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政治科学家认为，无论如何对社会阶层结构进行衡量，社会地位高的人总是比地位低的人更有可能参与政治。[45]但是这种观点也并非适应所有社会成员，因为很多因素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独立性及积极性等都与个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有密切联系。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族的政治参与率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教育对公民参与政治的影响
考察民主国家中公民政治参与率情况，就会发现教育对政治活动的一系列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教育能够或多或少地促进与政治活动相关的读写能力的发展；通过在组织化背景中处理政府和政治的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可以鼓励公民形成一种责任感，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使命感。教育还会间接影响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例如那些高学历者更有可能要求高工资的工作，并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在工作过程、教堂活动和自发组织中发展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才能，等等。除此之外，教育被认为是降低成本、提高选举意义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包括提高对政治等因素进行了解的认知技能，从参加选举中得到满足感，帮助人们克服存在选举过程中的官僚主义障碍，等等。[46]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了教育对参与政治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从批判的角度研究了教育对移民选举的影响，也许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参与选举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关键性问题，即教育与参与选举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是由选择偏见造成的，教育程度并不影响个人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例如，个人的家庭背景可能会同时影响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倾向及其受教育程度。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忽视选择性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将会产生偏见性结果，因为其他影响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教育，而且与其他隐形因素如家庭背景有关系。史蒂文（Steven Tenn）分析结果表明，具有一定教育的程度确实对参与政治活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额外的受教育时间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很小。这种分析结果与选择性偏见解释是一致的，即未被注意的因素同时对教育选择和选举结果产生影响。斯蒂文的解释是，一种教育环境而并非个人的受教育时间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他并不认可公民教育理论。[47]在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问题方面，教育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表面看，教育的确发挥了启发民智、彰显民主的作用，但是如果结合其他因素分析的话，教育的作用被无疑放大了，可以说教育同政治参与度一样，实际上也只是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而已，并非像其表现的那样如此具有影响力。
2.不同种族间政治参与率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族裔参与政治活动的比例不仅没有趋于均衡，反而呈现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如将2010年与2006年选举进行对比时发现，2010年各族裔之间参与选举的比例差异更大，与2006年相比，拉美裔和亚裔的参与率甚至呈下降趋势，远远低于白人和非裔的参与率（见图5.7），而且教育对不同族裔参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
图5.7 2006年与2010年各族裔参与选举的结果[48]
首先，教育对不同的种族群体的影响不同，尤其在美国白人和其他族裔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他们参与选举的比例看，2010年有资格参加选举的拉美裔、白人和非裔的比例分别达到31.2%、48.6%和44.0%。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对在促进非白人移民参与选举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小。换句话说，教育程度的高低对美国白人参与政治活动程度有较大的影响，而对少数族裔来说影响并不突出。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活动存在种族差异问题。以亚裔为例，这一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其他少数族裔甚至白人，但是他们的政治参与率相对于教育水平来说不增反降。对此现象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亚洲移民通过自我选择进入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专业技术人才，但由于所在国家本身条件限制，造成其政治意识不强，民主实践、经验都很少。另一种解释是，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遭遇种族歧视造成他们对所谓的民主政治信心不足。因此，他们宁可选择通过向其后代投资教育的方式改变主流社会的歧视态度，并以此作为个人和家庭获得经济成功的重要手段。因此，与教育相关的不同理解和动力导致了不同种族群体的不同社会化进程以及对政治活动的不同态度。但在很多时候，少数种族群体也认识到，仅仅依靠教育不可能解决移民适应美国社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图5.8 2005年各族裔参与选举的可能性趋势[49]
其次，各少数族裔间不同教育阶段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从不同教育水平回报率过程可以看出，种族特性的影响开始显现，图5.8可以看出在目前的选举系统下各种族的移民群体所受教育和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初级教育水平阶段的少数种族，其参与选举的可能性跟白人几乎一样高，但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非裔参与选举的可能性超过了亚裔、拉美裔，跟白人参与水平达到一致。尤其值得注意是亚裔这一群体的参与选举的特殊性，对学历水平低的那部分群体来说，亚裔比非裔、西班牙裔参与选举的可能性都低；而且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亚裔与非裔之间、亚裔与白人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所有教育层次上，亚裔和拉美裔的参与率也一直存在差距，也就是说高教育水平并不必然导致高政治活动参与率，也许其他因素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历史问题等在其中发挥着更大作用。非裔参与选举比例如此之高也值得注意，或许可以从国家政策层面寻找答案。随着枟民权法案枠（Civil Rights Acts）和枟选举权法案枠（Voting Rights Acts）的提出，美国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联邦政府和地方反种族力量采取很多措施，致力于取消种族障碍，保障全民参与政治活动，尤其针对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非裔。因此，随着教育程度对非裔参与政治活动中限制的逐渐消失，低教育水平的非裔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50]
第三，受教育国家不同导致了移民政治参与率的差异。一般而言，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移民政治参与率较低，即教育的区域差异导致移民参与政治程度的差异。仍以亚裔为例，虽然教育对拉美裔的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力超出平均水平一倍，但对亚裔的影响则不那么明显。尽管无法衡量在美国之外接受教育的数量，相比较而言，在国外获得学位的亚裔数量多于拉美裔。一方面，美国教育更可能强化国民标准和美国民主系统中所特有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这也是受美国教育的移民参与政治活动较为频繁的原因，即使这种理论和解释并不适应于所有少数族裔群体，但是也是研究此问题的重要视角之一。[51]从这方面也可以解释亚裔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并未像其他移民群体一样，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了。
3.议员的教育水平和种族分布差异
首先，从种族与职业分布状况来看。通过对美国政要组成部分的分析可以更直接、更明晰地看出教育对移民参与政治的影响结果。在第112届（2011—2012年）总人数为539人的最新一届议会组成中（见图5.9），白人占绝对优势，达到450人，其比例达到83.49%；非裔为44人，占议员总人数的8.16%；拉美裔31人，占总人数的5.75%；亚洲—太平洋岛屿裔的人数为13，占总人数的2.41%；印第安土著只有1人，不到0.2%。相比较非裔、拉美裔的众多人口来说，其参与政治的比例明显太少[52]，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地位明显低于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所谓“人微言轻”。除此之外，议员的身份也与特定的职业密切相关，从事法律、商业等工作的群体成为议员的可能性更高一些。例如在112届国会中，参议员中从事法律专业的议员占多数，接下来是公共服务和公共政治职业，第三位是商业职业。众议员中，商业为第一职业，其次为公共服务或公共政治，最后是法律等相关职业；[53]而那些从事法律等相关职业的人就任议员的可能性更高。
图5.9 第112届（2011—2012年）539人的国会议员中各族裔的比例分布
其次，从受教育情况看，第112届的议会人员中绝大部分人拥有学士学位（国会人员的比例为92%，参议员的比例为99%），与三十年前的第96届（1979—1981年）议会成员教育程度相比，第121届议员的教育水平没有太大变化（见表5.1）③。
表5.1 第96届与第112届议员学历水平分布
其中高中毕业学历议员人数的减少只是因为随着教育大众化进程，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并非议员资格标准提高的结果。议员中本科人数比例下降，更多议员的学历集中于硕士水平。拥有博士学历的参议员人数为零。由此可见，到了一定的教育层次，更高的学历水平并不能增加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在此阶段，教育只是扮演了“看门人”的角色，只要通过这道门槛，其他因素如财富拥有数量、专业水平、社会声望、职业类型等因素就开始占据了重要地位。据美国枟今日美国报枠和美国“响应民声政治中心”最近对国会成员2010年的财产申报进行分析之后发现，美国国会中11%的议员属于1%的超级富豪，有250名议员的净资产超过百万美元。另外，大约57人（比例约为11%）净资产高达900万美元以上，属于美国财产最多的1%的人口。[54]的确，要真正参与政治、掌握国家机器，教育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做保障，无论美国当地人还是移民，都最多只是“重在参与”，至多成为各议员争取选票的砝码而已。尤其对移民来说，除了教育水平、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以及经济资本外，要想获得不仅仅是参与选举的权利而是更好的掌握话语权，恐怕需要其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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