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全球化压力为何来自西部欧洲

从近代至今，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先后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或者说，它们承受着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实体向全球扩张的压力，先后被动地打开国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同时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要素，这样它们逐渐被动地纳入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运行的轨道。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①那么，从近代到当代西方人（欧洲人和20世纪以来的美国人）凭借何种手段可以持续而强势地进行全球扩张，编织全球经济活动的网络，使得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使之被动地按照全球化的模式进行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呢？历史表明，从16世纪起，欧洲人在不断更新和拓展的文化知识、持续创新的科学技术、新颖而精明的经商技巧等方面，在世界上长期独占鳌头。因此，他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在基督教普济主义激励下，在崛起的民族君主国的特许和组织下，为了拓展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可以在世界范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压力，使之参与由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述评的，“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②

斯塔夫里亚诺斯也指出，在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早在17世纪中期土耳其著名学者卡蒂布·切莱比在土耳其舰队于1656年遭到惨败后，就曾著书评论有关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欧洲基督教邻居的知识优势：“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③正是在所述时代，欧洲人以大胆的创新精神，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并加以试验或应用，形成一场智力革命。由于文艺复兴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文化科学领域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16世纪后半期的宗教战争又推动了新的神学和哲学的发展，而该世纪末出现的新的思想方法则更有利于精确科学如数学和物理学的成长。17世纪，科学研究不限于掌握古代的研究成果，而是全面运用观察和试验的方法，一些科学家通过认识事物和事物产生的原因，推论出事物的规律。按照欧洲学者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将近代初期欧洲的思想文化主要变革和成就简述如下：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人文主义快速发展；作为获取知识方法的科学全面增长；开展新教运动；民族国家趋于定型和民族意识增强；实现大洋彼岸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始开发新占据的土地；同时长距离贸易数额大量增长，这对于西方文化达到世界经济霸权地位是关键性的。④这些变革都促进了西方文化的经济增长和海外扩张倾向增强。

首先，人文主义是一场知识运动，其关注的中心是古代经典著作，借助它们，这一运动转而致力于现世人类世界的事业。它代表了一种明显的倾向：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而关注自然界、社会和政治主题。这一切表现在以下方面：在绘画中以裸体形象取代宗教题材；在文学中把罗马和希腊的古典著作译为近代语言，并描述现实生活；在建筑方面更加突出世俗府邸，如世俗和精神君主的宫殿。伴随这些变革而来的是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和对财富的渴求。尽管教会继续劝诫人们“富人进入天堂难于骆驼穿过针眼”，但是每天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财迷心窍。实际上，如果没有财富，人们如何创作和享用被人文主义者视为一种文明标志的艺术作品呢？

其次，科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标志着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时期。很长时期，欧洲人曾把教会神父和其他大权威（如：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作为真理加以接受，并把这些论断当作逻辑学上的三段论法前提，以得出奇特的，甚至幻想的结论。事实表明，所取得的结果是同在自然界所观察到的现象相矛盾的，它们对于同物质事物直接打交道者——建筑师、工程师或数学家——毫无用处。显然，致力于现世事业的人们需要基于实际观察、来自可操控试验的准则的各种知识，只要它们得到数学核实的支撑，被证明是可能存在的知识。人们需要来自拉丁文的一个词scire（学识），也就是ciencia（科学）。人们应该能够辨认相关的事物，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并发现它们为什么、怎么会发生在一定的领域。人们一旦面对现世采取这种态度，那就会找到走向主导自然界的道路。这种主导，就是借助最好的交通工具控制空间，克服时有发生的食品短缺，战胜疾病，并将大量的动物和无生命的资源——从奎宁到煤炭——用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切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已变为文明的另一种标志。经济增长是人统治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这逐渐被视为走向更高级文明进程中的必需要素。

第三，新教运动有助于西方文化勾画出新面貌，它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或“普世性”。实际上，一些新的宗教派别，如卡尔文宗，宣布应实行俭朴，或以经济术语说，储蓄用于物质利益的增长。虽然在经济方面新教的态度对于经济发展不是根本性的，正如以下事实所证明：在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经济进步很相似，但是新教的伦理可能更有利于新教商人将其道德心与其财富积累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另外，在西方文化中伦理比天主教神学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个人行为要同争取社会利益相一致，而教会要求忠实遵守圣礼的训导则处于次要地位。

第四，近代初期所产生的另一明显变革是基于国家领土界限的具有活力的国家形成。简言之，民族国家是包括一个民族全体居民的一个政治单位，也就是说，全体居民通常讲同样语言或十分亲近的方言，或者他们因共同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学、音乐和艺术而结成联盟。这是一种新型国家：在反对世俗和教会君主统治的演变中，在可以树立最高权威的那些领土上，趋于组成已由共同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政府，同时被统治者也表达了政治上相互团结在一起的愿望。人们对这种休戚相关学说的承认，以后应当有助于民众政府的发展，民众对其民族国家高度热忱的忠诚，并献身于它的强大。共同的经济利益（如希望警察更好地保护统一的商业法、废除地方贸易壁垒和使度量衡及货币标准化），在民族国家形成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经济立法力图把居民团结在一种经济实体内，然而这经常让其他民族国家付出代价。

实际上，从近代初期起欧洲各民族国家转变为西方文化的决定性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投入战争，从而威胁破坏其他文化。但是一种侵略威胁有可能来自本地区文化之外，或者来自使其文化永存的共同愿望，这就使得民族国家变为某种整合协议手段，用来阻止一些国家破坏另一些国家。

第五，15世纪末和16世纪可以视为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时期，因为当时欧洲人实现了空前的地理大发现，他们开始了欧洲的海外扩张运动，西方文化扩及全球极其广大的地区，同时这对欧洲本身也施加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代人左右时期，西欧人将全球一半以上的土地——非洲、印度、远东、北美洲和南美洲——都置于其视野中，并且开辟了通往那些海岸的航道。所述事实证明了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相信的一切，或者说，地球是圆形的，因此可以经验为前提地解释欧洲人为何向西航行能到达东方的港口，以及白天和黑夜、四季的转换。欧洲人一下子得到有关进程演变的回报：其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和发现从未梦想过的广大土地，它们可供殖民化和开发。

第六，欧洲人及时地利用其新的时机。这不仅给其国家带来极多的新产品和巨额财富，所发现地区的进口品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影响，而且还打造了有关海外原住民如何生活的极为奇特的想法，而有关观念对于西部欧洲人的政治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产生了深刻的作用。此外，开始了特别向西半球移民的运动。实际上，这些移民进程将西方文化传播到比西欧大百倍以上的土地上。这些海外地区一部分（也就是讲英语的北美洲）的经济进步和物质利益，现今已远远超过了原先的宗主国。

第七，借助同遥远国家进行大众消费品的贸易，西方文化给全球很多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真正的革命性影响。这种贸易首先在港口地区和某些特定的工业部门，如纺织、建筑和火器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集中需求，这就刺激了欧洲生产者制造更多产品和采用先进的技术工艺。这样，所述的贸易不仅促进资本主义成长，而且也有力推动了新型商业组织（海外贸易公司直接导向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对于创办新的巨大的信贷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明显推动了银行的增长和扩展。

总之，借助欧洲向大西洋彼岸的扩张，西部欧洲人启动了全球化扩张进程，西方文化，特别是经济方面各要素，被传播或强加给了全球的其他地区，直到人们感觉到世界各个地区逐渐被欧洲化了。

确实，西欧之所以成为近代世界史上全球扩张的起点和基地，是各种精神和物质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其中基督教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精神支柱，民族君主国则是扩张活动的组织者和分取红利者。关于基督教为早期扩张提供精神力量的问题，斯塔夫里亚诺斯已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⑤他还明确地指出，“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比如，西班牙征服者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在其回忆录中道出了他及其同伴远航美洲大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效劳，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由此可见，基督教确实为欧洲人早期的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使之在艰难困苦的海外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在对异教徒的斗争中能够英勇作战。因此，欧洲人在近代世界占有明显的精神优势。

此外，如前所论，在全球化进程启动之时，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定型之时，当时其国体是民族君主国，它们在全球扩张中扮演组织者的角色。在近代前期，“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⑥这样崛起的民族国家的君主们直接插手全球扩张，他们给合股公司颁发特许证，必要时用皇家海军作公司的后盾。最早伊比利亚人对美洲的探险、征服和殖民活动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

我们已用较多篇幅论述了促使西欧成为早期全球化的起点和基地的各种要素之后，有必要概述一下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为何最先承受着欧洲海外扩张的压力。

正当西欧借助各种形式向海外扩张，拉开早期全球化序幕之时，世界其他地区却正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循序渐进，有些甚至故步自封。对此，美国学者做出以下述评：“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与中国情况相似，“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⑦印度的情况与中国及奥斯曼也大同小异：“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由此看来，欧洲之外的某些地区尽管都拥有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近代它们停滞不前，面对西方的扩张势头，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因此，对于它们来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而本文将着力分析研究的拉丁美洲在所述时期面对欧洲人一波又一波的殖民扩张，没有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击，而是很快被完全打断了原有的文明演变进程，最早被纳入西欧控制的国际经济分工，不得不重新构造其社会文化。因此，拉丁美洲所承受的来自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压力，比其他地区更加沉重；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文明的主体被摧残，而其残存部分与各种外来文化成分逐渐融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文化：杂交型文化。

综上所述，由于近代西部欧洲率先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智力革命，使之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经济发达和科学技术先进的优势，借此它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和财富，开始了漫长海外扩张的征程，迫使其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这就给后者带来所谓的全球化压力。就美洲而言，这种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它一直孤悬于西半球，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和交流，形成了特有的封闭式的文明演变进程。尽管存在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古老文明实体，它们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但是在社会形态方面具有根本的落后性，一些土著群体仍然处于原始社会，少数进入早期奴隶社会；在物质生产技术方面由于不懂得利用铁器和车轮，没有辅助劳力牛、马等牲口，只有石器或铜器，因此生产力十分低下。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经济的落后性，面对闯入的欧洲人，美洲土著人处于全面的弱势地位：原有的社会迅速瓦解，在欧洲人的控制下社会实现颠覆性变革，其经济活动被迫为欧洲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面临着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前所未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