第一条。使国君为一只鸟就要杀人，这是第二条。这件事如果让其他诸侯知道了，都会以为我们的国君只看重鸟而轻视老百姓的性命，从而看不起我们，这是第三条。所以现在要杀死你。”说完，晏子回身对齐景公说：“请您动手吧。”听了晏子的一番话，齐景公明白了晏子的意思。于是就释放了烛邹。然后走到晏子面前说道：“若不是你的开导，我险些犯了大错误呀！”

晏子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解救了养鸟人的性命，又开导了齐景公。若不是晏子在关键之时及时出手，不但烛邹的人头要落地，齐景公也将由此而威风扫地。由此可见把握时机之重要。

明术就是懂得处事的谋略、策略与方法。对于已经明了之事，采取何种方式予以表达也是我们正确处事的重要一环。同样一件事情，由于采取的方法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效果。人各有所好，有的人喜欢穿鞋，有的人喜好光脚。要因时制宜，因人而异，根据现实的环境和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较为适宜的处事策略与方法。

明理、明事、明时是明的内涵，或者说是明的主要内容。而明术则是对上述已经明了之事所采取的表达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如果理不明，事不清，势不晓，无论采取怎样的表达形式都将于事无补。所以心明才是明的根本，明的源泉。

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截然不同之明，一种是糊涂装明白，另一种是明白装糊涂。一个人内心的明与不明，我们从他的言行举止就可以略知一二。真正的心明之人，通常都是沉稳冷静，顺其自然地展现自己。由于他内心明白，胸中有数，底气足，所以用不着张扬，也无须刻意表现。而似明非明，似懂非懂，底气不足者，则往往要大张旗鼓地表现一番，生怕人家不了解他，不知道他。其实这种不明装明，不懂装懂之人，他的言行举止已经把他的轻浮浅薄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已经把他看得透透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还在自以为是地装而已。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人要力戒虚伪，不做或少做不明装明、不懂装懂的蠢人蠢事。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有关于为人处世的明与不明的论述。关于明，老子有如下的论述：“知常若明”、“见小若明”、“自知者明”。关于不明，老子有这样的论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一方面告诉我们怎样才算是明，同时也告诉我们明与不明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如何明术的问题。

术的基本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开的，二是隐秘的。亦可二者兼而用之。对于术的运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合情合理地运用。该明则明，当晦则晦，该显则显，当隐则隐。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事例中体悟一下明与晦的妙用及其效果。

齐国宰相晏婴出使楚国，楚国的国君和大臣们对他很不服气，并当面羞辱他。楚灵王问晏婴：齐王派你出使楚国，难道齐国就没有人了吗？晏婴答道：齐都临淄有七八千户人家，人们举起的衣服都能够遮住太阳，挥洒的汗水像下雨一样，城里的人比肩接踵，怎么能够说没有人了呢？楚灵王说：那怎么派你这么个矮人出使楚国呢？晏婴回答道：齐王任命使者，各有侧重，贤明的人派到贤明的君主那里去做使者，愚笨的人派到愚笨的君主那里去做使者。我是个愚笨的人，所以就被派到楚国来了。

汉武帝有一个奶妈在外面做了犯法的事，汉武帝准备对她依法严办。奶妈无计可施，只好去求助于汉武帝身边的东方朔。东方朔告诉她，这件事情，只凭嘴巴讲是没有用的。你真想要我帮你的话，就在皇帝下令要把你拉下去的时候，乖乖地滚蛋，什么都不要说，但要走两步就回头看看皇帝，走两步再回头看看皇帝。奶妈就按照东方朔的吩咐，当汉武帝令左右将她拉下去法办的时候，走一两步就回头看看汉武帝。这时站在一旁的东方朔喊道：你这个老太婆有神经病啊，皇帝现今已经长大，难道还需要你喂奶吃吗？你赶快滚。听了东方朔这样一骂，汉武帝想到自己从小是由奶妈一手喂养大的，也不免感到心里难过，于是就赦免了她。

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事物的表达形式也同样如此。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关键是要用得适合。权力的运行也莫能例外。时下，人们时常提及“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一个话题。依我之见，权力有在阳光下运行的一面，也有在非阳光下运行的一面。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与阳必须适当配合，完全在阳光照耀下的权力是无法正常运行的。试想人类如果不是生活在昼夜相互交替的现实世界中，而是始终处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人们还能正常地生活吗？韩非子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权力的运行有必须公开的一面，也有必须不公开的一面，公开与隐秘都是权力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权力运行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权力能否依法、公正、合理、有效地运行，至于公开与不公开，只是权力运行的形式问题，而不是权力运行的本质问题。权力运行的形式，当公开的要公开，不当公开的是绝对不能公开的。权力的运行是需要采取一定谋略的，没有这种谋略，权力就难以有效运行。比如说抓捕“四人帮”，必须事先进行周密的谋划，而这种谋划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行使权力的过程是要绝对保密的。又如领导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批评的方式。只要是合法、公正、合理、有效地行使权力，公开与不公开都是可取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