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2012年度课题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编号：qxy1212】
江昀 傅斌
摘要：本文以四川北川羌族为例，从社会学和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视角，运用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全面分析了信息社会化背景下的羌族社会的财富观，即勤俭节约，细水长流的财富观；精神消费重于物质消费的财富观；先神灵后自己的财富消费观；反对资本积累的财富观及其表现方式，揭示了羌族社会的民众可能和我们拥有不一样的“经济学”和财富观念，羌族的财富观念是羌民族文化的内核，也是信息社会化背景下羌族社会相对稳定的文化要素这一规律。
关键词：信息化社会；北川羌族；财富观
为什么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面貌的工作如此之难？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商品经济意识落后，市场观念不发达，是主要原因。但是，当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经常看到一些“非理性”的选择时，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于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人们宁愿参加传统祭祀活动，而不愿意参加一些经济建设活动，像架设电杆，尽管人们知道架电杆对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有好处。人们辛辛苦苦挣了钱，养了猪牛，却不是卖了赚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或者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更愿意杀了让大家平分共食。这些的现象说明，在少数民族社会，有可能存在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的经济价值观念。尤其使我们迷惑不解的是，在当前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背景下，各类市场经济信息通过大众媒体，基本覆盖了少数民族的村村寨寨，少数民族公众难道对此无动于衷？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了北川羌族自治县。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显示，大众传媒仍然是羌族社会文化发展的推进器，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羌族的社会文化已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但是，在北川羌族地区，与其他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相比，大众传媒对羌族财富价值观的影响是缓慢的、渐进式的、甚至是不明显的。这是由于，作为现代化社会设置的大众传媒，在改变公众的社会观念的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保护性阻碍。价值观念是任何一种文化中的内核，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大众传媒虽然在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中有一定的作用，但仅仅改变其传统文化的表层部分，一旦遇到“文化内核”保护性防御，它就无能为力了，这是传播学“有限效果理论”成立的重要文化依据，媒介在北川羌族地区的传播效果，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因此，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希望少数民族通过媒介传播的现代化市场信息，有效率地生产财富、积累财富时，他们并不为我们的希望“买单”。我们的希望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失败的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少数民族群体可能和我们拥有不一样的“经济学”和财富观念。这恰恰就是民族文化的内核，也是信息社会化背景下相对稳定的文化要素。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四川北川羌族的案例分析，揭示并印证在相同的信息社会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之间的财富观念不同，因而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结果。
一、勤俭节约，细水长流的财富观
在我们调查的北川羌族县青片乡，尽管市场经济信息像冬天的雪花一样飘落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但这里的羌族依然十分注意节俭。人们普遍认为“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他们坚信“节俭才能变富”的道理。由于北川羌族长期生活于山林之中，一直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羌族人就有着求俭的消费观念。在物质生活相对简单的条件下，羌族并没有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俭朴的物质生活相适应，他们追求宁静、和谐的精神世界。可以说，他们希望在更高的需求层次上去寻得满足。虽然羌族对物质的欲望相对低下，但羌族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能被简单看作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羌族对物质的欲望的简单，导致他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生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睦共存的简约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绿色生存的理念，却是我们现代人切身体悟和苦心追求的理想彼岸。自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以自身行为体验“精神感受高于物质感受”生活追求。在现代社会中，宁愿舍去物质的奢侈，去实践崇高精神追求的人并不少见。然而，在羌族社会中，解放前基本处于“计口而耕，度身而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以及由此而生的消费观念，至今依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在平时生活中，人们注意节俭，普遍信奉“有多用多，有少用少”的原则。
北川羌族的勤俭节约，物质欲望淡薄的消费观念，究其原因，存在两方面的限制因素：
一方面是生存环境和谋生手段的限制。羌族村寨位于高山河流之间，周围是高山峡谷，地形复杂，耕地面积狭小，土地资源本来就有限，再加上不断繁衍的人口，农业陷入人地矛盾的困境，市场经济的需求难以实现。市场经济如果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那就需要高素质的社区成员。村子里成年人中文盲率也很高，30几岁的人都不识字，现在18、19岁的孩子很多都己经辍学。在调查期间笔者发现，大多数村民不重视教育，认为孩子早点挣钱比读书实惠得多，再加上羌族地区本身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先进的主流思想观念被接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财富获取的艰辛，长期俭朴的生活使人们形成了崇俭抑奢的消费观念。
另一方面，羌族勤俭节约，细水长流求的消费观其实是一种文化控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设定，规定并限制个人的需求。这种文化约定，规定了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表达个人要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超过这个范围，个人的要求就会被视为浪费和奢侈。社会将按照这个标准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人们一旦接受了这种标准，就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物质是充足还是欠缺。在北川羌族中，简朴的生活观念也是人们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一部分。即使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其他羌族地区，也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勤俭节约。对简朴生活理念的信仰有助于维护互助、共食的传统，从而保持这些民族社会和文明的存在和延续。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文明都要解决一个问题：生产财富的目的是什么？生产财富在任何一个文明中都不是终极目的。怎样使用或消费财富是财富观念中的根本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消费不只是对财富的最终使用，消费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关系方式，是社会系统行为和总体文化的直接反映，我们的整个文明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对于北川羌族社会而言，消费同样是文化建立的基础。
二、精神消费重于物质消费的财富观
北川羌族人在平时省吃俭用，是为了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安排的更加体面。例如，羌历年是羌族人民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一般五天至十天。古老的羌历是十月太阳历，每至十月初一为新的一年开始。收获已毕，皆杀猪宰羊庆祝丰收。羌历年主要活动有祭天神、祭牛神，以祝祭降福、禳灾庆吉。同时各户还要各自祭祀礼拜，还要饮酒、轮流宴客（以寨为单位），跳沙朗舞，举行各种欢庆活动。在这些庆典活动中，每一户羌族人家都有一种让“全村看得见”，生怕“落于人后”的心理，深究之，富有炫比也是人类的一般经济心理。人们为什么要追逐财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61页。】中认为，人们追求财富并不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和快乐。
在羌族社会中，祭山会也是一种重大的精神消费，他们以寨为单位进行，从农历三月至六月日期各不相同，较普遍为四月十二。一般在村寨附近神山的神树林举行，男子和未婚妇女参加，他们身着盛装，携各类精美节日盛宴酒食，牵牛、羊、鸡等活畜上山。祭礼由年长威重者主持。祝词颂毕，杀牛、羊、鸡献天神、山神、树林神，燃柏香枝，然后再颂吉祥词，并集体还愿许愿，再给各自许愿还愿，此仪式需长达几小时乃至一天，众人皆叩拜不起，惟有主持者可以活动。最后盟誓村规民约、祖宗传统后，集体呼号，鸣枪欢呼，欢宴唱歌跳舞直至尽欢而归。所余食物平均分配给全体人员。
祭山会无疑是羌族生活中最大的一笔消费。据笔者在西纳村的调查，全村共有人口560人，在2012年的祭山会上共消费的物质资源，折合人民币51000元，平均每人支出近100元。如果按照一般人的经济标准来说，自然成了无谓的消耗了。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祭山会不仅是一种竞赛性的消费方式，也是羌族劳动工作的发动机，是一种激励机制。人们把劳动创造的财富用于祭山会，正是祭山会所获得的荣誉，促使人们努力的工作。可以说，祭山会是羌族社会欢乐和平生活之所以维持不断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调节器。它既维持了经济的循环，激励了财富创造，又在财富的分配上，使贫富之间趋于平衡，从而使羌族村寨没有分化和分裂，成为人们称颂的“世外桃源”。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北川羌族社会中，精神消费重于物质消费的财富观，不是一种简单的庆典消费行为。财富的一个重要属性，是排斥其他人对物品或资源的占有权力，换句话说，财富是社会阶层和权力分化的标准。财富给予某个有能力授予或否决取得资源权力的阶级，因此财富成为名望和权力的“经济”基础。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追求财富动机的背后，是获得社会的尊敬，以及通过宗教消费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在羌族社会，如果占据的财富没有达到某一标准，就会受到人们的歧视而伤及自尊心，因为社会的尊重，往往是自尊心获得的基础，这也是羌族社会视精神消费重于物质消费的重要原因。正是对自尊的需求和追求平等的愿望，才使人们积极投入生产。所以，北川羌族以庆典为中心的精神消费，是成员之间彼此获得尊敬和平等权利的群体社会活动，它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一般的物质消费。
三、先神灵后自己的财富消费观
以羊祭山是古羌人的重大典礼，在北川的羌人活动地区，羌民所供奉的神全是“羊身人面”，视羊为祖先。如今的羌族地区，仍然存在许多视羊为血缘关系形式的崇拜。在羌人的日常生活中，羌人喜欢养羊、穿羊皮褂、用羊毛织线，祭祀活动中常用羊作祭品，羌族少年成年礼时，羌族巫师用白羊毛线拴在被祝福者的颈项上，以求羊神保佑。羌族巫师所戴的帽子有两个角，是用羊皮制成的，巫师所持法器，也全是用羊角、羊皮、羊骨等制成。传说羌族在向岷江上游迁徙途中，羌族巫师劳累过度，昏昏入睡，他们的经书掉落在地上被羊吞吃，后羊托梦给羌人说：“我死后，可将皮做成鼓，敲三下，经书就会道出来。”由此可以看出，羊被羌人赋予了高于巫师的地位，甚至成为了羌族文化的神圣传承者。羌人死后，要杀一只羊为死者引路，俗称为引路羊子。羌人认为，死者的病都可以在羊身上反映出来，杀死羊子后要寻找死者病根，并认为羊为人的一半，他们将羊血洒在死者手掌上，意为人骑羊归西。在一些羌族地区，还有用羊骨和羊毛线作占卜的习惯，以预测吉凶。
对北川羌族民众来说，宗教活动是其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和宗教一起诞生的。宗教不仅为原始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信念。在早期人类中，在很长的时间里，宗教是人类唯一的精神支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注：许亚非、温宁军、杨先明：《民族宗教经济透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页。】即使现在比较发达的少数民族，宗教生活也在其精神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北川羌族中普遍存在着万物有灵与神鬼崇拜、祖先崇拜的宗教意识。羌族每个村寨的山后都有一片神树林，被视为山神之所在。神林禁止砍伐，也不能在其中放牧和割草，村寨定期进行化祭。
羌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和信仰与他们在自然界缺乏安全感有关。他们认为，人类无力和大自然相抗衡，同时认为自然界是有神灵的，只要能得到神灵、祖先的保佑，实现人和神灵的沟通，人就能够免除灾难，得到佑护。人和神灵、祖先的沟通自然离不开财富的敬献，按照人类的思维，对自己有重要价值的财富对于神灵和自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在生产活动中，对能够产生灾害的风、水、雷、电、虫等可能成为祭祀对象。例如，若遇天旱，羌族民众便举行搜山仪式，祈求降雨。届时，禁止人们上山进行打猎、砍柴、挖药等活动，违者将受谴责或遭痛打。若仍不降雨，再到高山之巅，用鸡、酒和茶献祭，祈求雷神降雨。通过祭祀和向神灵敬献财富，北川羌族的群众获得一种生产、生活中的安全感。
北川羌族的宗教消费是一种善行，通过积德行善，人们能够得到自我解脱。因而向神灵贡献财富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盛宴，更是羌族人的人生盛宴。据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北川羌族村寨里，平均每人一年中参加宗教活动一个月左右。老年人约33天，壮年人20天，青年31天。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去看，这也是一项极大的劳动浪费。羌族人一年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花费在供奉神灵与做佛事上。在经济收入比较少的情况下，人们宁愿拿出大量的财富去做宗教仪式，用于宗教消费，而不计较经济后果，这和他们对于完美人生的理解有关的。他们希望在神灵的佑护下获得更多的财富，而且下意识地认为，神灵也和现实中的人一样，不会无偿保佑人们，因此必须对神灵供奉财物。
羌族社会中，除了像打油火、踩铧头、羊髀骨卜，这些为了家庭个人治病驱鬼这样一些活动外，北川羌族社会中的主要宗教活动都有社会化的特征，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他们的各种宗教消费活动，不只是限于信仰方面，还涉及教育、娱乐、医药、以及公共集会等内容。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财富用于神灵，其实就是将自己的血汗奉献给羌族社会。在祭神灵的仪式中，个人和社会打成一片，不管他原来是有权势的人物还是最普通的村寨成员，他都一样得到社会的尊重。在宗教消费中，往往伴随着社会性的集会活动，年轻人籍此互相认识，结识爱情、友情。人们一起动手，帮助操办各种仪式活动，感觉大家是为一个目标服务，社会由此得到整合。另外，多者多献、少者少献的宗教消费，削平了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异。在许多北川羌族家庭中，都存在这种现象，虽然宗教消费消耗了人们的积蓄，使已经富有的家庭重归于平实，但是，这种社会规则，使羌族社会内部的差别减少，使村寨之间、民众之间更加团结。
四、反对资本积累的财富观
财富的积累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从逻辑上讲，财富最终是要被享受、消费或者自然毁灭掉的。如果财富不能为人们提供享受，或者没有用它来满足人的需要，那么财富就失去了价值，也就不成其为财富了。
在许多学者的眼里，羌族社会是一个不重视资本积累的社会，其经济发展沿用重消费轻积累的自然经济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在当今信息社会如此发达的背景下，羌族社会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恪守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有其内在的主客观因素。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即时型消费。在北川羌族社会，大部分人家一旦有了钱，马上就去买罐头、买酒请客。除了粮食采用简单的一次性储藏外，肉类、蔬菜都随时消费掉。客观上讲，即时消费的观念和地理、气候有关系。在炎热地区，存放肉类容易腐败，摸索贮藏食物的方法成本也很高昂，成功的概率也小。另外，一般在气候温热地区，物种丰富，植被覆盖率高，可食用的物产比较丰富，食物获取相对容易，时间和劳动成本较低，生存压力不大。因此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看，在食物的积累储存问题上，即时消费是一种有效的生存方式，是符合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原则的。
2.祭神与宗教消费。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消费是非理性的，因而称其为非正常消费。非正常消费经常被认为是缺少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烟、酒、祭鬼消费在北川羌族中极为普遍，过去如此，现在依然旺盛。我们对北川羌族—西纳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85%的人每年请1-2次神灵，通常的祭神活动每次开支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平均花费为每年817元。在家庭年均收入不算高的民族村落，用于请神灵的家庭支出与食物开支普遍并列，占据家庭开支的首位。这在北川羌族地区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消费现象，甚至高于藏传佛教信仰地区的经济开支。在这些活动中，往往具有规模不等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聚会，而这种聚会可以增强亲友和社区间的联系，增强民族和自我认同，同时在祭神活动中的唱、跳、角色转换等仪式，具有很强的现代文化所不能替代的精神作用。传统习俗、道德和信仰上的多样性文化资源，恰恰是现代社区发展所缺乏的资源，也是整合现代民族社区以及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因此，简单地视之为非正常消费是不恰当的。
3.缺乏财富欲望的观点。以采集维持生计的羌族人，习惯于采得多就多吃，采得少就少吃。实际上采集经济是流动的经济，其特点就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储蓄多恰恰可能成为采集经济的累赘。如果在多数情况下，比较容易地获得新鲜食物，人们为什么还要储存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羌族只求自给自足，一年的产品够得上一年的需要，己是心满意足。因此，羌族百姓耕种并不努力，农园不求增垦，耕作技艺也不求改进。大好的土地，多系一片荒野的区域。虽然羌族普遍缺乏财富追求的欲望，但对于金银财宝和牛羊仍然是他们追求财富的标志，而对于粮食，够吃就行了。他们挣钱不是用于自己消费，也不是用于接着生财，而是“敬献祖先和神灵”。他们献给神灵越多的财富，自己在社会中得到的尊重也越多，在宗教中的地位也越高。在羌族社会的价值观念里，财富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最终标准，追求财富只是一种手段。
在北川羌族中缺乏资本积累的根本原因在于积累对羌族社会具有破坏性，因而遭到了羌族群众的抵制。在不断遭受战争创伤的羌族民众普遍认为，没有贫富，就没有侵夺，没有侵夺，社会才能和谐。为什么这种没有资本积累的社会被如此称赞？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积累财富是财富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来源之一。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看待积累的财富？积累的财富用于什么目的？积累的财富一旦形成为资本，就会用于谋取利润，这将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利。”【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3版，第21页。】
因此，积累导致财富集中，财富集中必然会导致权力形成。在一个和平宁静的羌族村落内，财富积累导致的权力，对于村寨其他成员的社会地位、生活无疑是一种威胁。当一个人拥有超过村寨其他成员的财富时，他就在无形中拥有了这种权力。不管个人具有怎样的品性，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这种权力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这种权力对村寨的凝聚力都是一种威胁。萨林斯在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解读中指出，任何垄断都会阻碍交流以及构成不足，无论是对食物、土地、工具的垄断，还是对“劳动”产品的垄断。不应该有积累，因为积累一向是权力的来源。【注：（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47页。】因此，社会要得以存在和发展，就要化解财富积累所形成的社会压力。羌族社会在长期内部博弈中形成的一种财富观念，就是限制积累，并通过一种机制实现这种观念，从而化解财富积累对社会的破坏性。在羌族社会，祭神就是这样一种机制。祭神可以为个人和家庭争取到社会地位，你把积聚的财富在祭神中消耗掉了，你才能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财富的施舍，而不是财富的储积。
经济循环而不发展的观念，是北川羌族社会缺乏积累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观念把生产消费看作是一种自然循环。羌族谚语说：“老酒喝不完，新酒烤不好。”他们认为，酒和粮食等生活资料是生生不息的，原来的不喝完吃完，新的就不会生长出来。循环的观念也可以看作是对资本积累的反对，它主张的是财富的简单再生产。在羌族社会里，没有金钱至上的主义，因此，没有人纯粹为了金钱而积累。尽管个人可能缺乏资本积累的意识，社会却像一个“理性的有机体”，对公众行为进行理性选择，并通过各种观念、社会机制消解它自身创造的财富，进行自我保护。也许，这正是这种社会的“集体理性”的一种表现。
结语
综上所述，北川羌族把财富的生产看作是人与自然中的神灵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看成是一种人神合力作用的结果。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北川羌族中普遍存在着农耕礼仪的文化，其中更多渗透着的是生产中的技术和智慧，以及互助与合作的传统。北川羌族社会的基本特点以及基于人性的普遍需要，共同决定了其社会的财富观念。羌族民众通过文化习俗对民族成员的基本需要进行限制，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求俭默奢的财富消费观念。人们进行财富竞赛，籍此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自尊，这在羌族中是普遍的现象。宗教消费满足信徒自我实现的需要，宗教消费不仅仅是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同时也是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积累是消费的另一面，资本积累对羌族社会具有破坏性。北川羌族社会通过奢侈性消费和宗教消费消耗掉财富剩余，破坏积累，维持着社会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受其消费观念的制约，北川羌族社会虽然不“富裕”，却是一个穷中有富的社会。他们凭借集体的力量，人们通过内部互惠的交换—礼物的流动、汇集，创造出丰裕家庭，使得每一个融入社会的家庭都能够体面度过人生的重要场合。外部交换也是北川羌族创造丰裕家庭的必要手段，在北川羌族社会，外部交换主要是出于使用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盈利，所以不会必然带来市场经济的繁荣。
北川羌族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社会，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原始”人类，其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它们的文化，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化社会的某些制度远远称不上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特征。当然，我们不可能把羌族社会的生活环境理想化，但至少他们远离战争，没有财富和权力上的巨大不平等，注重合作而非竞争，这些共同富有的启示，提醒我们看到，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世界并不必然等同于“进步”。
（江昀，成都理工大学传播学教授；傅斌，成都理工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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