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的萌生与成长

当全球化进程持续不断地将外部文化传送到新大陆之时，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新生的拉美民族主义思潮也在滋养着本土文化的成长，这就使得拉丁美洲文化明显有别于欧洲文化和盎格鲁美洲文化。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近现代拉美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状况。

拉美民族主义既是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的历史和现实演变的必然产物，又是北美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民族主义观念辐射的成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拉美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新大陆历史长期演变的产物，他言简意赅地论述道：“民族主义不是20世纪引进的新观念。它在拉丁美洲早已根深蒂固。它是在数世纪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在18世纪，地方上层分子发展了一种赞扬他们的周围环境、颂扬新大陆的美丽与纯洁的文学。以克里奥尔人和马松博人为一方，以王国人和半岛人为另一方的日益加剧的冲突加深了那些在新大陆出生的人们的‘本土主义思想’，因此他们与伊比利亚人进一步疏远了。通过这一心理变化过程，历史意义上的国家高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土生土长的自豪感和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感在宣告独立时必然获胜。上层分子从本土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创建并保卫了他们的新国家。”①

现代秘鲁的著名作家马里亚特吉也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阶级结构的视角分析认为，在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也就是说，“有一个意识到自己行动的目的和利益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有革命的情绪，特别是要以一种与地主贵族的权力誓不两立的态度要求恢复占有土地的权利”。“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各国人民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整个大陆被迫团结一致，是因为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有利于这场革命。”②正是由于上述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在拉丁美洲革命者中产生了“大陆民族主义”——美洲民族主义，这是支配伊比利亚美洲土生白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期也影响到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启动，并且成为新大陆争取独立的革命者的重要思想武器。正如墨西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到18世纪末，‘欧洲启蒙’主义已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美洲。不顾殖民者采取何等强制的检查措施，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分子（欧洲移民的后裔），连同某些新来的欧洲革命者，起来响应旧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志自由论思想”。③

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主要是来自土生白人的显贵阶层。在漫长的殖民地时期，他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政治权利方面他们的发展空间却受到来自半岛的西班牙人的严重限制。这就引起土生白人日益强烈的不满和愤懑。到殖民地时代末期，无论从人数还是从社会经济实力来看，土生白人阶层已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当内外条件成熟时，他们的不满情绪迟早会转变为行动，以争取自己的政治空间。实际上，美洲土生白人扎根于新大陆，把美洲作为自己的家园；但是他们的政治空间十分狭小，所拥有的唯一政治机构是市政议会，而其权力和职责都极其有限。这种对立的社会状况增强了美洲土生白人的自我意识，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观念。

到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的某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从反面加强了土生白人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首先，王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监政官制度（1764年首先实施于古巴，1790年推及整个殖民地），力图通过行政措施和财政手段，对美洲殖民地实施更加严厉的控制，这引起土生白人的极大反感，且从反面刺激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并由此转变为新生的民族意识。其次，波旁王朝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质上只是扩大了垄断者队伍，也就是将贸易特权从加的斯扩展到西班牙的其他港口；但是却限制美洲土生白人用自己的船只装运货物进行贸易。与此同时，“自由贸易”政策在美洲各地之间的贸易和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使得美洲土生白人看清了“自由贸易”的虚伪性，促使他们由不满而转变为争取真正的自由贸易权和政治自决权的更为激进的立场。再次，耶稣会教士的美洲主义助长了殖民地的分离倾向。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由于耶稣会组织严密，富有战斗精神，且工作效率极高，这一切使得它在经济上拥有强大实力，所以王室对它产生了猜忌。此外，由于耶稣会极力效忠于罗马教廷，其教士往往绕过马德里和里斯本直接接受罗马指令，这种做法是违背伊比利亚王室的中央集权原则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759年葡萄牙的庞巴尔政府将大约600名耶稣会教士驱逐出葡属美洲殖民地。1767年，西班牙王室也将大约2　500名耶稣会教士驱逐出西属美洲殖民地，他们大部分是美洲土生白人，从此这些教士被迫离乡背井，不能再在美洲传道了。有些学者指出：“把他们终身放逐不仅在他们中间，而且也在留居国内的家属和同情者中间激起巨大愤怒。”④实际上，在流亡的耶稣会教士及其同情者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美洲民族主义的鼓吹者和独立革命的支持者。正是在所述的多种因素作用下，美洲土生白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定位和经济自主发展问题。由此，他们逐渐形成自己是美洲人而不是西班牙人的意识。他们不仅否认自己是西班牙民族，而且认为美洲人之间也有差异，因此出现了墨西哥人、委内瑞拉人、秘鲁人或智利人的概念。同时，土生白人也意识到他们有自己的家园，彼此之间也有差异。这些深入的思考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这就是美洲民族主义。

拉丁美洲历史学家曾断言，“他们国家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成熟先于其政治独立。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朗德和豪尔赫·巴萨德雷这两位秘鲁人谈到秘鲁早在18世纪或更早就具有明显‘殖民地民族主义’和‘自我意识’。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总结道，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压迫激起了预兆拉丁美洲即将独立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热情’”。⑤

按照美洲民族主义观念，美洲土生白人确定自己是一个新的民族，有自己生活的家园。对此，西蒙·玻利瓦尔在1819年安戈斯图拉国民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作了形象的表述：“我们，甚至没有保留过去的任何残余：我们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介于土著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人。土生土长的美洲人和享有权利的欧洲人，我们处在向本地人争夺拥有和维持国家的资格的冲突中，而在这个生养我们的国家中，反对入侵者的敌对行动；我们的情况是如此非凡而复杂。”⑥

从历史事实看，从土生白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到民族意识的过程是漫长的，直到18世纪后期作为波旁王朝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个反面成果而出现在流亡的耶稣会教士和土生白人革命者的言论和著作中。关于土生白人形成民族意识的过程，有位美国学者作了以下概述：“在长久的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人，尤其是上层人物的心理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伊比利亚出生的人面前那些自卑感没有了，产生了平等感，然后产生了优越感。同时，一种效忠于自己所在地的土著主义思想成熟了，发展为民族主义情感。”⑦

从18世纪后期起，流亡的土生白人耶稣会教士更加强烈地表达出美洲主义倾向，并进一步发展为民族主义意识，从而为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启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这些耶稣会教士不仅是美洲主义鼓吹者，而且是独立运动的参加者。例如，秘鲁的耶稣会教士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尔多就是一位独立的鼓吹者。他在《致西班牙美洲人的信》中宣称：“新大陆就是我们的家园，它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到这段历史中去寻找我们目前处境的原因。”⑧他的论述是争取独立运动的号召。在南美洲独立运动前夕，比斯卡尔多又提出他支持美洲独立的理由：“西班牙王室正在被迫放弃欧洲的各个阵地，诸如位于西班牙同一范围的葡萄牙王国和震撼其铁枷锁的著名联合省共和国，这些表明，比西班牙不知大多少倍、更加富庶、更为强大、人口更多的一个大陆，不应该依附于那个王国，同时它的距离那么遥远，更不用说，它现在正处于更沉重的奴役地位。”⑨因此，比斯卡尔多催促西班牙美洲人效仿北美人起而争取独立。他说：“英属美洲殖民地为自由而战斗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现在已光荣地享有自由，而我们的冷漠却在蒙受耻辱。我们欢呼他们在新世界第一个掌握了独立的主权。此外，西班牙和法国朝廷却在坚决支持美洲英国人的事业。那种价值表明我们的冷漠。至今历时三百年的侮辱损害了我们的荣誉感。”⑩

流亡欧洲的耶稣会教士支持拉美独立的言论，引起南美洲独立运动的先驱米兰达的关注。他为准备自己的欧洲之行，力图搞到一份居住在意大利的这些教士的名单，他认为这些人对其事业是有很大价值的。在他同英国首相皮特的会谈中，这份名单是受到皮特重视的文件之一。

正是在所述时期，拉丁美洲也产生了民族主义，不过它具有自己的特点，拉美学者明确指出：“早在19世纪，在拉丁美洲便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潮流，它与现代化趋向同时发生，并成为一种抗衡的力量；它有时同现代化交混在一起，有时与它分道扬镳。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从历史和种族同一性中寻找根源。它设法提高本地历史的形象，它赞美种族杂交所产生的新的特色，它要在神话和领袖人物和将领们所完成的业绩而不是群众文化源流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尽管这些新国家是按照西欧北美模式构建的，但却按照民族主义准则反映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它们的个性是鲜明的：在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潮流最早是作为与国家地理疆界的认同和划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因素出现的，是所谓“领土上的民族主义”，它不同于欧洲国家那样的种族和语言上的民族主义。

独立后，新国家面临着阻碍政治经济发展的许多内外严重问题，这样，拉美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又以民族主义为思想武器，分析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寻找问题的症结，探索国家发展的道路。他们很快提出了“精神解放”——第二次独立的主张。因为人们意识到，新国家仍然继承了前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中世纪蒙昧主义思想形式，因此必须摆脱其束缚。与此同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仍然依赖于西方列强：新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主要以美国宪法为样板，而文化影响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这样，拉美精英早在19世纪就发出这样的呼声：“新的美洲国家必须摆脱殖民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重担，必须走向进步。”与此同时，他们“对北美文化和政治模式失望的感觉开始表面化了”。精英分子发现，从美国输入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性，而美国在新大陆扩张主义的意图又昭然若揭，所以，他们向全洲呼吁：“现在有必要确定拉丁美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并肯定“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原来与法国的帝国政策有关，但是它很快同其来源分离，且有别于盎格鲁美洲，这样，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品格，也就是“以一种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意识为标志的品格”。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精英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力图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反对外国列强在西半球的扩张，其代表人物就是古巴诗人和思想家何塞·马蒂、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何塞·马蒂（1853—1895）是新大陆第一个明确提出有必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拉丁美洲文化”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精湛地论述了“我们的美洲”应当是民族主义的、本大陆的和反帝国主义的。何塞·马蒂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一生，他的全部著述及其在古巴独立斗争中英勇奋战表明，民族主义是鼓舞19世纪末拉丁美洲人摆脱外国列强控制和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后来，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1872—1917）在《爱丽儿》等一系列论述中提出一种“精神上的拉丁美洲主义”，“它不仅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对立，也与所有仿照外来模式的霸权和意识形态相反，这使得好几代年轻的拉丁美洲人大为震惊”。确实，恩里克·罗多主张从精神上摆脱外来影响，特别是美国的思想意识的霸权，从而唤醒了群众的觉悟，实现拉丁美洲人的独特性，这是对拉美民族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简言之，何塞·马蒂和何塞·恩里克·罗多是现代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先驱，同时他们也是其民族主义理论的实践者。何塞·马蒂为争取古巴独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何塞·恩里克·罗多则以其著述表达新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观念和理想，从而引发了阿根廷的大学生运动，后者又扩散到拉美其他地区，为全洲民族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提供了思想条件。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速发展，工业化在世界各地的推进，拉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得到孕育和成长，为了拓宽自己的经济活动空间，新兴阶级要求摆脱外国列强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呼声日益响亮。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新的思想潮流——“革命民族主义”，它孕育于墨西哥社会、农村和反帝国主义的长期而曲折的斗争中。尽管这种思潮没有转变为一种正式的意识形态，但是它逐渐成为20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思想武器，同时对拉美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探索美洲发展道路产生过积极影响。对此，拉美学者明确指出：“墨西哥革命对于美洲革命人民联盟的成立产生无可否认的影响，联盟由秘鲁人阿亚·德拉托雷领导了好几十年。……由此派生出来的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动还有桑地诺在尼加拉瓜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瓦加斯在巴西宣布的‘新国家’意识形态（颇带法西斯外形），庇隆将军在阿根廷的正义主义，以及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的意识形态。这些运动并未充分构成严密的理论，但它们都有同一种直截了当的‘民族主义’思想，同一种明确的反帝国主义思想，同一种民粹主义表现，以及同一个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愿望。”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带来长期的经济大萧条，这就促使不少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抬头，而在拉丁美洲则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经济民族主义。由于危机严重损害了拉美各国经济的正常运作，甚至使得某些国家的经济发生崩溃，这就使得人们痛苦地认识到全洲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压力下，拉美的民族主义者提出变革经济政策的主张，他们要求“增加民族经济的生存力，反过来减少他们对由少数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购买热造成国际市场波动的依赖。他们制定了增加经济多样化和促进工业化的计划。……首先，工业化可望使经济多样化；其次，它防止外汇花费在本国可以制造的进口项目上。同时，外币的严重短缺意味着，这些国家要么制造自己的产品，要么就不靠这些制造品了”。在各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拉美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民族经济的成长，“它们提出长远的经济计划，施加新的控制，提供各种制度。货币贬值、实行进口控制以及提高关税刺激了民族工业”。在所述时期，各国重视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实际上又鼓励了民族主义势力的扩展，其影响从知识分子扩及各国政府，正如美国学者所分析的：“各国政府广泛参与经济管理以及加快发展的要求日益增长，使得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长期近乎独家指导这一运动的知识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本身，因为政府开始了解到这一运动的潜在力量。同时，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扩大了，有时包括广大群众，更具体地说，包括城市工人阶级。人们告诉他们，而且他们也认为，无论是对还是错，外国投资人是在剥削他们，外国人从拉丁美洲榨取巨额利润，却支付最低工资。换言之，外国人长期造成了当地的贫困。”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拉美民族主义运动广泛高涨，经济民族主义理论日益完善。

特别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依附论，“旨在解释本地区事实上在1930—1945年开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新的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拉美已走向工业化。其特点是，从中心经济强国进口的工业产品被民族产品所取代。紧接着，长时间的衰退周期结束于（其特点是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全球危机、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美国霸主地位，世界经济一体化又重新建立起来。当时集中在美国的资本向全世界扩散，寻求投资机会，遂被引向工业部门”。正是在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拉美国家曾掀起了石油国有化运动、捍卫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和自主发展民族经济。

通过以上的概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二百多年的成长历程，它不仅是主导全洲国家政治经济走向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滋养本土文化的温床。在近现代拉丁美洲主要有三大因素推动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一是美洲土著文明的现实存在和影响；其二，拉美国家独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不断创造和丰富了民族主义思想理论的内涵，同时领导着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持续影响。这些因素为拉美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精神、物质和人力基础，因此全洲出现了文化创造中心的多极化、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和文化形式内容的多样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拉美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推动各个国家发展的一支积极的和变革的力量，正如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所下的结论：“在20世纪，民族主义的势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民族主义者曾经将精神贯注于追溯他们国家的历史根源，并为其国土的潜在财富和自然美大唱赞歌，现在他们则关心其未来的发展，他们预见到的前途是，20世纪的体制和模式必将取代殖民地时期的旧体制、旧模式。为了达到这一未来目标，他们必须掌握自己的财富。民族主义是变革的动力。民族主义将以多种形式出现，但其目标只有一个，即实现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