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饮食的兴起和发展

1854年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七艘军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1858年江户幕府又被迫与英法俄诸国签订通商条约，横滨、神户、函馆等港口对外开放，西洋势力以各种形式登陆日本，所谓的“锁国时代”也正式宣告瓦解，明治以后，更是主动吸纳西洋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洋人大批来到了日本。

这样的时代转变以及如此众多的来自西方的外国人登陆日本，不仅给日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而且也使得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在饮食上与西方人的接触并非第一次，16世纪时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传教士和商人已经将他们的饮食喜好部分地传到了日本，但一来由于登陆的地域有限，二来丰臣秀吉以及后来的德川幕府对西方人采取了严厉的禁止，三来限于交通运输条件，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的饮食也未必是纯粹的洋食，因此它的影响也就比较有限。而19世纪时，欧美的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农业经济、近代的酿酒业和食品加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准，并且这次西方人来到日本，西自长崎，中部有神户和横滨，北部至函馆，可谓是全方位的登陆，更加上已经有一部分日本的先进分子走出列岛亲自体验了西方的生活，这一切都决定了明治时代以及尔后的大正和昭和时代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所造成的变化，将不再是局部的、表层的，而是根本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带有革命性的嬗变。

这一嬗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饮食内容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便是将肉类、尤其是以前完全禁绝的牛肉、猪肉、鸡肉等全面导入了日本人的饮食中。其他诸如奶制品、面包、葡萄酒、啤酒以及各种新型的蔬菜也陆续进入了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中。后期则有来自中国的馒头、拉面、饺子和炒饭陆续登上了日本人的餐桌。

第二，烹饪方式的变化。原本日本所没有的煎、炒、炖和西洋式的用烤箱进行的烤，以及大量来自西洋和中国的炊具，拓开和改变了日本人的传统的烹调方式。

第三，饮食方式的变化。日本人早先的“铭铭膳”的独自分立、没有桌椅的用餐方式，逐渐改变为使用桌椅或是小矮桌的方式，在食用西餐（这在现代日本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时，使用西洋式的刀叉。

第四，调味料上的变化。食用油、辣椒、咖喱、奶酪、花椒、砂糖等以前使用不多或从不使用的调味料的普遍、大量的使用。

这一切变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了日本饮食在内涵上的丰富和外延上的扩展，而日本文化本身的积淀，也将外来的饮食渐次地日本化，注入了日本文化的因子，使得日本饮食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异的新生面。

早年出洋的一些先进者已经在欧美体验到了与传统的日本饮食迥然不同的西方饮食。1860年，日本近代最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首次随遣美使节出访美国，当时只是对烤全乳猪这样的美国食物感到惊讶，但翌年12月他随遣欧使节到达巴黎后，深为西洋饮食的美味而倾倒，1867年他出版了一部《西洋衣食住》，“食之部”文字不多，主要介绍了西洋人的用餐方式和各种餐具：“西洋人不用筷子。食用肉类及其他食物时，切成大块放在自己的盘子中，右手用刀将其切成小块，左手用叉叉住送入口中。用刀叉住食物直接入口是非常没有教养的。汤也盛入浅口的盘子，用汤勺舀着喝。喝汤以及饮茶时，口中若发出声音，也是十分不礼貌的。”此外，他还介绍了西洋人经常饮用的红葡萄酒、雪利酒以及待客时和庆贺时喝的香槟酒等，尤其还介绍了啤酒，他在书中用的是汉字词语“麦酒”。

日本最早的西洋餐饮店出现在长崎。

长崎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最早接触西洋文化的城市。1570年，应当时葡萄牙商人的要求，幕府决定将长崎定为对外贸易港，从那一刻起，长崎便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1634年，在长崎一角的海面上填海造地，两年之后，筑成了一个出岛，另建一座桥梁与长崎本地相连接，散居在长崎街市的葡萄牙人被要求集聚在岛上，1639年，锁国政策日益严厉，葡萄牙人被驱逐出了日本，而被认为对日本没有什么侵害的荷兰人，在1641年被允许将荷兰商馆从稍远的平户移建到出岛上。这出岛上的荷兰商馆，日后就成了日本最早的西洋餐饮店的摇篮。据《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的记载，平户商馆时期，居住在这一带的荷兰商人雇用了2个日本人担任厨师。这一情形在出岛时期应该也会延续。在荷兰人商馆中担任厨师的日本人，日长月久，在日常的实践以及耳濡目染中自然会慢慢熟悉以荷兰菜为主的西洋饮食的烹制法。只是，当时闭关锁国政策十分严厉，他们无法在荷兰人的圈外获得施展拳脚的机会。1854年以后，锁国政策已经形同虚设，他们也终于得以脱颖而出，1863年，第一家正式的西洋餐饮店“良林亭”在长崎诞 生。

此时，长崎的餐饮业已经颇为发达，据《长崎市史·风俗篇》的记载，这一时期长崎的料理店已经有65家，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兼营西洋饮食，如开设在出岛大工町的“先得楼”，樱马场的“迎阳亭”，金绀屋町的“吉田屋”三家被指定为面向外国人的料理店，这三家饭馆可谓是日本西洋餐饮的先驱。1860年前后，小岛乡的“福屋”也开始经营西洋餐饮。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名叫草野丈吉的人于1863年开出了第一家西洋餐饮的专营店“良林亭”。草野丈吉曾长期在荷兰总领事大卫手下做事，大卫曾将他带到荷兰军舰上周游了函馆、江户和横滨，估计是在大卫的手下学会了西洋菜肴的烹饪。1863年，他得到了萨摩藩士五代才助的支持，在伊良林若宫社下的自己家中开出了一家专营西餐的“良林亭”。说是西餐店，其实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中间搁两个酒樽，上面放两块木板，铺上一块白桌布，就算西餐桌了。当年藩士五代才助所品尝的全套西餐有餐前菜、汤、炸鲜鱼、熏制冷肉、生的蔬菜、上等烤肉、水果、咖啡和冰激凌。这一菜谱不知是否确实，若是确凿的话，那么这该是由日本人烹制的面向日本人的最早的西餐了。不过价格也颇为昂贵，当时需要费金三朱，这三朱大概要相当于今天的18000日元。由此，草野丈吉渐渐出了名，长崎的官府也常请他去做西餐。这一年，他将店名改成了“自游亭”（后又改为“自由亭”），并在翌年的1864年开出了一家新店，新店的规模要宏大许多，建筑面积达到了30坪（约100平方米）。后来五代才助到了大阪出任大阪府外务局长，于1869年将草野丈吉召到了大阪，出任外国人宿舍的司长，并在1881年在大阪的中之岛开设了自由亭宾馆，而后又将商务扩展到了京都。当年明治时期的“自由亭”建筑物，现在已由长崎市政府移建到了市内的格拉瓦花园，作为咖啡馆向一般市民开放。2009年初春，我曾特意去踏访了这一历史的遗迹，不过房屋已经是新构，呈明治初期洋楼的风格，旁边立了一块碑，谓“日本西洋料理发祥之地”。

在长崎之后，在函馆和横滨也陆续出现了西洋餐饮店。函馆本是位于北海道的荒蛮之地。北海道在1869年之前被称为虾夷，除了部分阿夷奴族人之外，人口稀少，其实并不在日本当局的直接管辖之下。19世纪上半叶，石油的开采还没有大规模开始，美国人为了获取油脂，组织庞大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太平洋西北部捕鲸，需要食物和淡水的补给，因此要求日本方面开放补给港口，继而又要求日本开放商港，于是有了1858年的《日本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第二年的1859年，开辟长崎、函馆和神奈川（以后成为横滨市的一部分）为通商口岸。函馆在当时可谓是一张白纸，当时兴建的建筑多为西洋式的楼房，也是日本较早有西洋居民的地方。在《明治二年（1869年）函馆大町家并绘图》中可看到有“重三郎　料理仕出　洋食元祖”的记录，结合其他的文献，可知在1859年，一个叫重三郎的人已经在函馆开出了面向西洋人的西餐馆“丸重”。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丸重”也许可算是日本最早的一家专门的西餐馆。不过至迟它在《明治二年（1869年）函馆大町家并绘图》出来之前肯定已经开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后，虽然横滨、神户等商港的地位很快超越了函馆，但函馆因其在北方的独特地位，当地的西洋餐饮业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据1878年创刊的北海道最早的报纸《函馆新闻》的广告，可知在1879年4月开张的有“元祖西洋料理开成轩”，在1885年刊行的《商工函馆之魁》上可以见到“西洋料理养和轩”、“西洋料理店木村留吉”等的名录，考虑到函馆在当时只是一个人口数万的边陲小城，在明治前期已经有这样的西餐馆，也算是得风气之先了。

不过，在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前期，在导引包括西洋饮食在内的近代西方文化方面最具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恐怕要推横滨了。1858年日本与西方五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之后，横滨在翌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准确地说，当时被辟为口岸的是神奈川（当时的城镇名，不是现在整个的神奈川县，如今已是横滨市内的神奈川区）。但是，来到神奈川的外国人发现对岸的横滨村更适合做一个商港，便主要居住在横滨，当时的幕府出于防卫等战略上的考量，便决定将横滨作为对外开放的商港。于是，在现在的山下町一带，形成了一个外国人居留地。一开始西洋饮食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当地外国人频频举行的餐饮会，参加者也多为外国人，当地的日本人只是有缘见识了一些原先所不知的稀罕物。之后，居住在此的外国商人也常到居留地周边的地方去游乐，1860年，幕府为了迎合这些外国人，便将原先的一片沼泽地填埋改造成了一个青楼区（日语称为“游廓”，位于现在的横滨球场一带），将这一块地方命名为“港崎”，日常约有100名青楼女子（日语称为“游女”）供洋人寻欢作乐。当地最大的一家青楼名曰“岩龟楼”，在1861年绘制的《横滨港崎廓岩龟楼异人游兴图》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当时宴饮的场景，当时的屋内还是榻榻米的构造，餐桌也只是小矮桌，洋人不得不席地而坐，而桌上则多为大盘的肉食品。不过洋人们昼夜喧嚣的场景，使得当地的日本人颇为反感，洋人们的食物，似乎也并未引起当地日本人的很大兴趣。

这一时期，在东京等地也陆续开出了多家西餐馆。据1907年东京市编的《东京指南》一书的统计，截至1887年4月，东京市内共有西餐馆35家。最早的是1867年7月挂出店招的位于神田桥的“三河屋久兵卫”，而在此之前，已经在经营牛肉和西洋料理了。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东京的九段坂上富士见三番地也开了一家名曰“南海亭”的西餐馆，并且留存下来一份当时的菜单，得知当时供应的有汤、牛排、面包、咖啡等，而价格相当昂贵。有意思的事，在西菜的名称旁，都注有日文的解释，比如说“汤”相当于日本的“吸物”，以便于一般日本人了解和接受。在早年的东京，最有名的西餐馆大概要推最初1873年开业的位于京桥采女町上的“精养轩”，这里靠近筑地明石町的外国人居留地，开始时与其说是纯粹的西餐馆，还不如说是一家西式宾馆内的餐厅。那时候，东京市内肉类食品和洋酒还比较罕见，店里每天派了小童来往于东京和横滨之间采购食品。之后，于1877年在可以眺望不忍池的上野开出了一家分店，当年的《朝野新闻》曾经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称这是一家面向日本人的真正的西餐馆，“上野公园内的精养轩，昨14日开业。房屋均是西洋样式，进门处有美丽的西洋式装饰，屋檐前挂着很多灯笼，前庭有一片圆形的草坪，周边种植了万年菊。花园前供眺望的地方用芦苇秆围起，内设置了几张椅子可让人休息，头顶上方用绿叶覆盖，人造的藤蔓形成了一条甬道，边上挂了许多灯笼，实在是相当华丽。在屋内用餐，恰可俯视不忍池的景色，堪称一绝境。”今天的精养轩依然是东京著名的餐馆，不过原来的建筑已经不存，代之而起的是新盖的高楼，餐馆内供应的，除了西餐之外，竟然还有日本料理和中国菜，恰好是今天日本人饮食的一个象征。

那么，当时日本的西餐味道如何？这里有两份西方人的记录。一份是一个名叫克拉拉·惠特尼的美国女孩的日记。当时她随到日本来任教的父亲来到东京，刚抵达时，因住所未定，暂时在筑地附近的精养轩宾馆居住了两个星期。1875 年8月21日的日记中这么写道：“大家都说我们家做的菜要比精养轩好吃。精养轩的才是英国式的、法国式的和日本式的混合体，营养也不好，价格也贵。”还有一份是1885年作为法国练习舰队的舰长来到日本的法国作家皮埃尔·罗蒂所撰写的《秋天的日本》。罗蒂对精养轩的印象是：“房间里冷得要命，显得相当阴暗，那里一点也没有烧火的感觉，门就像夏天一样敞开着，……而且，菜一点都不热，相当难吃。”精养轩一直被认为是代表了日本高水平西餐的历史悠久的餐馆，在当时西洋人的眼中，却只有如此的评价，由此也可见当时日本的西餐，似乎还不怎么样。

西洋食物进入列岛后对日本最大的冲击就是始于奈良时代的肉食禁止令的瓦解。肉食的进入对于传统的日本饮食而言，无异于一场革命。它的过程也充满了有趣的波澜。

由出生于1864年的石井研堂完成于1944年的大著《明治事物起源》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文久二年（1862年）时，有一个在横滨住吉町五丁目开居酒屋的名曰伊势熊的店主，看着外国人吃牛肉，也想开一家牛肉店，于是便与妻子商量，妻子听后大惊，答曰如果这样的玩意儿也可以做买卖，那我就与你分手吧。后经人调停，决定将原来的居酒屋一分为二，一边作为普通的饭馆，由妻子经营，另一边则开设牛锅屋，由男主人打理。尝过了牛肉美味的顾客，渐渐都汇聚到了男主人那边，生意日趋兴隆，妻子见此，索性拆了中间的隔离。这段逸话未知真实与否，1862年的时候是否真的已有日本人开的牛锅店，现在无法细考，不过却也反映了一种人们对新事物将信将疑的时代风气。1871年，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神户也开出了第一家正式的以外国船员为顾客的牛肉屋“大井”。京都府劝业场于这一年在全国率先创建了一家畜牧场，以后在个通商口岸建起了规模不一的养牛场等，以满足对于牛肉的需求。

社会舆论对于促进肉食的普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早具有西洋经历的人士之一，他的《西洋衣食住》，也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饮食生活的书刊。以他自己的实际经历，他认为西洋诸国是日本仿效的楷模，而西洋诸国之所以强大，其原因之一是西洋人种高大，而西洋人种高大，乃在于他们吃肉和喝牛奶。恰好，明治三年（1870年），他患了一场肠菌痢，身体迅速消瘦，后来东京筑地的一家牛马公司向他提供牛奶，不久即恢复了健康，由此他更加痛感西洋饮食的合理性，于是在其主持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肉食之说》。文章从营养的角度慷慨激昂地论述了日本人肉食的必要性，并驳斥了以往的认为屠杀牛马残忍的说法，因为此前的日本人也屠杀鲸鱼，也活剖鳗鱼，也有鲜血淋漓，为何没有“秽”的感觉？屠杀牛羊与此无异。文章指出：“而今我日本国民缺乏肉食，乃是不养生的做法，因而力量虚弱者亦不在少数。此乃一国之损亡。既然已经知晓其损亡，如今又知晓了弥补之法，为何不施用？”此外，他又写了一篇《应该吃肉》，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述道，欧美人和日本人在体格大小上有明显的差异，“其原因的大部分乃在于日本人和欧美人食物的差异。欧美人食用人类最重要的滋养品禽兽之肉，而日本人则吃滋养不足的草实菜根，不喜好肉类。因此，即便在血气充沛的壮年，在劳动身心时也不如欧美人那么劲头十足，不仅如此，稍微上了年纪，便体力大减，顿显老态，而欧美人即便满头白发，却依然脸色红润，年届七十而不必借助拐杖，其差异真是何止天壤之别！”福泽谕吉在当时已经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鼓吹，应该有相当的感召力。

比起民间的舆论来，也许官府的政策和做法更为有力。其中最具有号召力的，是明治天皇的率先示范。其实，日本的上层早已知晓肉食的益处，宫内省自明治四年（1871年）11月起，就给明治天皇的每日膳食中配入了两次牛奶。1872 年1月24日，在明治政府官员的鼓动和安排下，时年20岁的明治天皇为了奖励肉食，自己对负责宫廷膳食的膳宰下令，这一天试食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报道此事，通过天皇亲自食用牛肉这件事，向全国昭示自天武天皇开始实行的肉食禁止令正式撤销，民众从此可以自由吃肉，不再有所忌讳。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872年的4月，政府还颁布公告，准许僧侣可以吃肉、蓄发、娶妻，竟然在寺院中也推翻了佛教的戒律。同时，政府为了增强军队将士的体力，于1869年率先在海军中将牛肉定为营养食物。在政府当局的上下推动下，食肉风气逐渐在全国蔓延开来。

大概在1870年左右开始，横滨、东京等街头陆续出现了面向大众的“牛锅屋”，供应的牛肉是用肥肉在铁锅底部熬出油脂，再将切片的牛肉放入锅内煎，烹上酱油，撒上葱花即可食用。这样的“牛锅屋”当然不能算西餐馆，但与传统的日本料理屋也迥然不同，最大的差异是之前被禁食的牛肉唱了主角。至1875年时，东京已经有牛锅店70家，两年后的1877年，猛增到550家。《东京新繁昌记》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牛锅店的场景：“肉店分为三等。在楼头飘扬着旗帜的为上等，在屋檐的檐角挂出灯笼的是中等，以纸糊的门窗充作招牌的为下等。都以朱红色书写牛肉两字，以表示鲜肉。锅又分成二等，用葱相配的称为普通锅，价三钱半；有脂膏擦锅的称谓烧锅，价五钱。一客一锅，供应火盆。”

日本食用牛的饲养历史虽然十分短暂，却在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口碑甚佳的地方牛。其中声名卓著的大概首推神户牛。神户在1867年开埠，以后逐渐有外国商船进出，形成了外国人居留地，神户也是西洋餐馆开设较早的地方，对于牛肉的需求产生了当地牛的饲养业和屠宰业。当时供应市场的牛，主要是饲养在六甲山北麓的三田地区的但马（现在与神户同属于兵库县）牛。这一地区距离伊丹和池田两个出名的酿酒地比较近，酿酒的时候在碾米加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细糠，此外当地还以制作冻豆腐出名，在豆腐制作中也会产生大量的豆腐渣，这些都为牛的饲养提供了丰富的饲料，因此当地出产的牛肉质细嫩，肥瘦得当。最初这些牛名之谓“三田牛”，后因当时这些牛大都在神户屠宰或是通过神户港运往外地，所以一般都称为神户牛。早在1872年，居住在神户一带的外国人就交口赞誉神户牛堪称世界第一，于是声名日渐隆盛，名播遐迩，其实未必是在神户本地产的，这就如同上海附近的阳澄湖大闸蟹，在日本都名曰“上海蟹”一样。稍后出名的还有生长在琵琶湖边的近江牛（也称江洲牛）和三重县的松阪牛等。其实，松阪牛最初也不是松阪本地出产的，它的源头还在于三田牛或但马牛，松阪牛生产者协会会长久保巳吉证实，松阪牛是购入兵库县但马地区产的雌性牛犊，再精心饲养三年后（其他地方的优良牛一般是两年）上市。现在的饲养条件是，用隔成一间间的瓦房（镀锌瓦楞板的屋顶室温不易控制）单独精心喂养，甚至还让牛喝啤酒，听轻松的音乐使其放松神经，从而使得它的肉质更加肥嫩，当然，其价格也要明显高于一般的日本牛肉，而现在的日本牛肉（日本称之为“和牛”），在总体上价格又要明显高于进口的美国牛肉和澳洲牛肉。近来神户牛肉受到了中国食客的追捧，上海等地出现了一批号称供应神户牛肉的餐馆，价格不菲，真假如何，当由食客自己来判断。

猪肉的传入，我放在中华料理这部分再叙说。

除了牛肉和猪肉等之外，明治时期传到日本的还有相当不少之前所没有的或只有零星传播的食物材料。1871年，为了引进西洋的作物和家畜，在北海道和东京设立了开拓使官园，试种或试养新品种，这一年在东京涉谷开设的第一和第二官园内就开始了各种农作物和葡萄、苹果等的栽培试验。另外据《新闻杂志》明治五年（1872年）第62号的记载，有一位姓津田的在东京三田自己的菜园里试种了牡丹菜（即后来的卷心菜）、天冬目（芦笋）等10种新的西洋蔬菜，结果出售获得了相当好的收益。同一年，政府在现在的新宿御苑开辟了试验场，试种自外国引进的作物，同时鼓励民间大量种植外来的作物，将种子分发给愿意试种者。新设立不久的北海道开拓使考察美国归来之后，于1873年出版了《西洋果树栽培法》和《西洋蔬菜栽培法》，竭力向民众推广西洋的蔬果。据明治十七年（1884年）刊行的《舶来果树要览》的图文记载，其他传来的作物还有西红柿、洋葱、各种卷心菜（当时写成甘蓝菜）、西瓜和南瓜。不过，其中的西瓜和南瓜都不是明治时代才刚刚登陆日本的，事实上，西瓜和南瓜在16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传到长崎，之后又通过琉球传到九州的南部，大约在17世纪后期就已经传到江户一带，19世纪时普及到整个日本，只是在明治时代又传来了经过改良的西洋南瓜，这在当时是稀罕物，所以还是将其列在舶来品内。此外，在明治时代传入日本、或者以前虽然有但品种明显不同的还有甜瓜、草莓、苹果、土豆、青葱、甜菜、花菜、西洋芹菜、荷兰芹等。

不过，有一样后来广泛种植并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蔬菜是来自中国而不是西洋，那就是大白菜。1875年，开馆不久的东京博物馆内陈列出了三颗来自中国山东省的大白菜，其中的两颗后来卖给了爱知县植物栽培所，当地就开始试种，结果怎么也无法结成球体状，于是就用稻草将其捆扎起来，终于培育出了日本最初的大白菜，后来，宫城县立农学校又开始了正式的研究，形成了今天日本的大白菜。

上述这些新的食物材料的传入，大大丰富了日本人饮食的内涵。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饮食内容，这里举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牛奶和面包。

日本还在大和政权的7世纪时就已经从唐代中国传来了乳牛和乳制品，上层的王公贵族有一个时期曾经饮用或食用乳品，但后来由于肉食禁令的颁布，产自于牛的乳品也很快退出了舞台，在日本销声匿迹了差不多一千年。随着肉食的复活，奶牛的饲养也渐渐在日本兴起。1871年，京都府劝业场最早在日本国内设立了畜牧场，并从美国旧金山进口了27头牛，请来了德国人作指导。这一年在东京涉谷开设的第三官园内，开始饲养奶牛、猪和马，将这边榨取加工的牛奶提供给宫内省，明知天皇就是自这一年起饮用牛奶的。为配合政府倡导饮用牛奶的政策，1872年山口县的国学家近藤芳树出版了《牛乳考》，向民众宣传说日本人很早就开始饮用牛奶，以前的天皇、贵族都是牛奶的喜好者，喝牛奶在西洋已经是一般人的生活习惯，毫无污秽可言。这一年，在京都最先开始了向普通家庭上门送递牛奶。1890年，东京的牛奶销售人员达到了404人，奶牛的头数超过了1万头。在东京等大城市，喝牛奶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如今，日本牛奶的品质可谓有口皆碑，尤其以北海道的牛奶最受欢迎，脂肪含量一般都达到3.6，芳香醇厚，口感绝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价格要低于中国市场上脂肪含量远低于3.6的国产品，在日元汇率走低的今日，一千毫升的北海道鲜牛奶，不到人民币10元，而这边“光明”的“优佳”，竟要卖到人民币25元，日本明治在中国生产的牛奶，也要20元一盒，价格倒挂如此巨大，令人在匪夷所思之外，实在是咋舌不已。

面包传入日本，并不始于明治时代，16世纪后半期，西洋来的传教士就曾携来了面包，稍后的长崎荷兰商馆内，当地的日本人也见识到了面包是如何烤制出来的，但是由于1639年幕府当局实行了严厉的锁国令以后，面包被视为与基督教相关的食品而遭到了明令禁止，直到近代日本的国门被重新打开以后。1868年，报纸上刊登了中川屋嘉兵卫的面包广告，这大概是日本正式制作面包的开始。在翌年的1869年，在东京的芝开设的木村屋、下谷的文明轩也是日本早期的面包店，值得一提的是，文明轩在1872年创制出了一种豆沙馅的面包，具有革新的意义。江户时代，日本的豆沙糯米饼或是豆沙馅的糯米团子已经比较盛行，文明轩的老板将这一日本人的创意运用到了面包制作上，创制出了豆沙面包，可谓将日本传统的工艺与外来的面包制作完满结合为一体了，更加符合日本人的口味。此后，东京的面包店逐渐增多，到了1877年，达到了10家，1882年达到了16家，1885年19家，面包也渐渐进入了寻常民众的食物之列，并逐渐从城市向乡村传开。1885年，日本海军的伙食中引进了面包，但陆军由于德国留学归来的军医总监森鸥外的反对，一直未采用面包作为主食。在19世纪，面包主要是法国和英国的品种，一战以后，美国的面包传入了日本，而二战以后，由于战后日本食物的极度匮乏，从美国大量运来的面粉制作的面包成了众多饥饿的日本人的救星，如今，面包已经成了日本人极为寻常的主食之一。1960年代以后，随着烤面包机的普及，面包登上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早餐桌，各色精美的西点面包店，比比皆是。

此外，明治以后从西洋传入的食品可谓不胜枚举。1873年在东京的若松町开设了一家名曰“风月堂”的果子铺的米津松造，购入了新式的食品机械，请了一个法国人来作指导，1875年在日本首次成功制作出了饼干。另据1878年12月的报纸《邮便报知》的报道，“风月堂”在这一年制作出了日本最早的巧克力，同时还在该报上刊登广告。有意思的事，当时外来的名词还较少使用仅仅表示注音的片假名，而是用了一个发音相同的汉字词语，曰“猪口令糖”，“猪口”一词日语中原本就有，指的是陶瓷的酒器或是盛放下酒菜的酒盅状食器，日本人见了并无怪异的感觉，中国人见了这一汉字词语大概会忍俊不禁。在明治年代，巧克力自然还是稀罕物，以后逐渐普及，战后日本巧克力的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有浓郁的可可和牛奶的香味，甜度适中，入口丝滑，“明治”公司等生产的巧克力已经打入了中国的市场，迷倒了一大批馋嘴的美眉，但是价格，较之日本本土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