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压力下拉美的种族再塑造和文化变迁

全球化压力下拉美的种族再塑造和文化变迁_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

一、全球化压力下拉美多种族的混居

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拉丁美洲的种族构成和文化传统已发生全面和彻底的变更：从五百多年前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单一种族群体，演变为多种族混居的结构；与此同时，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传统或是遭到破坏或是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杂交型文化结构。关于种族问题，拉美学者已作了清晰的论述：“种族混杂在拉丁美洲文化的形成中是个明显的要素。殖民化以前的土著人口，他们在为数众多的安第斯国家和中美洲国家中占优势地位，而在五个世纪的殖民化和移民运动以后又有了欧洲人，主要是西班牙和地中海民族的后裔。在好几个国家里，尤其在加勒比地区，还有来源于非洲的居民，那是在三百多年奴隶买卖的历史中形成的。一方面，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种族群体中发生了一个广泛而缓慢的杂交过程，产生了一个被某些专家称为新的种族群体，这便是常常被视为与现在的拉丁美洲和民族主义成一体的那些人。”由于各种族的长期混居，拉丁美洲文化传统也逐渐形成杂交型结构：“一方面是真正的、自发的、本土的文化，相对地没有受到欧洲冲击以及现代化的影响（尽管在大陆上没有一种本土民族不曾经历过因为与西方接触而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有统治阶级或来得比较晚的移民的‘纯’欧洲文化，它相对地与本土和非洲裔的群体隔绝。在这两极之间，有种种杂交和黑白混血的文化，它们带有明显的地区和地方的变异性。这些文化如今代表着拉丁美洲人口的大多数，在城市环境中尤其如此。”正是在所述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除了个别残存的土著文化之外，在拉美大部分地区多种文化杂交而成的新生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就涉及文化变迁的问题。鉴于所述情况，本节拟探讨拉美的种族再塑造和文化变迁的问题。

如前所论，伴随着16世纪初全球化的启动，来自欧洲的伊比利亚人用很短时间便征服了美洲土著印第安人，骤然打断了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演变进程。从此，在美洲所发生的种族变样进程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剧烈和持久。比如，非洲各地社会，虽然被西方人转变为千百万奴隶的供应者，其人口大量死亡，但是它们能够保持其种族的相对自主性。然而，美洲的土著居民遭受了欧洲列强扩张的猛烈冲击和世代磨难，因此印第安种族经受了长久的束缚、损伤和变样的过程。

欧洲扩张对东方各高级文明的影响也没有如此剧烈和深刻。实际上，中国人、印度人和以后的埃及人、土耳其人和东南亚各族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持其文化自治性及其文明架构，从而抵御了全盘欧化。与此相对照，美洲的高级文明核心却遭受了灭顶之灾，以致其残存至今的后代还不能准确地追溯其祖先辉煌的过去。结果，现今的印第安文化与16世纪之前的土著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按照欧洲化的方向演进，结果现代的土著居民处在新的民族－种族的框架内成长起来。

美洲印第安种族变样的总路线图表明，已被纳入全球化的残存土著居民，很早就受到来自欧洲的技术工艺及其文明进程的影响。首先向美洲扩张的西班牙在16世纪实际上是一种“救世主式的商业帝国”，其主要特点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而是在中世纪受到伊斯兰民族所主导的结构影响，它承袭了阿拉伯人的救世主式的专制制度，同时继承了穆斯林的技术工艺，及其社会组织形式和传教使命感，只不过西班牙人传播的是基督教，而阿拉伯人传播的是伊斯兰教。

西班牙征服者闯入美洲的土地上，把土著居民纳入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世界性的土地商业文明框架内，并统治他们。从此，美洲土著人加入到欧洲人主导的经济体制中，他们被组织在欧化的社会模式中，按照伊比利亚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重新塑造自己的文明形象和思想意识，并以欧洲的文化传统和风格来创造美洲的艺术品。

二、三大种族的并存

综观整个美洲，伊比利亚人首先创建了奴役制殖民地：强迫土著居民从事出口型的采矿业和热带作物的生产。由于欧洲人传染的疾病和奴隶劳动的损耗造成土著人口大量死亡，所以，在出现劳动力不足之时，自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取而代之。在所述的情况中，被奴役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被逐渐损耗，就像后来消耗煤炭和石油一样，因为殖民地的经济运作主要以人的动力为基础。经过几个世纪的社会演变，由于所述的原因，美洲土著人口迅速减少，而非洲黑人和欧洲人逐步增多，再加上不同种族居民的混血后裔人数的增加，所以拉丁美洲的种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更，按照其文明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采用拉美学者研究的成果，可以将现代美洲种族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土著居民，代表着美洲高级文明经受变样进程的残存者，从16世纪初起他们便同持续扩张的欧洲人发生了文化碰撞和冲突，但是经受了世代的磨难，其后裔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第二，各混血种民族，他们是生活在被征服领土上的土著部落居民，为殖民公司充当劳动力而被迫迁移来的黑人奴隶，以及横渡大洋而来的欧洲移民混居以后所产生的各种新人种；第三，各移居民族，是移居海外的欧洲人，他们主要借助殖民制度在美洲土地上成长起来，但是在新大陆保留了许多原有的社会文化特点。最后还有一类，即新兴民族，在当代已从部落状态上升到国家层次，但是这种类型在美洲尚未浮现。

第一，土著居民。

作为经受了欧洲扩张强烈影响的美洲土著文明的残存者，他们最早受到所述扩张的冲击和损害，但尔后自行努力进行种族的再构建，最终成为现代民族社会的成员。虽然他们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已不可能复原其古老的文明了，因为他们经受了深刻的变样进程，不仅发生了印欧两种传统的结合，而且还要努力适应变化中的客观现实：必须面对自己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并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商业和工业革命的影响。在现代美洲，土著居民主要生活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他们是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后裔；还有生活在安第斯高原的各民族国家——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他们是南美洲印加文明的残存者。据拉美学者估计，在20世纪中期，土著人口总共为6　570万，约占美洲全部人口的14.2%。

现代土著居民的基本问题是把所继承的，且经常对立的两种文化传统整合在民族的生活方式中。一方面，欧洲的要素在于各种技术工艺、制度和思想意识内容，它们已掺和到古老的文化遗产中，而这一现实是以重新确定其整个生活方式，打乱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其古老的文化财富尽管已经明显萎缩，且受到损害，但是尚能保持某些基本成分，比如，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土著居民的语言、社会组织形式、信仰和价值体系，此外还有通俗知识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们仍作为自行肯定民族特性的工具而处于复兴时期。

他们身上体现出印欧两种传统，但是没有能力将两者融合为一个综合体，事实上，时至今日土著居民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其古老文化与欧洲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人经受了“现代化”而倾向于主流社会中的欧洲因素；而另一些人面对现实，被迫采取新的思想观念，以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或者作为克服以技术落后及其社会结构陈旧为特点的障碍的手段。

美洲土著文明的两个核心——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作为完全被征服和制伏的民族，遭受到最为剧烈的强制欧化进程，结果是其种族完全变样。因此，现今其种族和民族轮廓已不是最初的原型了。其古代社会的大部分后裔已经与欧洲人和黑人混血，形成了拉丁美洲新种族之一。然而，世界上其他高级文化的非欧洲的民族尽管也经受了被制伏的后果，但其种族的最初文化形态只不过被抹上一层淡淡的欧洲色彩，而在美洲形成了新的种族，他们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传统。

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拥有比其本土多得多的人口，这些居民被整合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实际上，古代美洲人生活在拥有灌溉的神权政治实体中，其经济基础是人工管理的农业，其中由统治者掌控大型沟渠体系进行排灌和组织耕作，这种类型的生产可以供养众多的人口。

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欧洲的和土著的两种文化才能结合在一起。前者，以少数外来统治者为代表，保持美洲社会的整体性；而后者被一种城市社会先进的文化所切断，比如，土著的有学问阶层被迫停止活动。这样，土著传统被强制地推行去文化化进程，其人口迅速减少。此外，由于土著财富被掠夺，其技术人员和手工艺者趋于消失，结果土著居民迅速贫困化，实际上，大部分土著居民变为“迁移无产者”，他们被迫沦为效力于出口经济的矿山和大庄园的简单劳动力。

长时期以来，美洲土著居民难以确定适宜的生活方式，因为旧的生活方式作为整体力量已经死亡，而新的方式尚未形成。他们先是被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严重损伤，后来又被奴役制拖往绝望的深渊，变成一群人类“畜群”，其成员不得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命运。在这整个时期，土著居民一代又一代地保持和传承了零星的旧价值观，但其实践行为上的现代化很难推进，因为旧观念仍得到尊重。

这样，就出现了混合文化的第一批细胞，新一代土著人努力适应现状。后来，这些混合细胞逐渐推动了新土著人和新欧洲人的混血，但这一直是在新文明压力所强加的框架内实现的，其技术器械、组织制度，特别是商业模式都是欧化的，在新生的社会，统治阶级拥有巨大的强制权力。因此，早期的种族混血化成为把土著群众当作新的生产体系劳动力的手段。在奴隶制或奴役法规之内，在新生的社会劳工的风纪必然比文化同化或宗教皈依产生更多的各民族之间的混血和整合。

同美洲其他种族相比较，土著居民由于老的传统价值的残存，及其十分不同的种族再构造进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象。在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区各社会，西班牙征服者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殖民贵族统治秩序，取代了老的统治阶级，并让中等阶级和所有的农奴群众为他们效劳。由于这一社会变故，欧洲人就能驱使大批土著劳动力建造西班牙式的豪华宫殿和壮观的天主教堂。这就使得殖民者可以操纵一种西方化的强制体系，开始根除土著统治者和有学问者的影响，树立起罕见的同化和镇压的体制：从大规模天主教义传授，创办大学，到维持强大的军事部队，这支队伍能迅速行动起来对付任何反叛意图。

由于长期受到排斥，土著居民一代又一代地置身于本土的主流社会经济发展之外，所以现代土著人难以整合在民族国家之内。因此拉美某些国家面临着独特的文化挑战：就是让边缘化的土著居民切实加入新的国家和文化进程，从而使之脱离古老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与现代工业社会格格不入的。由于其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整合在国家实体内的土著人仍然持有不同种族的自我意识，所以现代国家内各种族集团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各自为政。但是，无论在殖民地还是在独立国家的年代，统治者虽然都曾使用各种强制手段，企图同化他们，然而土著居民仍坚守其种族认同，保持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世界观的独特性。这种长期存在的抗拒力表明，美洲土著居民集团将长期保持其差异性，犹如嵌在国家中的“孤岛”。

第二，各混血种民族。

这个种族集团产生于非洲人、欧洲人和美洲土著人的种族母体结合，去文化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由于在奴隶制和庄园制的框架内由生物学上的混合与不同种族文化同化而塑造出来的人类不同于其母体，所以逐渐构成了美洲各个新民族，他们主要是巴西人、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人、安的列斯群岛人、中美洲及美国西南部居民的一部分。这后两种居民经受了同样的种族构成过程，因此，也成为新民族，不过中美洲人因土著文化特征的突出存在而与众不同；与此同时，在白人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下，美国西南部的部分居民后来丧失了新民族的特点。显然，各种混血种民族十分不同于土著居民，构成了美洲最富特色的种族集团，因为他们遍布于整个大陆，占有明显的人数优势。据估计，20世纪中期各混血种民族总人口约为1.43亿人，占全洲总人口的32.1%。虽然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能觉察到这类新民族的存在，但是拉丁美洲的种族混血现象更为普遍。实际上，现代欧洲某些民族的早期构成也有相似情况，其基本种族母体是奴隶制殖民地的开拓者，他们带来了外来民族的统治和不同民族的混血。这样就出现了伊比利亚的种族构成，以及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民族与种族的形成，他们是罗马帝国商业殖民化的成果。罗马通过军事统治、人口迁移、奴役、种族混合和去文化进程，从文化和语言方面来改变某些种族的特点。此后，通过中世纪殖民统治的相似过程，穆斯林的扩张也影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种族构成。通过透视历史上欧美种族混血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相似性：新民族是由原先十分不同的各种族结合与混血而构成的，是在社会和文化更发达的外来种族集团所强加的暴虐的殖民统治条件下形成的。

美洲的各混血种人集团是由种族、文化和语言上深刻不同的人群的融合而构成的，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副产品。当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聚集在生产热带产品的大庄园或矿山之时，其目的是生产初级产品供应欧洲市场和提供高额利润，而在此过程中各殖民国家也塑造了深刻不同于其母体的新民族。不同种族的人群被整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内，尽管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是由于生物学上的作用和经济活动的需要，他们逐渐相互妥协、适应、调和，最终实现种族混合。这样，在庄园或矿山充当头领的白人，当作奴隶的黑人和受奴役的印第安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逐渐创造出一种“自由语”，作为交流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出现了由多种多样传统成分构成的调和文化，换言之，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殖民事业开始之后数十年间，诞生且整合在那些种植园和矿山的新民族居民，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非洲人，又不是土著人，而是形成一个新的种族单位的原生细胞。他们在新大陆茁壮成长之时，那些原生细胞逐渐构成了人数不断增加的各个新民族，他们慢慢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尔后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复合体，最后成为力图争取其民族自治的种族集团。

美洲的新民族是种族统治和生产组织的特殊形式的结果，是在社会极端压迫和强制去文化化的条件下构建起来的。虽然这种后果在其他时代和世界不同地区也会出现，但是在殖民时代的美洲达到最广泛和强有力的地步。

新民族的文化轮廓有三种不同的变体，相应是欧洲人，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母体，它们都作用于新民族的构成。第一种变体是推动美洲殖民地化的欧洲各民族，其主要的差异存在于拉丁殖民者和其他殖民者之间，他们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欧洲殖民者所实施的各种奴役制和种植园制的形式和实质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都推动了美洲新民族的构成。第二种变体是非洲黑人母体，他们分布在美洲各个居民点的人数多少比各黑人集团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更加重要，因为奴隶制所实施的去文化进程使得黑人很难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只是在宗教领域才能觉察到黑人的贡献。尽管如此，由于黑人文化渗透着浓重的调和性，所以他们对压迫的反抗更甚于挽救其古老信仰的努力。第三种变体是美洲土著人母体，在文化方面他们比黑人母体更为重要，因为首先与欧洲人接触的土著群体向入侵者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他们决定性地促进了在新大陆定居的欧洲殖民者创造原生文化构型。

这种土著文化变体至少呈现出两个基本形式，相应是不同的土著人群体所达到的技术工艺发展的水平，及其相应文化传统的差异，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残存了下来，从而决定了美洲新民族的某些独特性。第一，相应是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图皮瓜拉尼人，亚马孙和加勒比地区的阿鲁亚支人和卡里伯人，在社会文化演变方面他们都可归类为一般农业村庄水平。这些土著民族借助同种类的作物，与其发展程度相一致的基本生产技术，以基本相同的方式生活、耕作于热带地区。第二，智利太平洋沿岸的阿劳坎人，以及南美洲西北部和中美洲的各个土著部落联盟，其中一部分人已达到农村手工艺状态或接近这一水平。

以新民族为特征的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近现代各混血种人集团独特的形成过程，其中种族－民族文化及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同步性。美洲的新民族基本摆脱了造成其居民处于社会经济落后状态的陈旧传统，而融入到国家的主流发展趋势，这就使之不同于土著居民社会的边缘化。实际上，在新民族形成过程中，牢固维系的文化传统的缺失，造成他们急剧的去文化化，这就使之持有不保守，更开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第三，移居民族。

移居民族相应是由欧洲人向全球新空间移民所形成的现代民族。在新的空间，他们努力重建在本质上与其来源地相一致的生活方式。他们每个人按照来源国所提供的社会经济模式组织在一起，从而在收养他们的土地上推动在欧洲环境中已现代化的革新进程。

初期移居群体是在离经叛道的欧洲人集团中招募来的，特别是宗教领域的反叛者；后来移民队伍扩大到被其母国判为放逐的所有“不良类型”的人员，最终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进展，被逐出城乡社区的人们汇入移民潮，造成移民人数空前增长。起先，许多人是被迫移民的，他们通过契约在类似奴役制的条件下劳动数年。但是，后来大量移民者成功当上了自由农场主、独立手工业者和自由雇工。

移居民族由于其独特的欧洲人外貌（不仅呈现出占优势的高加索人种特征，而且在新土地上复制了欧洲的场景），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趋于成熟的特点，所以与美洲其他种族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移居民族主要以近现代工业技术工艺和社会结构的整合能力为基础，使得大多数居民都能参与生产体系、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这样，他们觉得所面临的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同时其世界观也不同于其他种族的美洲人。

移居民族的基本特点是：来自其群体共同起源要素的文化同类性，并由后来的群体加以吸收并保持下来；在民主和自治机构所支配的社会中高度的平等主义，在这些社会中自耕农很容易变为地产业主；在他们所开创的社会工业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和愿望与社会同步发展，体现出“现代性”。

从全球范围看，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以色列、南非等国主要由移居民族组成。在美洲，以美国和加拿大以及乌拉圭和阿根廷为代表，其大部分居民来自欧洲，在20世纪中期占全洲总人口的53.7%，总共为2.392亿人。在这类情况中，欧洲人在土著部落领土上通过实施一系列殖民计划而创建了国家，而对土著人或者加以屠杀，或者将其隔离在所谓的保留地内，让土著人“建立新社会”。而在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中，土生白人精英在19世纪曾实施一项国家计划，以欧洲人来取代土著人，他们认为欧洲移民对于国家的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现代阿根廷和乌拉圭是一种生态传承进程的结果，是两国寡头政府蓄意制造的种族取代的产物，借此把新民族结构改造为移居民族。在所述的进程中，从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混血中产生的拉迪诺人和高卓人，原先是两国的基本民众，但是后来被欧洲移民洪流冲垮，并被取而代之。

同土著民族所发生的情况相反，移居民族从一开始就构建为复杂的等级社会：其基础是受奴役的土著群众，而高踞其上的是富有的欧洲贵族和殖民地高官。随着殖民地的巩固和富裕起来，移民集体上升为民族，并逐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最终他们通过解放斗争而创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移居民族已组成一个先进的社会，并有能力启动工业革命。

但是，在美洲的北部和南部的移居民族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不仅在于文化的不同（南部为拉丁和天主教文化，而北部则为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文化），而且还在于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的高低。这些差别使得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更接近于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也是新伊比利亚人、天主教徒，以及经济欠发达的美洲居民。然而，由于所具有的其他许多社会文化特点，他们都属于来自欧洲的移居民族，这使之呈现出与北美洲殖民者相似的特征。

三、拉美杂交型文化的形成

如前所论，在经受了数百年的全球化压力，拉丁美洲已实现了种族再塑造；伴随这一进程，全洲的文化必然发生巨大变迁，形成了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多种文化成分相混杂的结构。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拉丁美洲各民族文化可视为一个复杂而可变的结构，它不是一种定型的形式，而是长期寻求但又从未达到真切的走向。虽然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过类似情况，但是发生在新大陆的这类文化变迁却是最典型的。

实际上，在殖民地的大部分时期基本上没有一个知识阶层切实地创造出“美洲文化”，而只有来自欧洲的移民精英，他们仅在新大陆进行文化模仿活动，这只不过是另一种环境中的文化脸谱，对于其自己的民族发展没有实际意义，甚至满足不了本土的知识阶层。这样，他们经受了双重价值的撕裂：既想要充当一种高级文化的美洲代理人，但却又是殖民社会的代表，实际上其生存方式折磨着他们。

在文化方面，这种模糊性相应是统治者外源特征的产物，来自欧洲的殖民地官员定居下来支配美洲的社会经济文化事务。在这种外来的精英文化中，艺术创造作为移植而来的文化要素而兴盛起来，但却难以表现美洲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被征服社会的知识阶层或是不存在，或是被根除，因此美洲的本土文化创造持续萎缩。随着数百年的流逝，逐步进行社会文化重构，终于出现了一个新社会和一种新文化，显然它们不同于欧洲的原型，但却是按照后者的某种准则形成的。从此，美洲的文化创造更加趋向本土化，现在已不再对过去的或外来的准则和价值唯唯诺诺，而是一种新文明的风格，它们的新芽努力表现自我。

在本民族的通俗文化领域内，也是在同样的变迁条件下进行创作的。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土著文化自我表现的真切形式趋于消失。这样，主要面向遥远市场的新产品没有给劳动者或艺人以任何机会来发展本土文化个性。这样，他们机械地重复动作，以生产仅以商业价值为评估标准的物品和器具。只是在一些日常次要的活动中，如在其茅屋顶的修缮中，可以采用过去编篮子的编结技术，或在制作陶罐时还保留了某种传统形式。

尽管存在这些缺失，在通俗、大众、民间文化领域，我们能找到较高水平的文化创造和真切的本土要素。实际上，在这一层面上加工和确立了改造过的基本形式，它们保证了古代成果的遗存。在遭受灭顶之灾以前，土著人在生态环境即将发生变化之时，已经指认了美洲土地上动植物名称；创造了狩猎、捕鱼、种植技术；制作物品和器具的技术工艺。在这种知识和实践遗产的基础上，通过数千年来的加工，新社会拥有遗存的必要物质条件。直到今天，在这种世袭遗产的基础上，拉丁美洲各民族仍可利用过去的某些生存要素。正是在这种发展水平上，构成了多种文化要素相互影响和联系的形式，它们远远超出统治者发布的强制准则，提供了各种族居民共处的坚实条件。最终，在这一层面上形成了解释世界和人类地位的神话传说，至今它们还能使人们热爱土地上所存在的一切美好事物。

按照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的独特性，以及生产技术方面现代化节奏，美洲的艺术创造也在重新定位和更新。文化知识领域的变革一直比通俗文化方面的变化节奏更加强烈，因后者只能伴随着不协调状态而缓慢更新。结果，民众很少能理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语言，认为这些成分脱离其生活现实。

美洲的文化创造的这些扭曲变迁进程，虽然存在于所有的种族居民生活中，但是在土著居民和新民族群体中最为明显，易于觉察。由于各移居民族在本质上是移居到海外的欧洲各社会群体的缩影，所以能以不大的损失吸收西方传统中各种思想意识内容。而其他种族群体对此难以认同。比如，在吸收欧洲理想化的人类形象时，把白人形象等同于美丽的、高贵的，甚至是标准的人物形象；在向各民族传播这种不同种族外形的理想化形象之时，把白人形象嫁接到其他民族身上。显然，土著居民和新民族群体难以接受这种处理办法。还应指出，由于美洲土著民族的艺术创造同欧洲的准则不一致，所以他们对于外来尺度持轻视态度。因此，只有努力复兴其文化创造，土著居民才能重新将其祖先的艺术成果视为美好而有尊严的作品。至于新民族，其种族的混血产生于独特的社会经济活动环境中，这使之在欧洲人眼中是低等民族。而本地统治者不仅了解而且散布了这一种族歧视的观念。只是到20世纪中后期人们才开始批判并放弃这种偏见，因为拉美一批知识分子大胆面对本土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为起点，探索社会文化改革方略，以找回拉丁美洲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

正是经过了长时期的种族再塑造和文化变迁的过程，现当代拉丁美洲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个性，正如一位拉美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拉丁美洲的特点是土著人、非洲人和欧洲人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之间的相互通婚和结合，所以它一直向各种文化间的对话开放。拉丁美洲文化的未来，其特点无疑将是这种对话的加强，它一方面受到日益增长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另一方面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众文化的某些部分在全世界，尤其在美国的流行所鼓励”。

注释：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③［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④Shepard B.clough，Richard T.Rapp，Historia Económica de Europa.El Desarrollo Economico de la Civilización Occidental.Tercera edicion，Ediciones Omega，S.A.Barcelona，1979，pp.129－133.

⑤［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3页。

⑥［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⑦［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0页。

⑧［巴西］特奥托尼里·多斯桑托斯：《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载于［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⑨Hernan Godoy Urzua，La cultura chilena.Santiago de Chile，Editonial Universitaria，1984，pp.41－57.

⑩［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上），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1，319页。

［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上），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7页。

［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美］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88—389页。

转引自［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

转引自［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页。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19页。

Jean Franco，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Barcelona，Editorial Ariel，1980，pp.95－97.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4页。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5—746页。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0—761页。

［智利］罗伯特·鲁塞尔：《以南方的目光审视21世纪的美国西半球政策》，载于智利《国际研究》杂志，2001年第123期。

［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0页。

转引自郭英剑：《文化帝国主义抑或全球化》，载于［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文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西方文化是特有的但不是普遍适应的》（节选），载于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11—12月。

［美］保罗·法里·梅根·罗森菲尔德：《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载于美国《华盛顿邮报》1998年10月25日。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Darcy Ribeiro，Introducción：La Cultura，Insertada en América Latina en su Arquitectura，México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1983，pp. 11－21.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