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的缘起和流变

我第一次体验茶道，是1980年代初在北京的大学时代。其时教授我们日语的，有一对爱知大学来的夫妇，丈夫研究《红楼梦》，夫人则是一位富有教养、举止娴雅的淑女。有一次他们叫了我们几个学生至其下榻的友谊宾馆，演绎了一番茶道，并请我们品尝。但是那里并无真正的榻榻米房间，也没有正式烹茶的茶炉、茶壶等，因此印象有些疏淡。1991年初冬首次访日，来到四国高松市，游览了建成于江户时代的著名的栗林公园，其中在“掬月亭”这一茶屋风的建筑内，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风雅”的感觉。宽大的榻榻米房间，将隔扇和纸糊格子窗拉开，屋外就是有山泉流入的清澈的池水，远山近树，虽然在初冬时分显出了些许萧索，依然使人感到十分的清雅，心想，在此举行茶会，绝对是一件雅事。后来去广岛，在海湾的宫岛上，接待方让我们去了一家僻静的寺院（我不得记得是真光寺还是宝寿寺），在这里第一次体验了比较像样的茶会，或者说是茶道表演（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不恭）。那时对日本的茶文化几乎没有感觉，只觉得烹茶沏茶者动作迟缓，在榻榻米上的正坐（上身挺直、两膝着地）实在坚持不了多久。整个茶室内，大家默不作声，注视着烹茶者的一举一动，空气沉闷而有些无聊。传递过来的抹茶，颜色碧绿，味道则是苦苦的，还要装模做样地转着茶碗慢慢欣赏茶碗的设计风格和图案。当时不解日本人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品茶。

茶道这个词的诞生是相对比较晚近的事，它在当初被称为“佗（准确的日文汉字是‘侘’，亦可用‘佗’字）茶”，又被称为“茶汤”。“侘”在日文中的解释有三种，一是“烦恼、沮丧”；二是“闲居的乐趣”；三是闲寂的风趣。茶中的“侘”，主要取第三种释义。“侘”字古汉语中也有，意为失意的样子，现已不用。在日语中，原本也是失意、沮丧的意思，后来在连歌中渐渐演变为一种闲寂的美，与茶联系在一起，就使茶上升到了一种空灵的哲学境界。那么顾名思义，“佗茶”应该是一种具有闲寂情趣的饮茶文化。它是对“婆娑罗寄合”这种喧闹、奢靡的饮茶之风的一种反省和反动，甚至与室町幕府的将军所举行的茶会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新的饮茶精神不再追求豪华的楼宇、争赢斗胜的刺激和呼朋召友的热闹，甚至都不在意茶质的优劣和“唐物数寄”的排场，而是非常注重内心的宁静和愉悦，体现了对自我、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既比较完整地包含了日本人的价值观，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而这种新的饮茶精神的核心部分便是禅。这样的新的饮茶精神及相应的礼仪规范等大概就可以称之为茶道，日本近代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冈仓天心（1862—1913年）在用英文写成的《茶书》（The Book of Tea）中称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它不只是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了宗教、伦理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在日常的俗事中找到了一种审美的价值。“茶汤（或译为茶之汤，在日语中是日本茶道的代名词）是禅的仪式的发展”，“正是这种发源于中国的禅的仪式发展成了15世纪的日本的茶汤。”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茶道与禅宗的关系（冈仓天心还讲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日本茶道是禅宗精神在饮茶程式和礼仪上的一种表现。

茶道在日本的发生、发展和完成，主要经过了三个人的努力，一个是村田珠光（1423—1502年），是他首先创立了茶道，一个是武野绍鸥（1502—1555年），茶道在他手里有了很大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声名最响的千利休（1522—1591年），他最终全面建立了茶道的体系和宗旨，现在日本三大茶道宗派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派，都是千利休一脉的沿承。下面我对这三人的事迹作一简要的叙述，并且试图在叙述中阐明禅宗与茶道的关联。

村田珠光的生平，后世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史料，因此在很多方面显得扑朔迷离。他本人很少有著述留存下来，在他去世后，从他的弟子那里陆续传出一些他的事迹，其中难免会有些夸张和失真的部分。在早期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中，影响最大的要推山上宗二（1544—1590年）撰写的《山上宗二记》序文，根据此文的记载，珠光的父亲据说是奈良一个寺院里负责寺务的检校，他自己11岁出家到奈良的称名寺做和尚，称名寺是属于净土宗的，可他后来却到京都大德寺跟随著名的一休和尚（1394—1481年）去学禅。一休和尚是临济禅的高僧，犹如中国宋时的济公和尚，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中藏有一幅墨斋画的一休画像，虽着僧服，却是留发、蓄须，不同于一般僧人，他不循传统的礼法，狂放不羁，人称狂僧，却是独树一帜，对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观物察事，往往胜人一筹。一休赠送给珠光一幅中国宋朝僧人圜悟克勤的墨迹，作为入门的明证，后来这幅墨迹被珍视为茶汤开祖的墨宝。珠光大概在一休那里悟到不少禅的真谛，他尤其欣赏一休视富贵如粪土的平常心，他自己对当时的浮华世风也十分反感。他决心将茶事从奢华的世风中解放出来，而使其成为常人修身养性、提升品性的一种方式。总之，珠光后来被传为“佗茶”的创立者。珠光认为，不完全的美是美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一审美意识对日后日本人审美理念的最后形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武野绍鸥是室町时代晚期（又称战国时代）的茶人，他出身于侘的一个很有钱的皮革商家庭。堺位于大阪市以南，现在与大阪差不多紧紧相连了，作为一个商业和港口城市，它的历史似乎比大阪更悠久。15世纪后半期的应仁文明之乱后，它的商业和良港的价值凸显了出来，被作为与明代中国通商的主要港口，堺也因此而迅速繁荣起来。绍鸥原本的出身大概颇为卑微，借着城市的繁盛，家里的皮革经营也红火起来。市民阶层的兴起，也使得“茶寄合”，也就是茶会这一人们聚会的形式更为普及。其间，有一些学养深厚、具有一定遁世倾向的文人，喜欢在喧嚣繁闹的市井中，独辟蹊径，营造一处宁静安闲的栖隐地，即所谓的“大隐隐于市”。其代表性的人物有珠光的弟子宗珠。宗珠曾在京都的下京营造了一处茶屋，内有四帖半、六帖铺的小屋，而大门处则植有高松、水杉，墙垣洁净。绍鸥虽是商人家庭出身，却喜好文艺，年轻时钟情于一种叫连歌的上下联唱的日本诗歌，1525年他23岁的时候来到京都，拜当时极有名的文化人三条西实隆为师，在听他讲《和歌大概之序》过程中深有所悟，此时正是下京茶汤相当兴盛的时候，于是他在此学茶参禅，这一时期积累的学养日后在“佗茶”的营造中都逐渐体现出来了。后来他在京都营造了一处茶室曰大黑庵，脱去了珠光也未能摆脱的武家贵族讲究装饰的传统，茶室的“座敷”改为四帖半，墙面只是俭朴的土墙，木格子改成竹格子，去除了“障子（纸糊的格子门窗）”中部的板，地板只是稍施薄漆甚至只是原色，并且没有台子（用于摆放和装饰茶具）的装饰，他将枯淡美引入茶汤中，在将书院茶发展为四帖半的草庵茶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绍鸥后来又到和泉南宗寺跟大林宗套学参禅，从而开创了茶人参禅之风，最著名的是，他还提出了茶禅一味的主张，将茶与禅连为一体，或者说在茶中注入了浓郁的禅的精神，由此，在他的努力下，初步形成了一种极具禅意的、崇尚简素静寂的“佗茶”，可以说，这样的茶既淡化了幕府将军等上层武家“茶数寄”的贵族气，同时又将淋汗茶等庶民性的较为低层的饮茶习俗提升到了优雅、闲静的高度。

在整个日本茶道史上，千利休的名声最为显赫，他被看成是茶道的最终完成者，茶道在他手里，才最终成为一种道。与绍鸥一样，他也出生于堺，并且是绍鸥的入门弟子。他本来姓田中，千是通称，但后来他的子孙都以千为姓。不久他便在茶事方面蓄积了不浅的造诣。利休是一个在感性和悟性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人，在茶事的实践中，利休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佗茶”的理念和具体的程式。“佗茶”在利休那里的具体表现就是“草庵茶”。利休推崇的“草庵茶”，希望是一种出世间的茶，“将心味归于无味”，真的具有很浓郁的禅意。为了洗去讲究格式法式的上层武家茶会的贵族风，他把原先四帖半的茶室再加以缩小，一举改为2帖（不到4平米），以追求主客之间的更加近距离的交流。一直保存至今的京都妙喜庵的待庵，相传是利休的作品，从外观上看，实在是非常不起眼的一间小茅屋，而且没有门，只有一个低矮的躏口，人必须弯腰或屈身才得以进入，其目的是让人有一种紧张感，以拂拭人的世俗性或日常性，来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利休的生前，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人们深深感叹生命的无常，人生的无常，于是就有了利休的“一期一会”之说，意为人生如萍水，相逢是一种缘，此次相会，不知何时再能重聚，因此要珍惜偶尔一次的相会。后世利休的继承者，往往都将他抬举得很崇高，但利休本人虽然对禅具有较深的参悟，却似乎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当时的一代枭雄织田信长（1534—1582年）旌旗浩荡长驱直入京都之后，利休就有意亲近信长，信长便起用他担任茶头。信长其实只是一介武夫，在获得了地盘金银之后，也开始仿效足利义满等室町幕府的将军，对中国传来的各种文物珍品颇为垂涎，在大肆收集之后，也不免附庸风雅，召集些茶人，举行几次茶会，同时展示自己收集的珍奇宝贝。1582年信长在京都本能寺遭到部将的袭击，自杀身亡，不久另一个枭雄丰臣秀吉（1537—1598年）率兵崛起，平定了天下，于是利休又成了秀吉的亲信，担任了他的茶堂。1583年，丰臣秀吉建成了大坂城，并在城内建造了名曰“山里丸”的茶亭，取市中的山里之意，似乎多少有些利休“草庵茶”的意味，但丰臣秀吉显然无心追求“闲寂枯淡”的境界，他更在意称霸天下的权力和炫目辉煌的排场，于是1586年在宫中小御所内营造了贴满了金箔的黄金茶室，里面装饰了纯金打制的一套台子茶具。在1587年10月于北野天满宫举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茶会中，利休等人是主要的角色。秀吉这个人物犹如中国的曹操，既有雄才大略，猜疑心也很强。利休受到了宠信，也就有了些狂妄，1589年在为其亡父做50年忌的时候，出钱在大德寺山门上增建一层，并在楼上安置了自己的木像，这不免引起了秀吉的猜忌，于是下令利休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堺，并对利休的行动处处加以限制，利休终于意识到自己触怒了独裁者，但他不愿意请求秀吉的宽恕，于是在70岁时悲怆地自刃身亡。利休一生浸淫于茶事中，也有了很高的修养，留下了不少足以供后人学习的言行，最终却未能看明白世态炎凉，心境不能完全平静，时时有浮躁之举，说来也很有些讽刺意味。对此，茶道史研究家林屋辰三郎评论说：

“据说利休是茶道的集大成者。但是连利休也未能完全贯彻他所主张的佗数寄。也就是说是一段败北的历史。确实，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说他是秉承了珠光以来的传统并将其集大成。但从现实上来说，可以说彼此并非一脉的黄金茶压倒了他的佗茶。（中略）我即便认可利休是佗茶的集大成者，但并不认为此后的茶道史就是这一流的单传史，准确地说，秀吉的黄金茶，也与之共生共存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由于秀吉这一流与权力相结合的茶，在近世（日本史上一般指1603—1867年江户时代）获得了出色的发展，而且号称是利休门下的人，也发展出了可称为大名茶的这一流谱系。”

这一段评论是比较意味深长的。

茶道文化在江户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第一个标志是诞生了沿承千利休一脉的“三千家”、以古田织部（1544—1615年）为创始人的“织部流”和以小堀远州（1579—1647年）为始祖的“远州流”等影响深远的茶道流派，并形成了以茶道为中心的演艺方面的所谓“家元”（也许可以译为“宗师”）制度。“三千家”产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1578—1658年）。利休自刃后不久，秀吉也因两次出兵朝鲜而身心疲惫暴病身亡，于是其子孙决心继承先人遗志，振兴“佗茶”一流的茶道，其中贡献最大者，便是千宗旦。宗旦追求“佗茶”的极致，摈弃一切豪奢和浮华，潜心于心灵的修养，他在1648年在京都建造的“今日庵”，仅有三平米左右，窄小素朴，为其晚年的隐居地。他拒绝了江户幕府请他做茶道示范的邀请，比其祖父更为彻底地坚持了“佗茶”的精神。此后，宗旦的第三个儿子宗左继承了利休的茶室“不审庵”，自立门户，因其居住在上代传下来的屋产的外面部分，因而这一流的茶道称为“表千家”，又称为本家。而宗旦的第四个儿子宗室则继承了宗旦的“今日庵”，又自立一流派，因其居所在传统老屋的里面，称为“里千家”。宗旦的另一个儿子宗守则自己创建“官休庵”，严格遵守宗旦的家风，这一流被称为“武者小路千家”。以上就是日本茶道界影响最大的所谓“三千家”，名义上，都遵奉千利休为始祖。如今，以“里千家”的势力最为兴盛。另外，每一家的历代“家元”即宗师或曰掌门人，都沿袭最初创立者的名号，以体现其一贯性。现在这一“家元”制度已经扩展至花道、剑道及其他各类传统的演艺界。

严格地说，在千利休手中最后完成的茶道是日本本土的产物，虽然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文化明显的影响。中国古代对茶的种种讲究，还只是一种茶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茶道，倒是明代以后，随着叶茶的兴起，在江南一带，饮茶染上了浓郁的文人趣味，在茶具的选用和饮茶的情趣上，更多地与琴棋书画融为一体。但这种由饮茶体现出来的文化情趣依然不能归之于茶道。虽然日本的茶道在形成的过程中明显地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痕迹，“唐物数寄”推崇的就是中国的书画，茶具的种类和样式也沿袭唐宋的物品，禅宗的精神更是直接来自中国，但将禅与茶连接在一起，在茶中寄予了人生的哲理，并通过茶来透现出比较完整的审美意识，显然是日本人的创造。茶道形成之后，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从茶庭的设计、茶庵的营造、茶室内的格局和装饰、茶具的选用到点茶的方式、茶礼的制定，都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缜密细致的规范，乃至于有《山上宗二记》、《南方录》、《宗春翁茶道闻书》和《茶道旧闻录》、《茶汤古事谈》等多种茶道经典的问世，“敬、静、寂、和”的茶道精神的确立，都说明了日本的茶道有自己的源流。

不过，对于日本的茶道也不必过于溢美。自它最初起的“婆娑罗寄合”到室町时代的将军的茶会乃至于江户时代的“大名茶”，或者说是后期富裕商人间盛行的各种茶会等，都染有浓厚的物质色彩和游乐消遣的成分，通过茶道的形式来修养生性、砥砺品性、感悟人生的自然大有人在，但仅仅将其视作友朋间的交游形式、甚至借此炫耀摆阔的人也为数不少。即便标榜“敬、静、寂、和”的三千家等，也存在着将千利休等过于神圣化、茶道的演示方式过于程式化以及对于茶具等形式性的东西过于讲究的弊病，反而容易丧失“佗茶”本身的真精神，把握不当，便易误入歧途。

除了用于茶道的末茶之外，江户时代中期起，人们日常饮用的茶的种类乃至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唐代茶的形式主要是饼茶，饮用时碾碎放入沸水中煎煮，宋代基本沿袭唐的习俗，进贡给朝廷的为龙团凤饼，简称为团茶，饮用时将茶碾成粉末放入茶碗内，注入沸水后用茶筅击点。荣西时带回来的习俗基本上是宋的饮茶法，即将饼茶或团茶碾成碎末状再加水搅匀后饮用的，也可以称为末茶，因此日本镰仓和室町时代流行的应该也一直是末茶或曰抹茶，虽然现在茶道中所烹煮和饮用的也是末茶，但人们一般饮用的茶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一转变与中国直接相关。

中国到了元代开始出现了采用蒸青法的散茶或是叶茶，但未普及，到了明代后，情形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嫌饼茶或团茶太费功夫，下令停止团茶的制作，全国普遍推行散茶或曰叶茶，开始时还是蒸青法，后来为保持茶香，而改为炒青，明人许次纾的《茶疏》中就已专门立了一章《炒茶》，这一制作方法一直延续至今。明代中叶以后，散茶或叶茶也以各种途径传到日本，其中重要的一条途径是江户前期的1654年中国的隐元和尚在将黄檗宗传到日本的同时也将散茶的炒制法和饮用法带到了日本，京都的万福寺当时就成了煎茶（日本为了区别传统的末茶，将新兴起的散茶称为煎茶）茶艺的传播中心。江户中期（18世纪），有一个叫高游外（本名柴山菊泉1675—1763）的卖茶翁，青壮年时曾多次出入万福寺，受煎茶的影响甚大，晚年在京都的东山营造了一所通仙亭，专营卖茶，由此集聚了一批讲究趣味的文人，也借此传播了中国的文人茶。卖茶翁去世后，人们在万福寺天王殿的南面建立了一家卖茶堂以祭祀他。卖茶翁晚年时，大阪出身的大枝流芳写了一本《青湾茶话》，这是日本第一部论述煎茶的著作，卖茶翁自己在74岁时也著写了一部《梅山种茶谱略》，论茶谈艺。随后，在文人中间对末茶的批判之声渐起，煎茶一流的茶道也慢慢兴起，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是花月庵田中鹤翁（1783—1848），对煎茶制定了一套礼式，融入了较多的文人趣味，由此开创了煎茶道花月庵流，一直流传至今。如今，日本人只是在传统的茶道上仍使用末茶，而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饮用煎茶（即冲泡式），只是茶的制作，还是中国明代初年的蒸青法，而不用炒青，蒸青的茶叶也碾得比较细碎，泡茶时不将茶叶放入杯中，而是另置一茶壶（日语称急须），在壶口备一过滤网罩，茶叶放入后，再将沸水注入，因此汤色青碧，但茶香不如炒青，这也是现代中日两国在绿茶饮用上的一个比较显著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