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世纪后期，世界史上规模空前巨大的洲际贸易已经形成，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主导下，把欧洲、美洲和非洲都联系起来的大西洋贸易，迫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继续处于从属地位，为西欧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其全球性网络经济交流如下：“美洲种植园为供应欧洲，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以后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产品。它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产品给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给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给运到欧洲。”
显然，操控这一网络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而被动、受制于人的则是美洲和非洲。正是在这种全球的宏观格局中，尽管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初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但是这些新生国家的经济还十分脆弱，它们的社会和民族文化尚处于萌发阶段，因此欧洲的影响持续而强劲。
实际上，在19世纪期间拉丁美洲经济活动中，英国的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保险公司、船主等，在对法国竞争者的争斗中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因此，英国商人在拉美各地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瓦尔帕来索、加拉加斯、韦拉克鲁斯、卡塔赫纳、利马更是炙手可热。对于拉丁美洲经济和棉花出口者来说，拥有先进技术和发达工业的英国已变得十分重要。正是在所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拉美仍然扮演初级产品出口者的角色。因此它所能利用的最廉价且最能支配的因素仅是土地和依附性劳动力。因此它像殖民时代一样，在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土地一直是收入、威望和权力的重要来源。
由此看来，独立后拉美国家尽管取得了经济自决权，但是对此却长期没有很好利用。在通过推动农业、牧业和工业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发展并创造维持经济增长的基础方面，拉美国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实际上，新生国家只是把外部供求的主要来源同英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固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正是在这种宏观经济继续依附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背景下，19世纪期间，欧洲的生活时尚、各种思想和流派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大陆，因此拉美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仍然来自欧洲。
纵观从独立革命到20世纪初拉美各国文化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的影响几乎扩及所有的领域；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欧洲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拉美文化的形式、内涵和演变阶段及走向。所述时期，拉美文化在欧洲要素的作用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过渡时期的变化；第二，浪漫主义影响下的文化；第三，实证主义作用下的文化。
19世纪头三十年，拉美各国社会处于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过渡的时期，拉美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主要从欧洲探求独立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求索活动中，由于采取了卢梭和百科全书派所传播的欧洲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比如，启蒙思想成为拉美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之一。这样，社会契约的观念、人民主权和权力划分的观点，开始勾画出了拉美国家未来的政治组织蓝图；同时启蒙思想也影响到教育和宗教革新方案。在这一时期，文化活动又通过报刊、戏剧、教育、音乐、绘画和诗歌，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例如，一些地区的报纸大量触及拉美未来的政治组织原则问题，以及各种思潮之间的论战。一些戏剧成为独立革命的宣传工具；教育坚持培养新的共和国的公民；音乐和绘画也为独立事业服务。
独立革命时期，许多土生白人知识分子都了解欧洲的经济和哲学的新思想。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关于人民是唯一拥有主权者，只有人民才能代表政权和权威的思想，鼓舞着土生白人知识分子。早在殖民地时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在美洲各地流传了。欧洲的经济思想也为拉美独立运动准备了理论基础之一。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也在土生白人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自由竞争是获得普遍利益的最好手段。
在欧洲革命思想的鼓舞下，在拉美文化知识界出现了倾向于政治分离和独立的主张。首先，出现了与王权传统相对立的关于人民主权的观点，它是支持独立革命的理论基础之一。根据这种观点，人民是建立自由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居民从君主制下的臣民变为共和制下的公民，政府应是代议制的。有些土生白人政治家认为，从拉丁美洲的整体看，应按照法国或美国的形式来组织各个共和国。但是，有些革命者，如米兰达和贝尔格拉诺则主张，在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应以一个印加人的后裔当君主，建立英国式的君主制。其次，一些革命者主张，在新国家里实行欧洲思想家所描述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种族歧视和废除贵族制度。这种新的思想最早体现在各地发表的废除奴隶制的决议之中，如1810年9月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的宣言，1815年7月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的宣言，1811年智利的国会法令，控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人委员会法令。但是，各地的奴隶制的最终废除还是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实际上，大部分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一般都受到欧洲文化传统的教育或熏陶，并从西欧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汲取养料，因此他们的思想实质上是外来学说与拉美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又孕育和指导了拉美的独立运动。
约从1830年到1870年期间，拉美各国文化又处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之下。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独立的拉丁美洲力图塑造自己的新文化，但是实际上它仍然是从欧洲寻求文化养料，继续保持着与欧洲文化的亲族关系。
拉美的浪漫主义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但是在新大陆它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而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并表现出不同的内容。
在欧洲，浪漫主义的出现是作为对大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理性世界的反应。这个文化运动以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作为它的主要支柱：一方面，被胜利的资产阶级夺去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贵族，他们的思想渗透了启蒙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对现实感到不满的中等阶级自由派青年，与前者一样，他们同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并在文化上不接受新古典主义的严格模式。由于所述因素，两者在戏剧、诗歌、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力图摆脱古典主义的规范。他们用自由主义表现形式反对新古典主义观点，以个人的激情反对准则的束缚，用感情的冲动反对明智的理性。受到社会排斥的贵族和中等阶级自由派青年都经受了共同的社会转变，这就促使他们在艺术创造上选择逃避现实的主题和题材，使他们躲进历史的过去、遥远的世界和理想化的大自然之中。他们反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使之转向描写人民或民族的根源、英雄和爱国精神。
就像昔日被移植到美洲的巴罗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一样，在新大陆的浪漫主义也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都知道，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但是，这股思潮迟至19世纪30—40年代才影响到拉丁美洲，并且是通过西班牙和法国的影响，以淡化的形式出现的。在多数情况下，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刺激了拉美作家来创造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因为一些作家已经意识到在他们所生活的土地上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此外，浪漫主义在欧洲适应初期工业化进程的需要，但在拉美它却强调了欠发达的特征。因此，研究拉美浪漫主义的独特性，正是探索新大陆社会传统结构问题的钥匙。从表现特点看，拉美的浪漫主义缺乏激情，而具有感情平缓的特点。由于以上各种因素，19世纪拉美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一个流畅的过程：从先前的新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而到19世纪后期又转向现实主义，其中每种风格都给拉美增添了新的民族文化特点，尽管这些文艺思潮都是来自欧洲的文化成分。
在拉美，浪漫主义就像过去从欧洲移植而来的巴罗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一样，首先影响到大城市的知识阶层，并由此缓慢地向内地的中小城市辐射，直到在小村镇和农村地区变为轮廓模糊的文化成分。此外，在拉美一些地区浪漫主义还表现为连续的波浪式运动，这样它们便构成了欧美浪漫主义运动的晚期反响。
把浪漫主义移植到新大陆，并充当这个文化运动主角的人物，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集团：（1）土生白人贵族青年集团，其中许多人曾就学于法国，他们回国后开始传播在巴黎所学到的时式和思想；（2）欧洲的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集团，他们继承了独立运动时期开创的传统，为新生的拉美国家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3）拉美各国的青年作家集团，其中不少人为逃避本国的独裁政治和动乱局势而移居他国，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流亡国外的学者。
土生白人贵族青年集团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他们一般在其欧洲之行中已受到所述精神的熏陶。回到拉美后，他们主张维护自由派利益和持有社会乐观主义态度，认为作家的使命是领导社会。他们的浪漫主义态度受到具有民族特点的实用主义的节制。比如，智利的加西亚·雷耶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学具有功利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向他们提供增强健康和文明的手段。这种理性和文明精神及浪漫主义热情的混杂是很有地方特色的。然而，浪漫主义精神并不只是贵族青年所特有的。实际上，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和时式已明显地影响到拉美上层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生活。这种时式和习俗的变化宣告了时代精神的发展，这在文学和政治方面都得到表现。同时，按照独立运动所创立的准则，文学和政治经常结合在一起。
19世纪拉美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学者和艺术家的贡献。他们应一些国家政府的邀请，参与有关教育、科学或艺术活动，其中大部分人在社会生活和习俗方面实现了拉丁美洲化。19世纪30—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智力人才引进的重要成果。
此外，还有出于浪漫主义的冒险精神和对遥远国家的好奇，以及为逃避本国的政治迫害而来的欧洲人。其中很多人已扎根于美洲，并为新大陆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独立运动时期来到美洲的不少欧洲人，继续从事文化艺术活动。从1830年起，来到美洲南部的欧洲知识分子不断增加，他们为拉美的教育、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从在拉美从事文化活动的欧洲人国籍来看，对19世纪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法国，而在独立运动时期英国的影响也很大。当时法国被视为文学艺术上重要的样板。此外，通过西班牙的移民而带来的西班牙影响也染上了亲法的浪漫主义色彩。所述时期，欧洲人带给拉美文化有价值的文化要素可归纳为六个方面：主要是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们对教育作出了贡献；基本上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对音乐作出了贡献；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的学者突出地进行了科学研究和考察活动；特别是法国人，对建筑艺术作出了贡献；西班牙人对印刷行业作出了贡献；最后，在绘画发展中，特别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艺术家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推进文化运动和浪漫主义传播的第三个集团，是由使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文化代表人物构成的。一些拉美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本国的政治迫害和动乱，而移居到政局较稳定的国家，事实上这种对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精神。例如，一批阿根廷学者移居到智利，为那里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些人曾在瓦尔帕莱索编辑和发行报刊，而另一些人在政府中担任了行政职务。例如，乌拉圭诗人和记者胡安·卡洛斯·戈麦斯，是瓦尔帕莱索的《墨丘利神》和圣地亚哥刊物的合作者。在拉美文化发展中，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贝略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所创建的智利大学成为智利坚实的文化知识教育基地。
从思想意识领域看，浪漫主义运动给美洲带来了一种思想——自由主义，它逐渐取代了独立运动时期思想家所培育的启蒙思想。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作家都采取了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因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反对保守或传统的思想武器。这样，浪漫主义自由派与西班牙的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分歧，从文化知识领域扩展到了政治和宗教领域。浪漫主义自由派认为，在拉美解放精神就是要反对西班牙和殖民时代的传统。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作家（主要是圣西门）的民主共和思想。哲学方面，他们不特别接受哪一种体系，而一般支持法国哲学家维克托·库辛的唯灵论折衷主义和理想的实用主义，主张人们宗教感情自由，人际间的互敬互爱，厌恶暴政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以及捍卫法律。宗教方面，他们偏爱没有教条的基督教，而拒绝天主教会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但是约从1850年起，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衰落。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一系列新的内外因素开始影响拉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同一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开始取代浪漫主义精神。因此，拉美文化的演变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文化以“进步和秩序”作为口号，以进一步欧洲化为目标，从而形成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新结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的社会经济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独立革命后数十年的社会政治动乱或内战，拉美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因此进步和秩序是它们最紧迫的问题。在外部层面，从1890年起，在世界上，新列强崭露头角，而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的英国开始受到削弱。在拉丁美洲，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已开始显露，它首先在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争夺霸权。此外，德国资本也伸出触角，力图渗入拉美的南部。在所述的背景下，拉美的经济开始增长，同时国家官僚机构增加，军事机器加强，贸易和金融事业扩展。因此，19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在前一阶段已形成的政治经济机制开始有效运转；但是到了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则宣告了这种发展势头的终结。拉美各国的统治者所采纳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出现多种矛盾。而这些矛盾不仅是加速的欧洲化进程的产物，而且也是拉美国家传统结构长期运作的结果。所述的传统结构，本质上就是在农村和矿区由少数寡头势力长期把持政治和经济权力，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
为了应付变化中的社会经济，为了探索拉美的发展道路，各国的统治阶级普遍从外部，特别是从欧洲输入一种新观念，就是在国内首先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提升国民的文明水平，由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进步。他们认为，只要采取这一观念，就可以把他们的国家从过去的“野蛮状态”中解救出来，并使之成为新型的国家：一方面继承拉丁文化传统，特别是伊比利亚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进一步采取英国的近代发展模式。无疑，统治者的这种构想，在客观上为拉美的进一步欧洲化创造了政治思想条件。
按照历史规律，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迟早要带动思想、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变化，也就是说，一种社会构型成熟伴随着一个旧意识形态的解体和新因素的确立。这一时期，拉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相应引起了文化的变更，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自欧洲的实证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我们知道，实证主义是由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创立的。由于他的社会学以进步和秩序作为两个基本概念，为社会寻求安定发展，寻求社会与个人的和谐一致，因此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后市民社会安定时期的理论。由于这个缘故，孔德的理论被拉美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认为是适合拉美现实需要的。显然，刚摆脱了动乱和内战的拉美，需要一种指导理论来维持它的安定与和谐的发展局面，防止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引起新的矛盾冲突，这样孔德的实证主义很自然地被引进拉美，成为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并且促使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在拉美，实证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和传播者是旧贵族与新资本家相结合的财阀集团和中等阶层知识分子。
从19世纪末起，实证主义传播到拉美各地，但它的影响在墨西哥和巴西最为强大。拉美的实证主义者主张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战胜过去理论中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他们认为，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和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消除拉美的苦难。他们具体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以科学教育取代过去强调的人文主义。在政治方面，让精英分子担任行政官员，而反对下层民众过问政治；在经济领域，依靠外国投资发展本国经济。在墨西哥的迪亚斯政权时期，被称作“科学家派”的一批实证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某些政策制定。在巴西，1871年创立了实证主义者协会。实证主义在导致君主制垮台和奴隶制废除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巴西早期的共和主义者都是狂热的实证主义信徒。
这一时期拉美的文化活动渗透了实证主义精神，这表现在它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启蒙和进步倾向方面。实质上，实证主义崇尚科学和进步的特点，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一种变体，它们转变为这个时代拉美的文化知识形式，从而取代了此前的浪漫主义精神。拉美最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是秘鲁的社会学家马里亚诺·H·科尔内霍（1870—1941），阿根廷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何塞·因赫涅罗斯（1877—1925）。
在所述时期，拉美文化知识和艺术作品一般都具有欧洲化倾向。由于接受了法国和意大利建筑专业的教育，拉美的建筑师设计了欧式的豪华府第和私人花园。按照欧洲艺术的样板，拉美的艺术家创作了一批欧洲古典式的作品。与此同时，历史编纂学、演讲术和大型报纸都得到发展。按照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茶话会和沙龙聚会增多，并创办了重要的科学社团和文化杂志。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文学作品和科学及教育学成果，都是由接受欧洲教育的拉美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全盘接受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并接近于同时代欧洲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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