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现状和特点

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地理、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客观因素，群众的思想状况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的转型，社会的全面变革也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产生了新的影响。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呈现出思想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相互交织并存的复杂性特征。要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做好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首先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状况及其特点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状况

所谓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状况是指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党和国家以及当地的发展形势、发展状况、发展政策等方面的评价，对国家的民族工作、民族政策的态度以及由此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7]它主要指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思想动态，当然也包括居住在民族地区的汉族群众的思想动态。

社会转型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学派的经典思想，它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过程。社会转型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整体、全面、深刻的一种调整与发展。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从封闭的、农业的乡村型社会向开放化的、工业化的、城市化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并且这种过程至今仍在深入推进并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剧烈变化，“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拥有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之间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其声势几乎淹没了社会其他方面的重要转变”^[8]。然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各自社会转型的起点、基础、机缘和发展态势也有很大差别。总体上看来，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一方面滞后于东部地区和汉族地区，另一方面，也与全国一样要追赶世界发展的脚步。而民族地区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其社会转型的起点较低，加之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多样等因素，使社会转型在民族地区引起的社会变迁及对人们思想的冲击要比其他地区大得多。具体来看，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呈现出以下状况：

（一）民族地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总体上高于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但民族意识有强化趋势

长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地区坚持发展和稳定并重的方针，针对扶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跨越发展而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例如，《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近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等，并通过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优先安排民族地区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开展集中连片地区扶贫攻坚行动、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了民族地区群众生活，民族地区呈现出社会发展生机勃勃、群众安居乐业的总体繁荣稳定局面。例如，2009年，民族地区8省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619亿元，年均增长13.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014元，占全国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9]民族地区前后发展实践的生动对比，让民族地区广大群众从内心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表示感谢、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表示认同、对国家政策表示支持。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日渐加强，彼此的了解不断增多，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得以巩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成为共识，民族地区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显著增强。

同时，民族地区部分群众的民族意识增强趋势也值得关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增强，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民族取向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利益的持续强化，也会促进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这种倾向结合在一起，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趋于旺盛的势头就更加突出了。”^[10]民族地区群众在当地经济得到发展、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后，更加关注本民族政治地位和应有待遇的平等、关注本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平衡性、关注本民族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问题。例如，有的民族地区群众要求进一步完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配套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以保障本民族自治权利的真正落实；有的民族地区群众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本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本民族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力度；有的甚至刻意恢复一些被废止的或者被淘汰的本民族风俗习惯、符号标志等来强调民族身份。民族地区群众民族意识的增强某种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增强本民族内在凝聚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效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对自身利益、身份的过分关注，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狭隘民族主义抬头和狭隘民族观的出现^[11]，甚至会引发新的民族问题。

（二）民族地区群众对本地区的发展充满信心，但仍存在“等靠要”的滞后思想

过去一提到民族地区，很多人就会想起“刀耕火种”“贫穷落后”，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十几年的发展，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改观，民族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高，民族地区的群众民生持续改善，民族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显著增强，可以说民族地区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起点。因此，民族地区群众对本地区发展基本上比较自信，认为以后会发展得更好，民族地区基本上能够与全国一道共同顺利实现全面小康。

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意识和自信在不断加强的同时，部分群众思想中仍存在“等靠要”的落后思想，自力更生的意识不足。在偏远民族地区，宗族、神权等陈旧的思想观念不仅在一般群众中存在，而且在党政干部队伍中也有一定的市场，有的干部对极端思想、落后思想的传播不闻不问。不少群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畏难情绪较为突出，在价值观方面传统的“天命论”色彩浓厚，竞争意识、参与意识、进取意识、敢为人先的意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公德意识模糊、科学意识欠缺。一些群众一味强调客观条件差，等上级给政策，靠上级教办法，向上级要资金，不从主观上努力，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阻碍并制约着民族地区的发展。

（三）民族地区群众面对发展的不平衡心态有所加剧，一些负面思想有蔓延趋势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建设和开发，尽管民族地区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西部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近年来，很多民族地区的群众也走出家乡，到东部地区、发达地区打工，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容易让传统色彩还比较浓厚的少数民族群众产生不平衡感。加之，很多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走的还是依托自身资源的传统路子，一些地区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过度利用，而民族地区的很多群众却并没有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也会使他们产生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引起思想上的激进情绪，个别群众甚至因为此类事件与有关部门发生冲突。

另外，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转型也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民族地区，从广度上已经触及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从深度上也已经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心理落差、不满情绪等在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期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民族地区部分群众思想上的民族性、多样性、宗教性、滞后性等特点较为浓厚，传统意识与现代思想的碰撞更为激烈，这种转型期带来的思想上的负面影响在民族地区群众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个过程时间也会更长、阵痛也会更剧烈。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正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利用民族地区群众对生活的一些不满、对政策的一些不解、对社会的一些情绪，通过少数民族群众喜欢听、喜欢看、喜欢参加的形式，借机进行宗教渗透和极端思想传播。心理上本就有落差的一些群众受到这样的宣传和蛊惑，很容易成为被这些人利用的工具，甚至主动参与一些危害社会、制造民族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性事件。“现实中，因个人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12]，如果对这种趋势不予以充分关注，很可能成为引发新的民族问题的重要根源。

总体来看，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信仰型思想问题。中国民族众多、宗教信仰繁杂，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在文化整合中导致的民族风俗传承与革新、宗教文化传袭与演化、宗教关系的理性与反理性狂热，狭隘民族主义的抬头等问题导致新的思想问题，对现代管理所崇尚的理性社会构成挑战。二是发展型思想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民族地区受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匮乏等“帕累托”效应影响，其要求自我发展的愿望与落后的生产力、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突出，因心理落差导致的发展性思想问题日益突出。三是文化型思想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东方黄色文明、西方蓝色文明和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渗透，折射到民族地区文化之中，就表现为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与泛市场化趋势之间的冲击与困惑，导致文化集体迷失。四是矛盾型思想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发力，在发展中新涌现的干群之间、族群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矛盾逐步暴露出来，管理方式的现代化与习惯法的坚守等冲突逐步显现，给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推进与小康社会建设带来新的挑战。^[13]

二、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14]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做好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立足民族地区的实际，历史地审视民族地区独特思想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现实地认识社会发展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影响，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正确把握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特点。

（一）民族性与宗教性色彩浓厚

思想的民族性特征是指“民族主体的思想体现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15]。思想的民族性与民族生存地域、民族文化都有密切联系，其中民族文化是思想民族性的最为重要表现。著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张耀灿先生曾指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民族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产生民族性土壤的差异存在，只要各民族的实际生活过程存在不同，只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价值观念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就始终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并以本民族特有的形式和内容，为民族的崛起和腾飞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16]虽然随着现代科学思想的传播、教育的日渐普及、交通和通信的发达，传统的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行为的影响日渐式微，民族性的时代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迁，但是由于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保守性和传承性，因此，在千百年发展演变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传统民族文化，仍会以各种方式根深蒂固地影响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体现出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子。例如，我国傣族的传统民族文化深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南传上座部佛教出世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傣族群众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傣族个性以温文尔雅、重和睦、轻纷争、随遇而安而著称。各个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的文化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存在价值，对待不同民族文化应当以包容性的态度而非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认识，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深处，才能使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心。

民族地区一般都是宗教兴盛的地区，民族群众往往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在民族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宗教，其中20个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作为超自然的力量形式，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宗教的教义、教规、信条和戒律与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紧密相连，深刻地渗透于民族的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对民族地区群众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习惯、精神面貌等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对一些民众来说，宗教文化表现为民族文化，宗教教义成了他们的行为规范和生活习俗，宗教意识渗透为民族心理，宗教观念影响到思维方式，宗教情感成了民族情感。”^[17]例如，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这些民族的民族生活与文化充满宗教色彩，民族感情与宗教感情大致融为一体。民族地区宗教的这种群众性、民族性、生活性特点，使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民族问题中夹杂着宗教因素，宗教问题很多时候又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给民族地区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如果对其正确引导和规范，就能成为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群众思想进步、民族团结的稳定剂和黏合剂；相反，如果对其引导和管理失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中负面因素就会共同结合，构成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群众思想稳定的巨大离心力，降低，甚至抵消社会管理的实效。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妥善处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是一个政策性很强而且比较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对待、慎重处理。

（二）差异性和多样性特点突出

由于不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地理上的自然分割独立特点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使得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各民族地区之间、同一民族地区的城乡之间、同一民族的不同阶层之间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存在明显差异。部分民族地区封建观念、神权观念、等级观念、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强烈影响、支配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例如，在对待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现代科学思想等方面，民族地区的群众在与其他地区群众存在一定认识共识的基础上，又有着自身特殊的心理体验，在面对经济开发带来物质利益的改善与本民族文化日益商业化、形式化、民族文化独特性不断消解之间呈现出矛盾心理。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民族传统观念与现代市场意识的冲突、传统特权观念与现代民主法治的抵牾，民族地区出现了大量特殊社会群体，如下岗失业人员、城市无业人员等，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了较大比例。这些人当中有的无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竞争而导致生活上的困难，而又沉浸在对往日生活的怀念中；有的生活贫困而又受到外来极端思想的影响很深，甚至滋生出反社会的情绪；有的不安于现状而又不思进取。这些复杂多变的思想倾向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中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多样性、多层次性特征则与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民族地区人口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18]第一，不同民族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轨迹的差异性导致不同民族群众思想状况的不同。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等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基本同步，而部分纳西族支系则处于原始母系社会、傈僳族处于带有原始农村公社残存的封建社会、彝族处于奴隶社会、藏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民族基本上直接跨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虽然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形态在这些民族地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社会意识、封建社会意识的残余仍然顽强的存在并继续影响、支配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严重干扰了民族地区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在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承认这种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导致的思想差异，做到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急有缓地处理问题。第二，我国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状态也使得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呈现出多样化的样貌。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在分布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状况，这种特点一方面反映出各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水乳交融关系，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民族出身的人们，不但在政治进步、思想觉悟、组织程度等方面呈现出多层次性特点，而且在活动方式、道德行为等方面还呈现出多维性的特点。因此，民族地区思想道德建设，不能搞‘一刀切’，必须从不同层次的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才能收到实效”^[19]。

（三）滞后性与现代性交织并存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资讯的通达，各种外来的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不断传入，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现代性程度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在与外部的沟通和交流中认识到了现代文化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并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动摒弃一些本民族传统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选择适应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继承民族文化优秀因子的基础上，学习和接受了民主法治、市场竞争等现代思想，对教育和科学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卫生和文明习俗逐渐养成，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有的民族地区群众还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向外界推广，与时尚流行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并影响了主流文化的样态。如近年来，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的原生态唱法借助全国青歌赛等舞台的影响不断扩大，就是很好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群众思想观念有了很大转变，但是受到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某种程度上而言，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最大差距就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滞后性特点。毋庸置疑，民族地区的传统思想观念中有许多内容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和尊崇的，但是也有很多内容是有碍于思想观念现代化的。例如，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观念；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守土观念；依赖自然、相信命运、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观念；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守常观念；平均主义的分配观念等。个别民族的支系不与其他民族通婚，严重影响后代的健康发育，甚至影响到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这种滞后性特点有其特定根源，部分民族地区群众文化素质不高，长期从事简单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与外界交流较少，对依靠科学、知识、技术来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观念较为淡薄，这种基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落后思维定式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

当然，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特点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上述特点外，民族地区群众思想还具有比较强的地域性特点、文化性特点等，有的民族地区地处边疆，通过边境贸易、文化交流、边民互市等形式，与周边国家的民众往来频繁。这些国家和地区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也会对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使这些地方的群众思想呈现出一定的国际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