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学_云南社会科学年鉴2016

2015年度，云南省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新闻史研究、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依然相对较少，新闻业务研究和广播电视研究在数量上有明显上升，其中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研究较为集中。较之往年，民族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略有回落，新媒体研究，尤其是手机媒体研究有小幅增长。

一、新闻史研究

王勇《云南民语广播发展概述》（载《云南档案》2015年第9期）认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云南的民语广播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1950—1960年是云南民语广播的不定期时期，是云南民语广播的探索阶段；1960—1978年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曲折发展阶段，电台被迫实行调整精简，民语广播也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逐步繁荣阶段，电台调整节目结构和布局，专门设置了民族语言台，固定频率播出5个民语广播节目，同时，民族自治州的民语广播也得到了发展，逐步办起了固定或不固定的民语广播节目。

柳盈莹、余明霞《西南联大报刊 〈今日评论〉的作者群像及意见表达探析》（载《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第19期）认为，《今日评论》创办时正值中日战局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围绕应当如何改革中国政治，为更好地动员全国力量、增强国力、争取抗战胜利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思考，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对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该文通过对《今日评论》的作者群像进行统计归类，并对他们的文章观点进行梳理，结合抗战时期的历史背景深入分析，试图描绘一幅不同于传统新闻史有关职业记者、专业编辑的作者群像，而是一种“教授论政、百花齐放”的理想舆论表达形式，从而再现民主自由、严谨求实、包容和合、开拓进取的联大精神。

段锦娅《从 〈申报〉看中国近代报刊业发展》（载《新闻世界》2015年第12期）认为，从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历程来看，《申报》无疑是报刊发展和经营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利用先进技术和“号外”加快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重视新闻内容的价值和新闻报道的质量。同时，为抢占市场，报纸重视广告，向杂志化发展，采取措施把发行与编辑、广告等业务结合起来，促进报纸的有效发行。《申报》对报纸的营销策略对今天我国报刊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邬迪《浅论民国报人成舍我的办报精神》（载《新闻世界》2015年第1期）认为，成舍我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业家，曾在民国新闻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在目前对成舍我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把焦点置于成舍我的办报业绩、报刊概况、新闻思想等方面，而忽视了成舍我的办报精神对现今的新闻界仍具有指导意义。

二、新闻业务研究

陈静静《新媒体环境下政治新闻报道新形态——2015年全国两会新媒体报道分析》（载《传媒评论》2015年第4期）认为，2015年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新闻报道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首先，报道从观察走向阐释。其中，群众利益被当成“两会”报道的焦点，严肃性新闻从抽象变得平易近人，报道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开掘。其次，受众从被动变为主动。再次，媒体从新媒体到全媒体的视觉转向。

王勇、王冠男、戴爱红《国内数据新闻本体发生发展研究述评》［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提出，数据新闻是近年来全球新闻界热议的话题，近两年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高度关注。我国的数据新闻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本体问题，主要研究数据新闻的定义、特征等；二是发生问题，主要分析数据新闻产生的历史脉络、原因等；三是发展问题，主要分析数据新闻的优势、局限与发展前景等。我国的数据新闻研究呈现出从国外到本土、从理论到实践、从“狂热”到冷静的发展趋势；同时存在研究滞后、创新不够、视野狭窄等问题与不足。未来我国数据新闻研究需要重点从发展国内数据新闻的对策、国外数据新闻发展的经验、数据新闻的法律伦理问题、数据新闻与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拓展与深入。

王勇《廉政正面典型报道应注意的三个问题》（载《现代视听》2015年第9期）认为，廉政正面典型报道对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廉政正面典型报道要注意加强时效性，多一些“生前报道”，少一些“过世后的追忆”；坚持真实性，防止细节失真、次要人物失真；扩大报道面，加强对举报腐败的正面典型的报道。

王勇《媒介融合的“江苏模式”》（载《视听界》2015年第11期）认为，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在媒体融合和全媒体转型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突出成绩，被业界称为“江苏模式”。江苏台的主要做法是：树立媒体融合发展理念，打造适应媒体融合的技术平台，构建适合媒体融合发展的人才队伍，全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动，全面拓展新媒体全媒体业务。“江苏模式”的启示是，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必须明确目标，坚定信心；精心谋划，尽早布局；筹措资金，用好资金；重视技术，重视人才；稳扎稳打，全力推进。

张雯雯、徐明卿《论主流意识形态在电视新闻中的生产机制》（载《编辑之友》2015年第3期）认为，大众媒介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电视通过声画符号系统进行意义生产，并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建构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建构可以视为一个表意过程，其呈现、表达、传播往往通过“文本”来实现，电视新闻文本的意识形态研究重点在于分析电视如何形成大众的统一认知以维护社会秩序。

王林、李晓霞《“一带一路”战略与云南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载《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认为，“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之旅。这其中，文化先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已经成为各界共识。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发挥临近东盟南亚的地缘优势，凭借文化习俗相同或相似的切入点，云南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也应该大有作为。优势并不决定胜局，机遇也会擦肩而过。这就要求意识形态领域的决策者，包括中央驻滇新闻单位在内的云南媒体、传媒研究机构主动作为，加强与沿途国家媒体的合作与交流，深化“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文化特性及媒介生态的研究，整合优势资源，重视人才培养，采取本土化策略，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多渠道提高中国媒体在周边国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积极发挥对外信息传播和文化表达的天然优势，为“一带一路”战略注入正能量。

郭浪栈《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在 〈新闻联播〉中的呈现——以2015年春节系列报道为样本》（载《新闻世界》2015年第7期）认为，“人民报刊”思想作为马克思重要的新闻理论，是我国新闻事业长期的指导思想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电视逐渐成为人们最为熟悉的媒介形式，以《新闻联播》为典型代表的电视新闻类节目同样渗透着“人民报刊”思想的理论精髓。该文通过以2015年《新闻联播》的春节系列报道为研究样本，从板块设置、话语风格、镜头语言和典型案例出发，探究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在节目中的媒介化表现。

马骁《关于报纸热点新闻报道的几点认识——以对外滩踩踏事件的报道为例》（载《新闻世界》2015年第7期）认为，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是一个“时效决定命运”的时代，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在这场“新闻时效性”竞争中不占优势，而深度报道是其生存法宝。“热点新闻报道”为报纸做好深度报道提供了首选，这也成为报纸媒体的新课题。文章通过对整个外滩踩踏事件报道的回顾，认为社会热点是新闻报道的第一选择，媒体风格影响热点新闻报道角度，报纸类型影响热点新闻报道的版面安排。

史萌、朱海昆《浅谈出境记者应具备的职业素养》（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电视新闻的成功与否和出镜记者内在品格、外在表现有直接关系，因此对出镜记者职业素质的探讨也至关重要。文章就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闻现场的判断能力、彰显个性但要把握好自身的情感、创造风格和善于提问以及良好的外在形象6个方面对出镜记者应具备的职业素养进行了论述。

张舒钧、王仁亮、罗光富《浅析 〈春城地铁报〉的发展》（载《新闻传播》2015年第13期）认为，学界目前对地铁报的研究中很少涉及昆明的《春城地铁报》，该报自发刊以来一直在竞争中成长，其发展壮大是依靠“温、润、锐、智”的办报理念和“有料、有趣、有关、有用、有互动”的报道原则。

吴丹玮《新闻语言研究综述》（载《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19期）认为，新闻语言学是新闻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交叉的学科。文章对新闻语言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学术梳理，认为近年来新闻语言的研究处于上升状态之中，但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研究对象相比还处于一个靠后的位置。新闻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目前对新闻语言的研究内容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也不够规范。

牛凌燕《影响语言传播理解的因素研究》（载《传播与版权》2015年第9期）认为，语言传播的任务是让话语接收者更容易地理解传播者的言语和行为。这不是被动接收的过程，而是主动的信息加工和创造。很多时候，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对同一语言的不同理解。语言传播的理解，具体包括话语与语句含义、话语与语境、话语与传播者、话语与传播媒介等问题。

叶非《工业4.0时代的新闻传播业趋势初探》（载《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24期）认为，工业4.0时代的新闻传播业将发生颠覆性的变革：首先是新闻传播业的传统功能会逐渐弱化，行业内部分工界限模糊，从业者职业化程度降低。其次是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制度优势将成为新闻传播业专业化的重要支撑。最后是新闻传播业将会形成价值多元、参与者多元与弱关系连接的松散型商业模式。

王劲《美国校园媒体运营模式分析》（载《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9期）认为，随着媒体之间的竞争态势不断加强，媒介运营模式越来越关系到媒体的生存和发展。作为高校信息传播互动的平台和思想交流共享的园地，校园媒体既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共性，又有面向校园师生，传播校园信息的特性。美国校园媒体所采用的社会化运营方式、市场化经营机制、学生全面参与的队伍管理制度、分众化的传播模式、媒介融合的技术为全世界校园媒体提供了范例。

三、广播电视研究

徐明卿、张雯雯《论广播文艺的艺术属性与文化功能》（载《现代视听》2015年第11期）认为，广播文艺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性，依靠听觉形象焕发听众的情感感知，激发联想和想象，进而使其形成审美愉悦和道德感召。同时，广播文艺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文化机制，既与整个社会环境互动交融，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张雯雯、徐明卿《论电视文艺创作的人文内涵》（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视角在于本体探究，因此，回归到我国传统人学哲学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不失为一种思路。在新一轮的电视文化转型中，娱乐文化、消费文化产品不断刺激受众的感官欲望，对高科技的崇拜掩盖了人类个体的能动力量，在技术霸权与物欲至上的影像世界中，人类在符号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电视文艺创作亟须对人文内涵加以重视和丰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化发展不可动摇的核心，它不仅可以缓解因为经济迅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不平衡现状，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文艺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和艺术创造的价值追求，让个体获得艺术审美自由，从而达到精神解放与价值彰显。

巴胜超、谌舒雅《论十年来音乐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曲风与审美变迁》（载《中国电视》2015年第6期）认为，国内音乐类选秀节目十年的发展，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歌曲演唱实力和创作功力的提升。比如，这几年较为火爆的《我是歌手》和《中国好声音》一改往日音乐类选秀节目的风格，从关注选手本身到更加关注歌曲本质，从歌曲风格的多样化、唱功的成熟化到歌曲的二度改编，无不凸显着国内音乐类选秀节目音乐水平的高水准和观众审美意识的提升。

康俊杰、王勇《大型原创校园纪实节目 〈一年级〉的成功之道》（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2014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大型原创校园纪实节目《一年级》不仅掀起了收视热潮，而且获了社会的广泛肯定。《一年级》的成功是与它精彩的设计、精心的制作和精明的营销分不开的。

熊炼、王勇、康乐《独播挑战：传统电视媒体的机遇与风险》（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2014年芒果TV推出独播战略，对视频网站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样，独播战略对传统电视媒体也是机遇与风险共存。怎样利用好独播战略，发展好自己的视频网站，实现与新媒体的融合，是传统电视媒体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熊炼、王勇《湖南卫视与新媒体融合的策略》（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对传统电视媒体形成了巨大冲击。湖南卫视采取打造网络电视频道、充分利用微博、运营移动增值业务和移动APP平台等措施，加速与新媒体融合，在新媒体时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万镒、王勇、李怀苍《移动媒体冲击下的湖南卫视应对策略》（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近年来，移动媒体的崛起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湖南卫视采取全力打造新媒体平台、巧妙借用移动媒体渠道、大力利用微博、微信进行营销等措施应对移动媒体的挑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值得其他传统媒体借鉴。

王勇、安然《我国年轻观众电视剧收视偏好及发展对策》（载《现代视听》2015年第6期）通过对优酷网电视剧点击量进行统计和对云南四所主要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国产剧仍是我国年轻观众收视最多、最喜爱的电视剧；我国年轻观众收看电视剧的最重要动因是消遣娱乐；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选择通过计算机终端来收看电视剧。因此，提高国产剧质量和收视率须从创作优秀剧本入手。

李梓源《电视传播艺术与大众社会文化的关系初探》（载《视听》2015年第11期）认为，电视媒介传播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它提供大众日常生活文化所需的方方面面，如娱乐、音乐、体育、新闻、戏曲等。电视媒介传播不断演绎着人们幸福美满、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生活，不断引起大众的共鸣、获得大众的喜爱。电视艺术的媒介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是一种社会本质，电视艺术的媒介传播离不开大众文化的传播，而电视媒介传播对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电视媒介传播需要不断迎合、不断更新大众文化的不同素养。

邬迪《电视公益节目的探索及发展对策——以广西电视台 〈第一书记〉为例》（载《青年记者》2015年第5期）认为，电视公益节目充满了正能量，传递着关爱和爱心，充分体现了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广西卫视《第一书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内容接地气，摆脱同质化，关爱和激励并进。但同时，节目也陷入媒介道德与收视率的博弈之中。在后期的发展中，需要区分“真情”与“煽情”，强化把关人的作用，尊重受助者，公益多元化。

王娟《公益性真人秀节目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践行现状——以 〈出彩中国人〉为例》（载《声屏世界》2015年第9期）提出，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和影响下，电视媒体媚俗化、娱乐化倾向越发明显。在这股势头下，公益性真人秀节目异军突起，试图以正能量使电视媒体舆论引导、信息传递等社会功能得以强化。在新媒体时代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结合我国具体媒体实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受到观众好评的《出彩中国人》节目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印记随处可见。

严梦《从 〈爸爸去哪儿〉看中国原创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对2013年中国热播的电视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进行分析，认为海外引进的电视节目最终还是要面向本国观众，因此需要充分考虑本国观众的收视心理以及收视习惯，适当地在尊重节目本身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

马牧青《从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看电视节目的创新》（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兴起、用户使用媒介方式的变化，传统电视也在积极地谋求融合和转型，在电视节目上积极地探索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大趋势之下，我国目前的电视节目仍一直在“引进”。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的号角下，在电视节目呈现井喷之势的2015年里，我国的电视节目该如何创新，如何接地气，如何“走出去”，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方向。

马牧青、时佳《论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节目的改革创新》（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在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媒体格局不断变幻的今天，传统新闻节目特别是电视新闻节目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观众的需要，以谋求在新媒体环境下自身的稳固与发展。文章以各类新闻节目为例，探讨新闻节目的改革特点、重要意义和改革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康乐、王勇《论纪录片 〈新疆航空队〉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支航空队史料的认定》（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在创作纪录片《新疆航空队》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国空军组建历史的一系列史料的挖掘发现，一些资料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的新疆航空队的历史价值，有不同的甚至是比较含糊的表述。该文通过对新疆航空队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东北创建航空队的过程进行对比，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支航空队是否是空军新疆航空队的史料进行了比较确切的论证、认定。

肖卫、蒋蓓《论纪录片人周岳军的创作风格——以 〈长湖恋〉和 〈雾谷〉为例》（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昆明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周岳军创作的纪录片，凭借编导独特的视角和一贯的“真正去关注现实中人的命运”的创作理念，屡次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奖。论文以纪录片《长湖恋》和《雾谷》为例，对周岳军编导的纪录片的叙事风格、表现与再现风格进行了分析。

史隽松、王勇《谈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选题——以 〈边疆的梅花〉为例》（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丰富多彩。近年来，不少创作者通过镜头记录下了少数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故事，但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并不多。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来说，首要问题就是选题。如果把纪录片的创作比作造桥，那么选择题材就好比打造桥墩，只有桥墩结实了，桥体才能坚固。由此可见，选题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至关重要。

赵灵芝、程静波、王锡金《无解说词纪录片编导的主观介入分析——以 〈英和白〉为例》（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提出，解说词作为纪录片声音语言的构成之一，不仅是纪录片叙事的阐释和补充、画面组接的桥梁，更是纪录片编导意图的直接体现、引导观众解读纪录片内容的手段。文章从结构、叙事、镜头、声音、字幕以及音乐六个方面入手，分析了以《英与白》为例的无解说词纪录片编导的主观介入。

王钰、闵微《对历史题材纪录片叙事特点的分析》（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2005年央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自推出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故宫》一改往日陈旧的纪录片模式，以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富有故事性的事件，以及多视角的展现引起了学术界和影视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大国崛起》《新丝绸之路》《敦煌》等纪录片相继推出，又一次把历史题材纪录片推向创作高潮。文章主要针对此类大型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纪实性、细节化、多维度以及哲理化四大叙事特点展开讲述。

陈欣、李晶源《论 〈咖啡西施〉中叙事策略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提出，百年来，纪录片在记录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手机变得越来越高端，电视也可以随时点播，这种变化和发展给纪录片提供了更多的播出媒介和播出平台。文章主要探讨新媒体语境下的纪录片叙事研究，通过分析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和手段的变革来看纪录片的叙事发展历程，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张颖熙、王勇、赵长雁《浅谈纪录片中的悬念设置——以 〈档案〉为例》（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巧妙运用悬念，在悬念中进行叙事是纪录片在形式上不断突破，进而吸引大众眼球的重要方式。文章结合北京卫视《档案》这一纪实栏目，分析了悬念的定义和纪录片通过加入悬念设置来进行叙事的重要性；认为悬念在纪录片中是如何设置的，以及如何用解说的设疑和画面的拼接等方式来设置悬念，在不影响其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达到纪录片最佳的叙事性和趣味性。

冯权、王坤茜、张月癑《浅析纪录片 〈新疆曲子戏〉的声音设计》（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记述了纪录片《新疆曲子戏》的全程制作过程，意在通过描述该纪录片声音运用、前期声音录制软件的要求和后期制作软件的需求，讲述分析纪录片的声音设计以及纪录片中声音的重要性。

吴若菡、张建国、李毅、张逸凡《浅析细节在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技巧》（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在纪录片中，细节的运用至关重要，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就相当于铺开画纸画龙，要使整张画布看起来既完整又鲜活，需要依靠一个个周到细节的描绘来实现，细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总是纪录片中众多充满生活现实感的细节，总是伴随着情节的发展吸引着我们。因此，怎样把细节更好地运用于纪录片创作当中，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王书悦、李楠《试论当代纪录片的叙事特征》（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从纪录片叙事背景、叙事倾向、表演形式的介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阐述了纪录片的叙事特征对加强纪录片故事性和欣赏性的重要性。

曹斌贤、昌蕾《浅谈影视广告的记忆点——以德芙 〈特殊的吸引力〉篇广告为例》（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在媒介多样化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影视广告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影视广告突围成为广告主的一大难题，影视广告中创建成功的记忆点变得愈加重要。创建记忆点的方式有许多种，包括广告内容的创新、艺术手法的使用、剪辑方式的新颖等。文章以德芙《特殊的吸引力》篇广告为例，从注意力、品牌联系、购买驱动三个方面分析了广告的记忆点。

王丹、苏箐、杨真《植入式广告在影视节目中的应用浅析》（载《科技传播》2015年第8期）认为，植入式广告作为一种新型的广告营销模式，在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后变得日渐成熟，并展示出了独特的魅力。时代在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也给植入广告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

四、传播学研究

（一）传播理论研究

陈静静《大众媒介中的“科学”——一种批评的视角》（载《青年记者》2015年第5期）认为，大众媒介在科学受到民众无条件的信任甚至信仰这种认知幻象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在信息来源上依赖专家，在叙事上倾向于对确定性及一致性进行描述，加之广告大量地诉诸权威，大众媒介将受众对科学的笃定推进为对科学的迷信。如果媒介将研究发展的某个阶段作为定论向公众抛出，公众对科学的向往就变成披着“科学”外衣的孤立事实，科学就成为迷信。而当新的科学进展出现，新的科学报道出炉，旧的迷信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新的、在未来也必将被打破的迷信。如此循环往复，大众媒介中的“科学”如同一层层叠加笼罩在科学面目上的神秘主义面纱，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惶惑。因此，我们有必要不断确证科学报道的根本任务，明白科学报道不需要追求轰动效应，不需要靠诉诸权威以劝服消费者，而是要让受众真正的理解科学，并在此基础上为整个社会培育科学精神。

高莉莎《公众民主媒介：李普曼与杜威论证刍议》（载《新闻传播》2015年第11期）认为，20世纪早期杜威与李普曼就公众、民主、媒介等问题进行了论战。两者的分歧呈现了现实主义民主观和传统民主观的冲突。这场交锋对现代新闻业有启发意义。

孟述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社会情境下的解读》（载《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13期）通过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并结合中国当代社会情境，探讨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能否在中国建构的问题。

康乐、王勇、熊炼《〈穹顶之下〉爆红的传播学分析》（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穹顶之下》无疑是2015年上半年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传播事件。文章认为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穹顶之下》的爆红，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与人们密切相关，它的制作者是名人，采取个人化、女性化叙事手法，选择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并且精心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时机。

（二）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

郝朴宁、郝乐《文化复兴中民间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分离与融合》（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4期）认为，人类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记忆形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文化的记忆形式分为民间记忆和国家记忆两个方面，这两种记忆并非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简单归类，也不是文化的对立，更多时候是一种互补和融合。当我们思考文化复兴的时候，恰恰需要的是两种文化记忆形式的融合。

孙信茹《传媒人类学视角下的媒介和时间建构》（载《当代传播》2015年第4期）认为，现代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和日益普及，使得媒介全方位地渗入人们的时间感知和观念形成之中。从媒介对人们时间的影响来看，具体表现在塑造和形成人们的自然时间、形成人们新的时间观念、产生新的时间文化等三个层面。从大众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介入及影响层面来看，时间在与媒介的互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形态和表达方式。文章认为，研究媒介对于时间观念的影响、媒介对于现代时间的建构方式，实则是以时间作为关键点来观察媒介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相关观念的影响和变迁的命题。

孙信茹、杨星星《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载《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认为，在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正面临较大变迁的当下，一些生活于其中的行动个体有着极强的自觉意识，他们能主动将现代传媒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进行有效连接，进而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以谋得本民族和本社区更大的发展。文章通过观察一个土生土长的普米族年轻人，探究其文化传播行动的轨迹，尝试解释他何以能够做出这种选择、行动的条件如何、会对个体及村落造成何种影响等问题。

杨星星《乡村宗教生活中的媒介在场——大等喊傣族村寨的田野考察》（载《当代传播》2015年第3期）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对传统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村民日常生活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以云南省瑞丽市大等喊傣族村落为调查地点，重点分析村民的宗教生活与媒介传播的互动。文章具体研究了大众媒介对宗教活动空间及僧侣的影响和对村民日常生活的介入，进而讨论大众传媒对宗教活动空间的影响、大众传媒与宗教仪式的互动、传媒嵌入宗教文化的传承等几个层面的问题。

张婷婷《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分期、特点和前瞻——以云南少数民族电影为例》（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11期）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鼎盛期、停滞期、恢复发展期、缓慢发展期和新发展时期五个阶段；主要表现出少数民族电影创作高起点、不同阶段有各自的不同特征、凸显我国民族政策等特征；目前存在发展放缓、传播效果下滑、创作条件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可以从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注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少数民族电影的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

邬迪《广西壮族三月三节庆文化的网媒呈现——以广西新闻网为例》（载《青年记者》2015年第14期）认为，“三月三”是广西壮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大众传媒对“三月三”节庆文化的关注及呈现，体现了媒体自身在文化传承中的角度和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群众对节日的认识、态度及理解程度。文章通过选取广西新闻网对2015年“三月三”节日文化的网媒呈现进行探究，并对呈现出的问题进行相关思考。

宋娜《论大众传媒对纳西文化的影响》（载《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认为大众传媒具有文化传播的作用。作为纳西族古老建筑载体的丽江古城，集中体现了丽江的纳西族文化特色。纳西文化既指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也指存在于丽江古城中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纳西古乐、东巴文化、纳西语言等。作者希望通过研究不同媒介对纳西文化的传播效果以及媒介传播对纳西文化的影响，为纳西文化传播提供借鉴意义。

五、新媒体研究

（一）手机传播研究

毕秋敏、曾志勇、陈楠《大学生手机阅读行为研究》［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认为，大学生手机阅读行为比较普遍，大学生对手机阅读形成依赖；大学生手机阅读的动机表现出“多元化”“娱乐化”“个性化”的特征；大学生手机阅读存在“浅阅读”和“泛阅读”倾向，并具有“社会化阅读”的特点。家庭、学校和社会要重视培养和激发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关注和顺应手机阅读的趋势，引导大学生手机阅读与纸质阅读的结合和平衡，指导大学生选择有益的手机阅读内容。

毕秋敏、曾志勇、陈楠《大学生手机阅读满意度调查与分析》（载《今传媒》2015年第12期）利用李克特量表式问卷对昆明高校600个大学生样本进行手机阅读满意度调查。调查发现，大学生对手机阅读、电脑阅读与纸质阅读各有偏好。大学生对手机阅读的总体满意程度为中等，满意度情况整体积极，但对内容、版面设计、网速等方面的满意度相对较低。目前的阅读资源在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康亢、贾殿华、李刚《都市类报刊手机客户端的交互性建构》（载《新闻世界》2015年第12期）认为，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多数都市类报刊推出手机客户端，但多数手机客户端还停留在传统纸质报刊的内容平移阶段。对此都市类报刊必须从用户需求出发，从新闻内容呈现方式的交互性与操作的交互性双向出发，构建都市类报刊客户端。

（二）网络传播研究

沈霄、王秀成、杜忠锋《网络舆情监测与高校稳定对策建议——以云南为例》（载《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8期）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的出现，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麦克风，它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聚居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高校是社会的晴雨表，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引导，对高校乃至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网络舆情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有效地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和积极引导以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化解，这对国家及社会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其特殊性和应对方略，及时合理地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处置有规律可循。

杨晓鸿、沈伟《互联网＋时代YY语音平台的营销启示与策略》（载《东南传播》2015年第11期）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媒介融合，媒介和媒体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近年来社交媒体不断兴起，已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娱乐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交媒体从原来只是充当沟通角色的媒介，发展成为具有文化传播和舆论导向作用的媒体。语音平台是社交媒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预示着语音平台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YY语音又是当前中国最大的语音平台，作者通过分析YY语音是如何不断地变革来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探讨成就其持续九年业绩成倍增长的营销策略，同时找出YY语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难题，总结和归纳出可供中国语音平台借鉴的营销策略和发展方向。

张媛媛、李春云、牛亚凡《新媒介与传统媒介融合实现价值主义思想优化传播策略探讨》（载《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认为，当下传统媒介成为价值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途径。从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来看，传统媒介所起到的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新媒体时代到来的今天，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学习手段都在不断更新，新媒介融入到价值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是必然的趋势，新媒介和传统媒介配合使用将会给价值主义教育思想传播带来全新的局面。

毕秋敏、李世辉、曾志勇《基于改进 Page Rank算法的微博影响力模型研究》（载《价值工程》2015年第29期）认为，由于PageRank算法主要是根据网页之间的相互链接关系来计算网页的重要性得分，因此不能直接应用到微博网络中计算用户的影响力。基于此，该文在PageRank算法的基础上，引入微博网络中用户的活跃度、博文质量以及关于位置的结构相似性等指标，建立适用于微博网络的用户影响力量化模型Influence-Index。通过实验发现，在 Influence-Index模型下影响力排名前15的用户，有4位出现在被该网络用户公认的5位最具影响力用户的名单中。由此可以看出，该模型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以较好地识别出网络中具有影响力的用户，具有较高的推广意义。同时该文发现，增加原创博文量、关注数量和粉丝量对提升用户的影响力有着显著作用。

杨青山《新媒体背景下传媒业跨媒体协同创新趋势研究》（载《编辑学刊》2015年第4期）认为，随着媒介产业化、市场化的深入，特别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媒体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跨媒体协同经营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传媒业在新媒体背景下跨媒体协同经营过程中的创新之举，也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活力，表现出五个新的趋势，推动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

王娟《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化影响现状研究》（载《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15期）认为，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的社会化已不能满足青少年的社会化需求，以网络为主的新型社会化模式正逐步渗透进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中。近些年的已有研究大多数是结合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并集中于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青少年人格发展情况。

杨艾伦、李昌《新媒介在少小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中的意义》（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提出，与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相比，新媒介素养教育由于依托新媒介传播具有的独特性优势，可快速提高媒介素养教育的效果。这种优势可以使少小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产生跨越式发展。

安宁、毕秋敏《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收视行为调查与分析——以昆明市呈贡大学城学生为例》（载《声屏世界》2015年第8期）认为，媒介的变迁与发展影响着受众的收视行为，观众的收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又反作用于媒介的融合与合作。该文基于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收视行为相关数据的分析，从用户的类型选择与差异、收视动机与满意程度、新媒介选择倾向、观看模式与形式及收视体验等方面进行归纳，认为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收视偏好与习惯。由于大学生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研究他们的收视习惯能够为电视媒体转型提供参考。

赵东方《浅析网络广播对受众的影响》（载《艺术文化交流》2015年第3期）认为，网络广播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变革，同时也对网络受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以网络广播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和特点为背景，详细论述了以网络广播对受众的参与心理、接受行为心理等几个方面的影响。

康乐、王勇《浅析网络小说改编剧热播的原因——以 〈琅琊榜〉为例》（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2004年一部名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网络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开创了网络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先河。随着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热播，网络小说再次抢占了整个影视荧幕。一大批网络小说改编剧涌入市场，成为了继传统文学作品改编浪潮后的又一大趋势。怎样的网络小说适合改编？网络小说怎样改编才会被受众接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徐光明、唐晓岚《网络自制剧现状分析》（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9期）认为，2014年被称为中国网络自制剧元年，网络自制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5年，自制剧数量更是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自制剧总集数将达3 000集。网络媒体平台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的优势，加之传统电视剧受到“一剧两星”政策的影响，网络自制剧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网络自制剧在发展中要明确自身的特点，要结合中国观众的需求和审美习惯“因地制宜”地制作出优质作品，这样才能实现“灰姑娘”的“逆袭”。

时佳、马牧青《盛大网络文学产业链探析》（载《时代文学》2015年第12期）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网络文学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等几大网站对网络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网络文学已经形成产业化的商业模式。文章对盛大网络文学产业链进行全面分析，从个案出发，思考、探究网络文学良性发展之路。

（云南师范大学　郝朴宁　李宇峰　肖　青云南财经大学　赵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