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201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界马列·科社学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学术交流，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但同时，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国外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有待加强。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省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有三位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人学思想、马克思有关资本异化和世界历史的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如下：

刘雪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学思想的价值维度》（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12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简称《形态》）中的人学思想阐释，对人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人的本质问题给出了创建性的界定，指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即人的现实性、历史性及其相互关系。在《形态》文本中对人本质的全新注解，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基本理论维度，以新的哲学视角、思维和视野赋予了人学研究的哲学价值意义；以新的历史生成视野和历史分析方法开拓了人学研究的新境界；以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启发我们对当前社会关系合理化构建与人的改造的思考、探索。文章着重从基本理论维度、哲学价值维度、历史价值维度、实践价值维度四个方面梳理与呈现《形态》中人学思想的立体式意义。

蔡昱《资本逻辑下的欲望异化及人类的自我奴役》［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认为：欲望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需要有真实和虚假之别。贪欲这种异化的欲望并非人之本性，而是被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社会环境激发和制造的，这使得贪欲普遍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四种制造贪欲的机制。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这部“欲望永（涌）动机”的压榨下，人们因贪欲而自我奴役和虚耗生命力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是当代人类所遭受的深重的蒙昧。节制欲望实现人的解放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立足于文明再启蒙的教育，但是这种单纯的文明再启蒙只能使少数觉悟的人得到解放；二是去除制造贪欲普遍化的土壤——即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使得普罗大众都得到解放。

张兆民《马克思对中国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探索及当代价值》（载《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认为：马克思首先提出世界历史的思想，并始终关注欧洲之外世界各地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东方社会发展，是横向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的开拓者。该文探讨了中国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历史走向问题，为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研究提供了范例。在当代全球化、全球治理发展迅速的历史背景下，对人类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深化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对比较多，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何博《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1期）认为：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路径探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要在“我们的历史”的知识普及和对“我们的历史”的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强化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要在共同历史记忆的基础上，不断升华“这是我们的历史”的自我历史意识和对自我历史共同的“历史认同”意识；要让自我历史意识和对自我历史共同的“历史认同”意识进一步激发全体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

施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核心地位的构建》（载《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认为：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核心地位的构建有着密切关系。在统一战线的有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弱变强、由边缘到中心、由稚嫩到成熟、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发展过程，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统一战线从服务国家建设、创新理论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和实践群众路线四个方面为中共政治核心地位的构建做出了独特贡献。

张颖、姜晶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创新发展》（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党建思想一脉相承。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在从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完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依法反腐和制度反腐、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任新民《“四个全面”：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3期）认为，要围绕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形成国家的治理体系，构筑起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秩序。当我们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历史方位的根本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治国理政成为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性地改变了党的执政环境，党的治国理政面临着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等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鲁彩荣《论“三严三实”的主要思想内涵》（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晰把握党的作风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党员干部改进作风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从而开启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征程，把党的作风要求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三严三实”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员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

张光雄《“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实质及时代要求》（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认为：“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丰富了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思想，反映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内在自律和外在约束的有机统一，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遵循。

张瑞才《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论特征》（载《思想战线》2015年第5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彰显出鲜明的理论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理论构建的完整性、理论形成的实践性、理论背景的时代性、理论风格的民族性、理论内涵的科学性、理论话语的鲜活性、理论旨归的人民性。

钱朝琼、钱明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个武器”如何紧密结合》（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32期）认为：从马克思关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的论断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是“两个武器”密切结合的双向路径。文章从历史必然、逻辑环节和实践启示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个武器”密切结合的双向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析和论述，以促进公众对此的理解和认知。

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学者们对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革命与改革关系、无产阶级概念、苏联解体、东南亚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李纪恒《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好干部标准的重要论述》（载《求是》2015年第1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好干部”标准问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把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使用起来，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朝气蓬勃、生生不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会薪火相传、蒸蒸日上。

刘颖、杨云《我国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认为：在当今我国社会的诸多认同问题中，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最核心的问题。农村主流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政权稳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当今我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具体分析我国农村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应对政策，是我国政权稳固的需要，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

罗小青《对革命与改革关系的一点思考》（载《理论月刊》2015年第3期）以法国大革命为线索，初步探讨了政治革命产生的影响及其灾难性结果；然后转向善的革命即真正改革的历史意义的探寻；接着文章把话题引向了不改革的底线，即不改革或者恶的改革将会带来的社会危害；最后文章论述了当代中国改革的伟大成就，并提出了当下中国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值得关注的三大问题：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民生方面改革的重点问题。

曹丽《论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双重含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认为：“无产阶级”一词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具有哲学和社会学两重含义。如果说，基于辩证否定的逻辑框架和人本主义的价值信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意在寻求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那么，通过社会学的实证分析，马克思的目标是使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命题成为“革命的科学”。哲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学的“无产阶级”构成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内在张力，但是，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都与卷入社会变革的普通民众之间发生复杂的关联。

蒋红《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读书心得》（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学界涌现了大量分析解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由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引发的经济崩溃导致了苏联解体。而该文以独到的观察视角和经济学意义上严格的数据分析为基础，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讲，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是意识形态领域“来自上层的革命”所导致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学者们围绕人民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中的深刻蕴涵、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公平正义审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内在关联、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与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探索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廖小明《人民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中的深刻蕴涵》（载《湘湖论坛》2015年第1期）认为：人民主体地位思想源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深刻蕴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自信的内在依据和现实基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目标价值，也是制度自信的动力源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指向，也是制度自信的努力方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公正价值审视》（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公正之于生态文明，既在于社会整体公正和生态文明的价值，又在于公正本身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目标在于公正是其内蕴价值和现实价值追求，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发展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公正的实践在于：一是科学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彰显公正价值；二是清理完善不公正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对生态领域公正缺失现象和问题的矫正。

黄小军《法治和德治关系探析》（载《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认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和法律既是相互区别和冲突的，同时也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需要着重处理好道德教育、法律制度的伦理化、道德法律化和德与法律的价值冲突及补救等问题。

黄小军、朱勇《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3期）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推进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新时期进行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二字，要从在主体上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从内容上全面涵盖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依据上严明党的纪律，坚持党内法规和宪法法律相结合，从时间上经常抓、反复抓，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从方式方法上坚持从严管理干部并发挥人民监督作用五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全面从严治党，要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法依规管党治党；要坚持不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廖小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的公正价值及其向度》（载《理论导刊》2015年第4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目标向度在于公正是其内蕴价值和现实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发展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公正的实践向度在于以科学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彰显公正价值；以清理完善不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对生态领域公正缺失现象和问题的矫正。

张瑞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认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个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保证权力的规范和有序运行，这既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实践上回答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王德强（绒巴扎西）《论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与价值》［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认为：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是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交互作用的科学认识，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开辟了当代跨越式发展研究的新路向。在全球性语境中观照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厘清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的科学内涵；追溯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渊源，爬梳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全面阐释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新发展；必将深化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理论的认识，服务中国特色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实践。

任新民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产生的历史和逻辑，坚持从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脱胎差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充分表达了边疆多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困难性。该书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边疆多民族地区探索和实践的研究，回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归宿点。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云南学者关注的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对萨拉·萨卡激进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和贝尔纳学派及其思想做了一些尝试性探讨，具体研究成果如下：

廖小明《萨拉·萨卡激进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认为：萨拉·萨卡激进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崩溃于增长极限与生态恶化、新阶级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而资本主义固有的“资本逻辑”与增长极限之间的矛盾使其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只有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大众参与的优势结合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出路。受其启发，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要有全局视野，要有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要实现对“第三条道路”的超越。

袁群、张立锋《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探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66年的发展演进，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尼共（联合马列）和尼联共（毛）的对立、意识形态退化、宗派主义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走向。

袁群、安晓敏《尼共（联合马列）的发展演变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认为：尼共（联合马列）由尼泊尔共产党发展演变而来。经过66年的发展，尼共（联合马列）目前已成为尼泊尔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作为尼泊尔最早向议会政党转型的共产党组织，尼共（联合马列）在推进尼泊尔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尼共（联合马列）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身份特征模糊和宗派主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未来走向。

王凤祥《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贝尔纳学派及其思想的当代解读》（载《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4期）认为：20世纪30至40年代诞生的贝尔纳学派和贝尔纳主义曾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观的传播和构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催生出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型学科，如科学学、科学社会学和STS等。然而在西方“科学自由”观的重磅出击下，贝尔纳学派和贝尔纳主义似乎显得裹足不前，停留在历史星际中。事实上，贝尔纳学派和贝尔纳主义并没有被时代所吞噬，今天仍然有它“幽灵”般的存在。借此，对贝尔纳学派及其思想的研究不仅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去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型学科，而且能够在国际惯例中更好地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派。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也只有这样才能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学者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特别是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认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施海涛、周伟《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势及对策研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认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忧喜并存的局势。一方面，繁杂社会思潮、消极社会心态、杂芜网络信息，以及机制建设滞后、活动华而不实、思想行为中转化不足等延缓培育实践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与实践成绩、社会历史条件、青年特有优势，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积极引领青年正确对待社会思潮，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引导青年拥护正确思想，在青年中培养积极的社会心态，利用已有条件深化研究与创新实践，合为培育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取的路径。

施海涛、秦灵《论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3期）认为：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其重要性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也都取得了进展。文章旨在深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厘清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发展历程与目标定位，从而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筑牢理论基础。

王超品《现代教育环境下农村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认为：青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其在现代教育环境下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文章旨在分析农村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现代教育环境下农村青年受到多元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马喜梅、牛飞《道德维度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认为：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和核心价值的坚定性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基础，是统一思想、凝聚民心的基础性工程，是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社会保障。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和个人的德。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围绕社会、家庭、学校、交友及个人修养、制度规范、法治等各个环节，真正培育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庆毓、李光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认为：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产生的冲击波，被传播迅速的互联网放大，对各民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多元价值共存的背景下，要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难度加大。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和与礼、德与责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资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想要既跳出西方话语体系，又展现人类现代文明思想成果，就需要充分唤醒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自觉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适宜的气候、土壤生根发芽，成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弘扬和现代转换，可以事半功倍，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

王凤祥、蒋红《大众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要以占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最广泛的社会认同为基础，走大众化道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重心在于占领人民大众的制高点，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础上，把人民大众作为认同教育的主要对象，把人民大众的可信度作为认同教育的基本指标，积极开辟大众化路径，以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础，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李维昌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不是当然存在和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相关理论、知识发展的基础上，按照本学科发展规律和要求，以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的客观实在性为支撑，通过理论建构而形成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探微》力图解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这两大基本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　刘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