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发”到“自觉”

塔娜

摘要：传播思想是人们对于“传播”这一行为的认知、解释或见解，它是研究我国传播学问题的新的角度，融汇了历史、社会等因素全面地体察中国社会特殊的传播问题。蒙古族的传播思想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之同时期汉民族的传播思想发展较晚，虽然蒙古族人民很早就开始了口头传播家族系谱与关于成吉思汗声望事迹的活动，但这些都是参杂于其他社会活动之中的自发传播活动；而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自觉的传播活动是以个人的自觉为发端的，并以服务于新帝国的行政统治为核心。

关键词：蒙古族；传播思想；自发；自觉

所谓“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和传播理论相关。传播理论来源于对传播实践的归纳与抽象，两者都可谓是传播学研究的本体；而传播实践的发生，传播理论的归纳都涉及到传播过程中两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传播者与受传者，二者与客观的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与传播渠道相对应。概而言之，传播都是人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传播思想即是人们对于“传播”这一行为的认知、解释或见解。但由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差异，这一解释或见解可以是经得起验证、具有逻辑关系的一组命题，也可以是主观的，直觉的片段思想。研究传播思想，便将传播实践与传播理论还原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而不受某种特定理论的束缚，这很好地解决了以西方传播学理论为主导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阐释中国传播问题上适用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的传播问题、某一族群的传播问题。

蒙古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全国政权的少数民族，其传播思想呈现怎样的样貌，特殊性又如何，以及哪些社会历史因素促成了这样的传播思想的产生与演变，这一课题无论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或是传播学研究内容与方法拓展都是有意义的。这里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蒙古族传播思想的自觉问题，这是主观能动性在传播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体现。

一、自觉与自发的划分

传播活动有自觉与自发的区分，这才使传播思想表现为主观的、直觉的片段与实证的、逻辑性的命题之间的不同。这源于人的活动总是有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但无论是自发还是自觉，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自发，受本能和非理性的支配，是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为客观规律所左右，它虽不能积极主动地适应规律，但却能消极被动地反映规律。其具体表现为仅能认识于表面现象，不能归纳为抽象的概念或规律，更不能上升为理论层面，往往也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人类对于新事物、新情况的认识与适应都是从自发开始的，体现为上述的特征，被称为自发性。自发性分为个体自发性和社会自发性。社会规模的自发性表现为全社会在没有认识和掌握事物本质和规律情况下的一种盲目性。自发的传播活动就表现为对于传播行为本身没有清晰的概念与认识，更不能够掌握其客观规律，并往往与其他社会活动揉合在一起，作为其他社会活动的一种附带行为。

自觉，相对于自发，不仅使人类在物种关系方面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还进一步在社会关系方面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这是一种意识与理性的表现，使得人们可以能动地利用各种资源，它的特征在于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能够预见行为的直接后果，而且能够预见行为的较长远的社会后果。人类活动的这种特性称为自觉性，也分为个体自觉性和社会自觉性。个体自觉性是社会活动的“个人意图和目的”；社会自觉性则是“个人意图和目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是许多单个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社会自觉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不仅要看到行为的直接后果，而且要预见到行为的较长远的间接后果，即具有科学预见性；二是它具有共同目标、共同计划的社会整体自觉性，而不是脱离社会整体、同社会整体目标相背离的个体自觉性。自觉的传播活动应该是对传播这一行为有抽象的、逻辑性的认识，在行为的不断演进中寻求规律并加以运用，能够有意识地感知传播行为的预期效果，并为了达到适当的效果而通过各种手段调整传播行为。

二、蒙古族兴盛前期的自发传播行为

蒙古族的兴盛时期以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为重要标志，其后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并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但在13世纪以前，汉民族的传播活动已较为发达，处于世界先进的水平。早在868年，中国便出现了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可见雕版印刷技术在唐朝时即已出现。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宋人毕昇于11世纪时改进了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使得印刷传播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效率大为提升。这种以提升传播行为质量的改进活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而13世纪之前的蒙古诸部落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加之部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事，使得原本生产力水平就低于汉民族地区的蒙古族群的社会生活更是动荡不安。客观上，这决定了蒙古族从事传播活动的物质条件是有相当局限的。客观条件的落后决定了主观意识上的落后，表现为此时蒙古族所从事的传播活动属于自发行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成吉思汗的名声与事迹在蒙古部落之间的口头传播。“由于（成吉思汗）慷慨豁达，他的声誉和事迹便从四周围传开去了，人们无不爱戴他。在诸部落群心归向下，成吉思汗的力量逐渐巩固和强大起来，他的伙伴们战无不胜，而他的敌人们则俯首屈服。”【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82页。】这种口头传播的内容多是为了体现成吉思汗及其部落在兼并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与英明举措，如成吉思汗曾厚待居住在他附近的照烈惕部人，在一次围猎中给了他们所需要的锅和粮食，他们对成吉思汗不胜感激，说他是“关怀自己部属和军队的好君主”，为此，“他们一路上对成吉思汗如此地感激，在所有的部落中间传播了他的好名声。”【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16页。】这种口头传播方式虽然非常原始，范围有限，但还是足以在蒙古诸部落之间这一“有效范围”内进行传播，这得益于蒙古诸部落持续的游牧生活，以及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有了人类跨地域的活动，信息才能随之流动。以至于当时被乃蛮部赶走的王汗，“他窘困已极……他在这种困境中流浪了一些时候后，听到了成吉思汗强盛的传闻。”【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47页。】

成吉思汗的好名声在蒙古诸部落之间通过人们自发的口头传播，达到了很好的战争中的宣传作用，成吉思汗这一伟大汗王的形象随之树立并广泛传播。与成吉思汗密切相连的他的黄金家族的事迹也一并得到传播。如波斯史官拉施特就在其著名的有关于蒙古族历史的作品《史集》中梳理了成吉思汗的家族历史，其父亲也速该·乞颜，“他是大多数蒙古部落的君主……他颇为英勇，曾多次与其他蒙古部落，某中包括塔塔儿部落作战，同时也与乞台的异密和军队作过战。有关他的传闻遍及于四周，他的名声很高，受到所有人们的承认和尊敬。”【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4页。】

其次是有关于蒙古族系谱的口头传承。系谱是记录某一家族各世代成员数目、亲属关系，甚至是遗传性状分布情况的载体，它的传承关系着一个家族或部落对于自身起源、发展的自我审视，以血缘为维系基础，进而成为凝聚家族、部落的一种精神，成为无形的“图腾”。“蒙古人自古以来有保持对自己的起源和世系的记忆的习惯”，但早期限于记录载体的匮乏，“又由于他们（蒙古人）那里没有教会和宗教，不能像其他民族那样地借助于教会和宗教通过遵守教规的方法教导子女，所以父母要对出生的每个子女解释有关氏族和系谱的传说，这种规矩永远为他们蒙古人所遵守，就是现在他们对这种规矩也是尊重的。”【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34页。】通过父母子女之间的人际口头传播，蒙古族以最为质朴的方式完成了对家族系谱的保存与传承，虽然当时的很多战争源于家族内部或家族之间的纷争，但对于家族系谱的传承成为一种习惯、传统，反映着蒙古族对于自身起源、所属氏族的明晰的情感，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本能。因此，施拉特纪述道“所有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谱，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做成氏族的财产，使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除蒙古人外，任何别的部落都没有这个习惯，也许只有阿拉伯人也在记忆中保留着自身的起源。”【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3页。】

无论是有关于成吉思汗的名声与事迹在蒙古诸部落之间的口头传播，还是蒙古族通过口头复述所传承的家族系谱，二者虽然在客观上都完成了信息的传播活动，但这只能是一种自发的传播行为。因为当时蒙古人对于这样的行为并没有理性的认识，也没有从中抽象出客观规律以指导传播实践，甚至不能预见这种传播行为的后果，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和享有了该传播活动的效果。对于前者，人们把有关于成吉思汗声望和事迹的信息随着生活范围的迁徙而传播开来，但却没能预见其客观上完成了成吉思汗伟大君主形象的塑造，有利于当时战争局势中的舆论导向，因此也就不能利用这种传播活动进行战争时期的宣传动员工作；对于后者，人们出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将祖先的系谱关系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却没能预见其客观上完成了民族发展历程的记录工作，为后世史学家逐本溯源奠定了基础。这两种传播行为并不是有意识地通过传播这一行为去达到特定的目的或产生出特定的效果，而是参杂在人们地域上的流动行为和时间上的传承行为之中，并非独立的、而是一种附属的行为，人们在行为中不能预见其后果，更不能因预见的后果而调整行为本身。因此，这样的行为不可能是自觉的行为，而只能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三、以服务统治为主的自觉传播思想

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上的战果不断扩大，随着其统一大业逐渐趋于明晰的还有他们对于某些传播活动的认识，促使在蒙古草原上出现了具有明确传播目的、独立的、自觉的传播活动，它以个人的自觉为开始。

据《蒙古秘史》记载，1026年，成吉思汗征服蒙古诸部，建立蒙古国，奉以汗号，并封赏将士。其中对于木华黎，成吉思汗说：“当我营于豁儿豁纳黑川为忽秃剌罕欢舞于鬅松树下时，以木合黎【注：《蒙古秘史》中皆译为“木合黎”。】告我以天神所告之谶兆，而使我思念古温豁阿，曾与木合黎有约焉。依此居之于上位，直至木合黎之子子孙孙，为举国百姓之国王乎！遂赐木合黎以国王之号，降旨曰：枕合剌温只敦之左手万户，汝木合黎国王领之。”【注：道润梯步著：《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226-227页。】木华黎作为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战将获得了最高的封赏，不仅被“首命”为“万户”【注：［明］宋濂等：《木华黎列传》，《元史》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2930页。】，还被封为“国王”；成吉思汗对木华黎无比信任，他说，“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注：［明］宋濂等：《木华黎列传》，《元史》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2930页。】，成吉思汗是车，木华黎即是其辕；成吉思汗为身，木华黎即为其臂。战场上木华黎骁勇善战是可以想见的，而成吉思汗唯独提到了“以木合黎告我以天神所告之谶兆”之事，足见此事对于成吉思汗的征战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此事在《蒙古秘史》和《史集》中均未详细记载，而《蒙古秘史》注释中提到：“前文不见木合黎告天神兆语等事，这里特地写了这么个问题，也许木合黎父子，为了拥戴成吉思汗为国君，进行过有神话色彩的宣传工作，而且似乎起了很大作用。”【注：道润梯步著：《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227页。】

“谶兆”，即预言吉凶的先兆，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变动的决定因素。“谶纬之学”在汉代即已盛行，西汉末年王莽就是用这种方式将“改制”合法化；在其后中国封建王朝政权更迭，在重大战事过程中，这种“谶兆”屡见不鲜。而成吉思汗所提谶兆之事，且不论是客观描述，还是主观编造，木华黎对此“谶兆”进行传播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打上“神助”的烙印，将战争正义化、合法化，这样才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实际上，这就是对传播效果的一种认同。木华黎认为将“谶兆”在部落间大肆传播是有助于成吉思汗的统一大业的，而为了达到这样的预期效果，他从事了这项自觉的传播活动。

这是在有关于蒙古族历史文献中离析出来较早的自觉传播活动，虽然仅属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自觉，但这对于传播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对于传播活动的自觉认识，还要随着蒙古族群社会生活的逐步稳定而深化；同时，由战争引发的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也是一个促进因素，尤其是先进文化的渗透与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后，除了继续四处征战，还要为其新的帝国筹备行政组织的胚胎，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动吸取了先进文化的经验。

首先，成吉思汗“将各国帝王的法规与律令收集在一起，预先颁布了伸展正义、关怀臣民的惯例”【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77页。】。成吉思汗为了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设，主动进行了信息收集活动。拉施特证明，1225年，成吉思汗没有外出征战，并在他居留的斡耳朵（营帐）中确实发表若干详细的敕令；但遗憾的是各种史源都没有叙述这个时期的情况。

其次，成吉思汗成立了两种“中书处”，一为中文文书处，由耶律楚材等人主持；一为畏吾儿文书处，由塔塔统阿、镇海等人主持。

耶律楚材，虽为契丹皇族，但汉化很深，当蒙古人出征西夏和金的时候，蒙古各将领争着攫取敌人的子女、金帛，“楚材独收中国书籍及大黄药材，既而蒙古士卒病疫，用此拯救几千人的性命。”【注：［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钺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214-215页。】

塔塔统阿，是1204年成吉思汗占领乃蛮地区时俘获的畏吾儿文人。畏吾儿人是在上亚细亚突厥民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们有源自叙利亚文的独特文字，并由这种文字产生了蒙古文字，留有丰富的文学作品。塔塔统阿被俘时身上带着乃蛮君主的金印，成吉思汗问其用途，他答道：“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注：［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钺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215-217页。】于是，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保留金印，并以蒙古国家的名义使用它，还让其教导他的四个儿子，畏吾儿文字就成为了蒙古古文的文字。从那以后，蒙古公文就有了统一的文字与规范，即由畏吾儿文书写，并加盖金印。拉施特记载，1221年，成吉思汗派遣哲别、速别台追击花剌子模王、马合谋算端至你沙不耳时，曾将“盖有红印的畏兀儿文公文和成吉思汗诏勅的副本发给他们”【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91页。】。

中书处作为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是一种统治信息的传播组织，它的成立与使用意味着在一个新的帝国行政机构中有了信息上传下达的枢纽。同时，统治者也意识到，作为官方信息发布机构，中书处既要有权威性，又要在传播上有一定的地域广泛性和辨识性，而这两点成吉思汗都已有清晰的认识与落实，即表现为在公文上加盖金印，同时设立两种语言的中书处，以覆盖其所征服的广阔领土。与中书处组织相辅相成的还设立了“达鲁花”【注：指“掌刑官”、“斡秃黑的首长”、“代理人”，是监督管辖下的一种属员的头衔。】制度，管理遍布帝国领土的递信驿站，规范的传播机构需要畅通的渠道，这样才能达到广泛、迅速的传播效果。

对于一个长期游牧、四处征战的民族来说，较其他民族更晚从事自觉的传播活动，形成明确的对于传播这一社会活动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传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广泛的传播活动基础上，通过传播实践，“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才会逐渐从其他社会活动中相对独立，形成其特有的规律与效果，并被人们所认识、所运用。这也是自发性传播活动与自觉性传播活动的区别。我们考察蒙古族的传播思想，更多的应集中于自觉性传播活动，它更能指向人们清晰的、理性的对于传播活动的认识，当然影响蒙古族传播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个人的自觉行为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种行为是从个人自觉上升为社会自觉的基础，而且在成吉思汗建功立业的征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之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初期，蒙古族统治阶层所从事的其他传播行为也是为巩固新帝国的统治而服务的，这是封建统治发展的必然。对于统治阶层如此，但更多的蒙古族人，尤其是征战的将士对此并没有很好地认同，因此他们才会在攻占不花剌【注：不花剌：札拉扶桑河下游的城市及文明地区。中亚封建时代的最大文明和宗教中心。从十世纪起成为大食萨曼王朝的京城，在长时期中一直是中世纪经院学术中心；后来成为独立的汗国，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止。今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州中心。】城时将“装《古兰》经册的箱子成了养育马驹之所”【注：［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82页。】。可见，蒙古族的传播思想至此虽已完成了由自发向自觉的过渡，但还限于统治阶层，向社会大众过渡仍须进一步发展。

（塔娜，内蒙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