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拉美民族主义的独特性

现代拉美民族主义的独特性_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

一、“领土上的民族主义”

拉美民族主义是在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因此其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都具有独特性。首先，其最初的形式是“领土上的民族主义”，它是从政治上“碎化”拉丁美洲的思想武器，从而使得全洲分化为十多个民族国家，同时也使得它们的政治联合和经济一体化困难重重；其次，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起，拉美民族主义思想家就开始将矛头对准美国，表现出强烈反对美国扩张的政治倾向，因此拉美民族主义的反美反帝倾向成为全洲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最后，20世纪中期前后，拉美民族主义者借助暴力革命或激进运动，以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取代旧的体制。

“领土上的民族主义”是形成于独立运动前后的一股政治思潮，这正如墨西哥学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潮流在拉丁美洲最先是作为领土上的民族主义与地理疆界的认同和划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作为种族和语言上的民族主义（如在欧洲国家形成的那样）出现的。在拉丁美洲，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比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早，后者是在前者据有领土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还切中要害地指出，“从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各种特点的民族主义结成了一个大的‘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那种想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的职能性单元的努力至今没有多大成效，但是拉丁美洲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和精神上的统一，尽管还有内部的多样性，却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了。从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思想界的伟人们一直在跨越特定‘民族主义’的界限，并且断言拉丁美洲的统一是极为必要的。这方面的许多努力仍然依靠这条原则——宁愿要一个计划而不要现实”。以上引文给我们提供两个启示：第一，独立运动胜利后由于“领土上的民族主义”的强烈作用，拉丁美洲被“碎化”为十多个民族国家，尽管它们具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同一性；第二，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根深蒂固，不同国家之间多次发生领土纠纷和冲突，在某些时期损害了全洲的团结与合作。

从历史层面看，到1824年，拉丁美洲人民已基本摆脱了伊比利亚国家的政治统治，赢得了民族解放，建立了一批独立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殖民地末期逐渐形成的地方民族主义——地方封建势力，以及欧洲列强的插手，使得独立后的西班牙语美洲不可能像英属北美在独立后那样聚集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裂为众多的势单力薄的中小国家。19世纪初，分而治之的西班牙殖民政策，即平衡一个利益集团而反对另一个集团的政策尽管已经破产，但是它却留下了不同派别和地区之间的冲突。因此，在1824年后的几十年间，这种冲突在不少国家演变为内战，使得统一国家出现分裂。

从本质上看，所述的分裂反映了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形成的具有地方民族主义特征的各个大地主贵族集团对土地占有的要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从大地主贵族的领地分布的视角，分析了西班牙语美洲分裂的原因。他剀切地指出，“取代西、葡帝国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更确切地说，巴西自1816—1889年间，一直是个独立君主国），其边界通常只不过反映了大贵族的领地分布，这些大贵族支持不同的领袖人物，于是便形成不同的国家疆界。这些共和国开始拥有既得的政治利益和领土野心。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和阿根廷的圣马丁，他们最初的泛美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这份理想在这块由西班牙语连结起来的地区中，继续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正如泛巴尔干主义一样，作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东正教联盟继承者，它到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地理上的广阔和多样性，各自独立于（决定中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中心，以及（从外部解放的）秘鲁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特问题，导致了拉丁美洲的自动分裂。但是拉丁美洲革命是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的态度”。应该说，独立后拉美分裂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首先，伊比利亚国家对殖民地分而治之的政策；其次，独立运动时期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特别是大地主贵族集团为了私利而阻碍各地的联合；最后，拉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因此全洲难以整合在一起。显然，独立后拉美的分裂给不少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不仅使得人口和自然资源分散，而且一些国家为了确定或扩张疆界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从而延缓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工作。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由于“领土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外国势力的插手，拉美国家之间曾多次发生领土纠纷，甚至由此演变为大规模的战争，这给有关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在此，我们以1879—1884年所谓的“太平洋战争”为例，来分析一下“领土民族主义”的影响及其后果。

19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发生经济危机，导致其铜矿的开采急剧缩减，而这一部门构成了国家采矿业的基础。与此同时，其农业也受到危机的冲击。然而，智利的对外贸易和财政收入不降反升，虽然经受多变。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硝石的开采。这样，1865—1869年智利公司开采了2.3万吨，而在1875—1879年又增加了两倍多。看来硝石生产将变为国家收益的基础，但是实际上这孕育着战争威胁。因为智利开采的硝石矿床处在属于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和秘鲁的（塔拉帕卡省）领土上，这就导致智利企业主与秘鲁及玻利维亚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按照1866年的条约，南纬24度成为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的边界线。1874年两国签署一项新条约：智利的北部边界仍然是过去的界线；东部边界规定设在安第斯山顶峰。条约承认智利人于二十四年期限内在位于南纬28度和24度之间领土内拥有开采鸟粪和矿产的权利。同时玻利维亚被迫不提高智利人所开采的矿产税金。这样，智利人取得了在玻利维亚领土上进行企业活动的权利，而这片领土正是安托法加斯塔地区。

在秘鲁和智利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的争端。然而，它们并没有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已有的问题：智利人能否在秘鲁的塔拉帕卡省领土上开采硝石。鉴于出自危机的困难，秘鲁政府决定借助硝石来补救财政问题，并将智利企业主驱逐出境。1873年和1875年之间在利马发布了数项法令，其中宣布所有硝石矿藏均为国家财产，并敦促企业主出售硝石，按其规定设立“办公室”（所谓的硝石开采企业）。为换取被没收的财产，政府用债券来支付赔偿费。但是，这种赔偿是虚假的，因为实际上秘鲁政府处于财政破产状态。秘鲁统治阶层已决定执行1873年2月6日同玻利维亚签订的一项秘密条约，以应对可能同智利爆发的冲突。

被逐出秘鲁的智利企业主开始更积极地渗透到安托法加斯塔地区。而玻利维亚政府面临着同秘鲁一样的财政困难，1878年2月它发布一项法令，对开采和出口的硝石规定了新的税率；同时，它以1873年的同盟条约作后盾，准备应对同智利的冲突。而智利企业主则以1874年的条约为基础组成了命名为“安托法加斯塔智利铁路硝石公司”的财团，他们拒绝服从所述的法令。这样，以达萨总统为首的玻利维亚政府公开宣布要没收该公司企业所开采的全部硝石，并予以拍卖。而这些措施也损害了在该地的英国资本的利益。随着硝石危机不断加剧，智利与玻利维亚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1879年2月14日，智利军队占领安托法加斯塔，由此开始了智利与玻利维亚及其盟友秘鲁的“第二次太平洋战争”，也称为“硝石战争”。

1881年1月“硝石战争”以智利军队的胜利而告终，它占领了富有硝石、鸟粪和白银矿产的地区。这一胜利也刺激了伦敦交易所的投机和贴水，使得智利的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1881年英国人的硝石进口达到创纪录水平，1882年后硝石工业的84%控制在英国人手中。1883年10月20日智利和秘鲁签订和约，据此秘鲁把塔拉帕卡省永久割让给智利；塔克纳和阿里卡转让给智利十年，这一期限结束时应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些领土的最终归属；控制方应支付1　000万比索给另一方作为赔偿金。1884年4月4日智利与玻利维亚签署了停战协定，据此，位于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沿岸之间的玻利维亚全部领土割让给智利，由此玻利维亚丧失了出海口，成为内陆国。硝石战争胜利后，智利在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中占有优势地位，其领土面积扩大了18万平方公里，控制了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从19世纪末期“硝石战争”这个实例来看，独立后拉美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政治人物并没有放弃“领土上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仍然是阻碍全洲实现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要素之一。因此，拉丁美洲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力图逾越这一障碍而实现全洲统一，但是“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的职能性单元”的设想仍然是空中楼阁。

二、反对美国的扩张与霸权

从19世纪末期起，拉丁美洲政治人物和文化精英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反对外国列强，特别是刚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而力图促使拉丁美洲形成“以一种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意识为标志的品格”。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古巴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何塞·马蒂及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面临着外国列强的霸权和扩张的威胁，同时，其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尚未定型。面对这种现实，拉美政治和文化精英逐渐形成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美国学者指出，“19世纪，外国的影响对促进拉丁美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对拉丁美洲影响最深的是英国。对英国利益的主要挑战来自美国。美国决心要扩展到整个北美洲大陆，统治加勒比地区。到20世纪初，美国已成功地做到这两点，并且已作好充分准备取代英国对拉丁美洲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从19世纪末期起，美国开始明目张胆地侵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主权，甚至进行军事干涉，“从1898至1934年，美国在军事上干预了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有些国家，如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古巴，则多次进行了干预。对其他一些国家，如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美国的干预长达数年”。对于美国的霸权和扩张，拉美的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谴责，正如美国学者所评述的，“北美巨人对拉丁美洲主权的侵犯激起了反抗，如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阿根廷的曼努埃尔·乌加特、巴西的爱德华多·普拉多和委内瑞拉的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纷纷大力谴责‘美帝国主义’”。

正是在所述时期，拉美部分国家的中等阶层已有足够人数和明确的方针对国内外事态的发展施加影响：一方面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和上层分子一样，试图在国外寻找楷模。在某些情况下，中等阶层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意识可归属于自由民主思潮，但这种思想日益脱离现实。因此，只有当它超越所述思潮的架构，坚持参与民族和民众的组织活动，才能取得成果，比如乌拉圭的巴特列、阿根廷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在另一些情况下，中等阶层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行动者，最终表达出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思想意识。实际上，面对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民族支撑基础的崩溃，中等阶层的民族主义意识表达是用来弥补因帝国主义的浮现而造成的历史断裂。这一看法甚至对巴西也是适用的。在巴西，最早最有力的反帝思想宣言是1893年爱德华多·普拉多的言论，但是，他当时由于拥护君主制主张，所以在现实中缺少支持。然而，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现象：社会等级制使得普拉多拥护的君主制主张变得不可行和反动的，但是巴西国家的现实又使得他的反帝思想成为进步的和正当的。其民族主义看上去奥秘的特点解释了中等阶层立场的形态多变性。因为君主制主张只是中等阶层的一部分被扭曲的思想意识的表达形式，而面对帝国主义，他们试图扮演民族利益的总代表。也许有人会夸张地说，中等阶层只是从思想意识所创造的天地中吸收营养而奢谈反帝主张的唯一阶层。在这种思考范畴内，人们就能理解右翼反帝思想：普拉多的思想主张。

从这些观点出发，由中等阶层提出的民族主义和反帝主张与现实的一致性，提供了判断其思想和实践的最纯洁的准则。在欧洲近代史中，清教徒似的中等阶层的激进主义加强了英国革命，中等阶级的雅各宾主义使得法国大革命不可逆转。而在美洲，中等阶层和雅各宾思潮就是出现在独立运动最民主化的阶段。这不必涉及中等阶层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合理性，而是出自其自己的品质。有些学者坚持认为，拉丁美洲民族主义问题不必联想到中等阶层的主张因实现不了，便是乌托邦的。重要的是，揭示了在这种现实中其主张存在可能的合理性。

现在我们以加勒比地区，特别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为实例，看一看面对美国初期的扩张主义，中等阶层所承担的代表市民社会普遍利益的职能。虽然在一座岛屿与另一座岛屿之间我们能找到各个民族解放斗争的独特性，但是毫无疑问，经验主义历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西班牙语的安的列斯群岛，中等阶层在思想意识和实践中扮演着主导民族解放和立国运动的角色。而多米尼加共和国民族解放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的实例。

在1861—1865年反对西班牙兼并主义的战争中，多米尼加的中等阶层在承担民族组织和代表性方面迈出了越来越坚定的步伐：从中等阶层内部走出大部分复国运动的领袖。其中，格雷戈里奥·卢佩隆出身低微，但他在多米尼加历史上直到19世纪末的岁月中一直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他在对付国内的拥护君主派和西班牙军队的斗争中赢得了高度威望，所以，卢佩隆变为多米尼加国家完整性的无可争议的捍卫者。在这种条件下，不久面对美国的扩张主义，特别是美国总统格兰特觊觎的目光，卢佩隆揭露美国的扩张企图，捍卫国家主权。

1869年11月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巴埃斯和美国代表大雷蒙德·H·佩里签订了一项条约，其第一条规定如下：“鉴于按照其民众的意愿，建立多米尼加共和国……放弃作为独立和主权国家的一切主权，而将此权利转让给美利坚合众国，以便作为合众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入美国。”当时卢佩隆写信给美国总统格兰特，信中挑明：“这种欺诈没有前途，不要因一个国家如此之小而将它抹掉，因为它在沙场上已留下痕迹。”由于其政治思想上多米尼加的范围扩大了，所以他又指出：“我们不认为美洲应该成为美国人的。”数月之前，他已提出“面对世界的抗议”，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巴埃斯所进行的交易，他想要把萨马纳半岛和港湾（bahíay península de samaná）“出卖给美国”。

由卢佩隆发动的反对巴埃斯的六年内战，无疑是一场反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斗争：美国借助多米尼加的反民族代理人，策划兼并其领土的一部分，甚至吞并其整个国家。然而，对巴埃斯党羽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意味着对美国的最终成功。1880年卢佩隆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的一部分，在其庇护下，捍卫该国独立的3　000名古巴移民和马塞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拥有广泛的行动自由。同时，奥斯托斯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但是，恰恰从19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经济渗透的形式变得更为巧妙，这就逐渐减缓了多米尼加国家整合的努力。控制在美国人手中的类似古巴形式的可可、甘蔗大种植园在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由奥斯托斯、佩德罗·F·博诺和卢佩隆所捍卫的小地产部分消失，其独特的政治分量加速减弱。各届政府从大种植园的贷款中抽取税金。从1895年起，“圣多明各经营公司”垄断了金融活动。在全国烟草经济基础上所带来的民族独立期望最终烟消云散。佩德罗·F·博诺，多米尼加经济和政治的警觉观察者，曾表达了其民族主义主张和忧虑：“（烟草）是我们幼稚民主的基础，通过提供给每个个人的财富而保持平衡，由此它逐渐成为某些寡头的最严峻的障碍；（烟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自治权的最坚固的支柱，并且最终维持共和国内部大部分贸易，以此换取所必需推动的工业发展。”

各甘蔗飞地破坏了中等阶层所设想的国家整合的前景。从欧洲，卢佩隆“保护”整合工作，并且改进了他同加勒比革命者的联系。但是，1889年哈里森－布莱恩政府更新了美国对萨马纳半岛和港湾的图谋，同时试图用“泛美”计划来淡化好战的“安的列斯主义”。即使卢佩隆对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海雷乌斯将军的影响趋于消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仍然给全洲树立了榜样：多米尼加共和国曾是谢绝“华盛顿宴会”邀请的唯一国家。

如果我们看到多米尼加中等阶层激励一项民族计划，它甚至影响到加勒比地区和整个拉丁美洲，那么古巴独特的历史条件借助切实的思想主张和无可辩驳的诠释，而更加增强了加勒比的民族计划。无疑，到19世纪中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古巴民族的内聚力的物质基础。铁路修建、沿海贸易增长、电报引进，至少可以说使得“国家领土统一”了。显然，这并不涉及其社会团结和文化一致性。但是，实际上19世纪后期一些非常历史事件的突然发生更能促进古巴民族的内聚力。

第一个历史变革就是有关1868—1878年的解放斗争，及其后奴隶制的废除。然而，由“桑洪和约”造成的古巴民族主义的挫折，掩盖不了其历史层面最突出的东西。也就是说，部分废除了奴隶制，可能损害大庄园的“松明火把”，和付诸实施的民主思想，都促使奴隶制最终废除。“桑洪和约”签订后，宗主国西班牙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古巴经济和社会上开始的独立倾向，但是此时古巴革命者的实践却趋于退潮。岛上居民的30%，再加上前不久输入的近10万华工积极投身于正在形成的民族社会的大熔炉。另一方面，“大战争”在宗主国和古巴市民社会之间打开了一条血腥的政治鸿沟。这条鸿沟最清晰和突出的明证能在西班牙的“志愿军”军团中找到，他们以狂暴的沙文主义反对古巴爱国主义，力图阻止古巴独立。1869年其军力已达到2万多名步兵和13　500名骑兵。人们能看到，这些“志愿军”是20世纪经常现身的中下层阶级年轻人的乌合之众的提前出现，他们狂暴抗议殖民帝国末日的来临。通过在比利亚努埃瓦剧场狂呼“西班牙万岁！”来填补西班牙王室正统论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空间。

古巴的第二个巨大转变极为重要，这就是19世纪80年代期间美国资本的进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影响。不同思想派别的历史学家都一致指出了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古巴所带来的一些同样的后果。休·托马斯断言：这引起了一场“革命”；此论是虚假的。但是，他发现，古巴从此降低了“以土地繁荣为基础”的高等阶级的地位。此外，另一位学者认为，“（1868—1878年）战争除开消灭了很大一部分地主阶级之外，破坏了土地开发形式的一切物质残余”。他在讲到美国投资时指出，“可以肯定，卡马圭省和奥连特省在不中断的情况下，从初始的大庄园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庄园”。

正如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拥有长子继承的和教会转让资产的地产主，古巴的拥护奴隶制地主不可能构成民族内聚力的一支社会力量，因为他们具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在全洲，转变为合伙资产阶级的土生白人阶层从不掩饰经济的外国化；与此同时，与种植园无关的其他阶层继续其出口遥远市场的单一产品生产。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在1898年之后的波多黎各），从一开始外国资本便毫无限制地流入。因此，由于古巴拥护奴隶制的统治消失，中等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全部民族主张必须直接面对西班牙殖民主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损害已投入大种植园的外国资本。正如其名所示，自治主义者没有任何民族计划，面对解放斗争的两极分化，他们变为旁观者。

经济史实际上已证明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在古巴发挥主导作用。1883年的危机已表明垂死的蔗糖贵族将走向死亡，而由外国资本取而代之。就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19世纪后半期烟草劳动者构成为古巴最先进的社会阶层，1857年他们组建了其第一个共济会；从1865年起他们以《曙光》作为其机关刊物。同时，烟草劳动者组成了在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大部分。1870年，在佛罗里达，古巴移民达到1.8万人。而古巴思想伟人何塞·马蒂的革命言论就对这些移民产生巨大影响。

古巴革命党的社会基础是移居美国的烟草劳动者、小地产主和与之相关的生产者；此外，还有激进化的职业人士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成分组成古巴革命党是重要的。从古巴社会经济层面看，“大战争”革命性地加速了导致废除奴隶制的演变进程。由此产生的经济空间由外国资本加以填补。但是，对于民族解放和组织方略来说，社会和政治空间只能在中等阶级领导下，由中等阶级和劳动者来填补。这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何塞·马蒂的思想正是19世纪末，古巴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是马蒂在战胜了多种困难甚至动摇之后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他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逗留时期，马蒂更新了玻利瓦尔的方略，而更多地使用“我们的美洲”这一措辞，以明确地区别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这样，1875年3月他断言：“在美洲，华盛顿、玻利瓦尔和伊达尔戈并不是不同的人。”但是，他接着界定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差异：“居住在我们大陆的各国人民，拉丁种族的智力弱点与美洲种族的出众生命力相混合的各国人民。”从此时起到他去世，在1877年的“新法典”文章和同年11月在著名的致巴莱里奥·普霍尔的信中，他都使用了“我们的美洲”这一措辞。

然而，在确定同“我们的美洲”现实相协调的经济思想体系，特别是辩论有关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作出抉择时，马蒂犹豫不决。1875年7月他重组了这个明智的看法：“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墨西哥），被人遗弃的民族工业在其诞生阶段就会消失。”1883年3月马蒂在讲到美国时，捍卫自由贸易主义。同年9月他通过观察美国社会，断言：“保护主义制度最会伤害劳动者。”

如前所述，19世纪下半期美国已开始了生气勃勃的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展望本半球将发展兄弟般的贸易关系，由美国提供制造品，拉美国家提供原料产品。他抱着这一想法主持了1889—18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泛美大会”。

1881年马蒂写了有关美国社会的第一批文章。与此同时，布莱恩还在为华盛顿召开泛美会议而加紧张罗。然而，我们在马蒂的文章中找不到有关布莱恩的倡议。

强制性仲裁、关税联盟和相互贸易关系都是华盛顿会议主席布莱恩高谈阔论的内容，他试图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拴住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按照布莱恩派报纸的说法，智利和阿根廷的代表是“接受英国人酬报的代理人”，他们带头反对采纳使得拉美国家处于从属地位的计划。马蒂在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文章中认为，其近期效果是有限的，但因其历史师长作风而显得很壮观，他揭示了那些高谈阔论和计划的背后隐藏着某些企图。

如前所述，古巴蔗糖贵族的消失，创造了一种内源代谢政治和社会空间。在古巴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美国成功实现了直接渗透，而几乎没有借助古巴某个社会阶级来充当它的小伙伴。这样，古巴的民族独立和组织方略越来越取决于中等阶级思想意识的领导能力和劳动群众的动员能力。人们已观察到并揭示出，美国的扩张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阻碍古巴民族方略的具体化，并进一步阻碍拉美各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巩固。在“美洲国际法的原则”下，布莱恩关于提升强制性仲裁的主张隐藏着政治操控，这不仅被马蒂揭露，而且遭到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唾弃。其中只有六国签订了非强制性仲裁协定。但是，在古巴的情况中，由于不存在任何依附性资产阶级加入的民族独立和组织的方略，所以美国的扩张只是一种经济现象的看法，比在拉美其他国家更加广泛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证明，有关古巴的政治进步主要来自中等阶级政治方略中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框架内，何塞·马蒂的思想达到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

马蒂对美国扩张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正如我们所见，他责备美国的保护主义是与以下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它限制了工人的购买力，并且越出了美国国内市场的界限。美国商品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已达到危险的地步：借助政治手段（“泛美主义”）企图消灭“我们贸易自由的空间”。然而，美国利用经济自治机制躲过了马蒂的抨击，通过所述的机制，在不平等贸易中，用“我们的美洲”的贫穷来换取宗主国的财富积累。但是，在古巴起义进程的第二阶段初期，面对各工业强国的经济渗透，政治考虑迫使革命者保持沉默。因此，在马蒂的最后一批文献之一（也是起义第二阶段首批文献之一），这位古巴革命先驱对英国政府的领事说：“理想主导着古巴革命，我们的目标在于，建设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共和国，它向世界的工业充分开放，并值得人们尊重和同情。”

然而，美国经济渗透的现实和后果不可能躲过马蒂的民族主义和美洲主义的警觉性。有理由考虑到，面对古巴经济的美国化，马蒂采取无声观察的战术。因为当时他已了解到洪都拉斯经济被外国完全控制，所以他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现象会马上扩展到他的祖国。1889年11月他深入揭示了本土资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美国企业已掌控了洪都拉斯：如果洪都拉斯人为了保护其合伙人而拥有更多的国家资源，那是无知。”后来，在古巴武装起义前夕，马蒂经常讲到洪都拉斯，他表达了更多的忧虑：“从早些时候起，美洲观察者就逐渐痛苦地感觉到，由于轻率的便利条件，洪都拉斯向金色头发的人打开了大门，他们拥有进步的名声，从北方来到那里，只不过在他们原先所缺少的或无法得到的土地上，进行油水很足的事业。”

无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马蒂的思想开创了明确反帝的经济思想潮流。然而，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浮现时期，拉丁美洲各国的中等阶级思想立场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认同其历史责任范围和限定的空间。巴西的爱德华多·普拉多的右翼反帝论与一个大变革中（废除奴隶制和建立共和国）的社会是不能没有关联的，这就使之带有数量上渐进的符号。巴西的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然而，塞萨尔·苏梅塔的自由民主派反帝论成为委内瑞拉共和制的不可逆转的制度形式。但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阻碍了综合实际民主与反帝主张的提出。

到20世纪初，由于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称霸一时的西班牙，因此美国人极大地增强了自信心，形成了其文明优越的观念，并试图将其文明强加给南部邻居。1908年，美国乔治·W·克里奇菲尔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公开谈论有责任把文明强行带给拉丁美洲人。他毫不掩饰地主张：“美国在道义上必须在南美洲维护法律和秩序，我们还是彻底控制其中的一些国家为好，并在我们可行时，建立体面的政府。”他以道貌岸然的仲裁者姿态指责一半以上的拉美国家“因干坏事而糟蹋掉它们的文明”，因此他坚信“美国的保护只能有利于拉丁美洲”，他大胆设想：“由于美国控制了南美洲，我大胆预言，不到十年工夫，我们就可以在马拉开波坐上火车卧车，不用换车而直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再过十年，我们可以乘坐另一列火车直达纽约。”这种言论赤裸裸地表达了当时美国政界和商界力图向南美洲扩张的野心。对此，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者不仅以坚定的态度对这种扩张加以抨击，而且极力主张塑造拉丁美洲的精神和文化，借此对抗盎格鲁美洲文明，其代表人物就是乌拉圭作家恩里克·罗多，他所创造的“爱丽儿”——拉丁美洲精神的象征——影响广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前期全洲知识青年的政治文化思想走向。

罗多曾任蒙得维的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国立图书馆馆长、国会众议员，还曾以阿根廷一家杂志社记者的身份旅居欧洲。他在1900年发表了长篇散文《爱丽儿》，并写明这篇文章是“献给美洲青年”的。《爱丽儿》以隐喻的手法，隐晦地表达了作者的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精神和理想。“爱丽儿”（Ariel）原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一个角色：听从主人普罗斯佩罗召唤的“空气般的精灵”。作者用爱丽儿来代表他所想象的拉丁美洲精神和理性，而用剧中另一个角色卡利班来象征北美的唯物质论，“耽于肉欲和麻木不仁”。罗多由此提出了在20世纪前期很有影响的“爱丽儿主义”。

罗多在文章中隐晦地贬抑“美国的功利主义和民主的平庸成就”，实际上抨击了美国式的文明和价值观。他在《爱丽儿》中对于美国文明中的“实用主义”作了负面的论述：“如果说实用主义是代表英国精神的一个词汇，那么把美国看成‘实际’这个词的具体体现……‘万物之始，是行动’，这个强大共和国的一位未来的史学家可以用《浮士德》里的这个名句为他们的民族现实写一部未完成的《启示录》……他们的全部历史就是一股雄壮的活力。他们的代表人物叫做‘我要’，就像尼采的‘超人’……关于美和真的理想都不会激起这些严谨的清教徒们的热情。他们蔑视一切不能立刻带来结果的思想行为，因为这种思想空洞无能，他们不懂得将对真理的无私追求融于科学，也从未表现出有能力热爱科学本身……富兰克林的道德就是他们的道德顶峰。这种关于人的品行的哲学，倡导的只不过是平庸的诚实，教诲的只不过是谨慎的重要性，从这种哲学的内部绝不会产生神圣性和英雄主义；它只能在恪守常规的生活里为良心提供一根用苹果树的木头做成的拐棍，让这种哲学的鼓吹者拄着它循规蹈矩地走路，在需要攀登陡坡的时候，这根拐棍就成了一根易折的柴木棍。”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揣摩出罗多的某些想法，他影射美国人凭借实力，不断向外扩张，而缺乏人类的理性和情感，抨击他们急功近利的平庸思想。

在贬抑了美国文明之后，罗多就唤起了拉丁美洲“精神”，他激起了肯定拉美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和抵制社会思想中的悲观主义潮流。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自从《爱丽儿》一经问世”，它就成为“首次有明确定义的拉丁美洲主义的象征”。确实，罗多在《爱丽儿》中热情洋溢地赞美本大陆的民族及其文化，他指出：“我们拉丁美洲人有民族的继承，有需加保持的伟大传统。”后来，他进而认为“民族的思想与感情”等同于“公共的祖先意识（血统宗族）、历史祖先的共同性”。此外，在宗教方面，罗多摈弃基督教和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因为它过分束缚人性，但是他主张国家应有紧张的生活和应急能力。同时，他认为拉美国家未来的希望在于科学和民主。在政治方面，爱丽儿主义反对美国的扩张，它代表了拉美早期的反美主义倾向。然而，罗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以西班牙传统为基础的。

按照欧美学者的观点，爱丽儿主义是拉美社会演变的产物。从其社会基础来看，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期没落的贵族阶级与新生的中等阶级的两种思想奇异结合的成果，其中既有旧贵族的哀歌，也有新生社会阶层奋发向上的赞歌。从其文化结构看，它是希腊文化、基督教学说、西班牙民族各种思想的混合物。简言之，就是饰有现代外衣的西方文化传统与拉美土生白人主义相混合的产物。同时代的某些学者曾与罗多展开了论战，指责他的理论无视拉美的社会文化现实，无视印第安人及其文明的存在和影响。

但是，罗多提出的爱丽儿主义——拉美民族主义的变种——在20世纪初期的拉丁美洲年轻知识分子中，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据欧美学者的研究，“罗多的启示最公开的影响莫过于在秘鲁。在那里1905年在圣马科斯大学产生著名的‘爱丽儿派一代’或《新潮一代》”，其代表人物是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朗德（1883—1967）、何塞·德·拉·里瓦—阿圭罗（1885—1944）和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1883—1953）。在爱丽儿主义影响下，他们“开始时都是向强大的立宪总统制（辅以进步开明的寡头政治）去寻求民族革新”。其中，加西亚·卡尔德隆是“美洲精神”和拉丁各民族团结的主要倡导者。在墨西哥，青年协会是新理想主义的论坛，是1909年由一些有志于哲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成为一个学习和讲演的社团。其领导者有安东尼奥·卡索（1883—1946）、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等人，他们在1910—1925年期间领导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文化革新。其中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出生于多米尼加，于1906年定居墨西哥，“他是这个团体富有感染力的人物，给它带来无国家偏见和美洲主义的方针”。

综上所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拉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反美反帝倾向，与此同时力图确立和创造拉美民族文化。

三、现代拉美民族主义的激进性

现代拉美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暴力革命或激进运动，力图以新型的发展模式取代旧的体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美国政治经济霸权，主张自然资源国有化，自主发展民族经济。对于20世纪期间先后发生的各国民族主义型的革命运动，一位美国学者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所述时期，“民族主义作为变革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出现了”。

从1910年起，墨西哥的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印第安农民、城市工人和农业无产者通过漫长而残酷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了以波菲里奥·迪亚斯为代表的旧体制，最终逐步创建了以革命民族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体制，从而在拉丁美洲开创了崭新的发展模式。其直接成果是颁布了1917年的宪法，规划了国家未来的发展蓝图，“大大改变了一些基本的传统观念，取消了一些陈旧的体制，并指出了如何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

从政治方面看，革命后诞生的国家革命党承担了推举总统和确保政权和平交接的职责。这样，“最后统治墨西哥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因此，可以长期保持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社会经济领域，革命带来的民族主义变革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在20世纪前半期，在《墨西哥一九一七年宪法》的保障下多届政府坚持推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措施，比如，实施土地改革，实现石油国有化，支持工人和农民运动。宪法第27条规定国家拥有矿产和水资源的所有权，政府有权没收土地，废除1857年以来印第安村社土地的转让，承认土地的公共所有制。此外，还有条款保障公民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这些法律原则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限制外国经济控制奠定了基础。

革命的最基本目标之一是，通过土地改革，“以公共土地制和小块土地制来取代大庄园制”。正是在宪法保障下，1934—1940年担任总统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加速了土地改革进程，“颁发了有4　500万英亩土地的地契，这一数字是巨大的，因为从1910年到1945年，重新分配的土地总计7　600万英亩”。农业结构的变革有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提高资本的构成率和农业生产力。除此之外，“他也充分了解经济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卡德纳斯于1937年将铁路收归国有，于1938年将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果敢地宣布墨西哥实现了经济独立”。随着石油国有化和石油工业的发展，旧的经济模式逐步被进口替代工业化所取代，社会经济结构趋于现代化。

正如拉美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美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起到激励作用。第一，美国方面对原料的高度需求带来了繁荣，并刺激了位于布拉沃河以南国家民族资本的形成。第二，美国消费制成品的匮乏推动和迫使拉美各国资产阶级创办制造工业。由于工业核心的形成，所以造就了当时独立于外国资本的民族企业家阶层。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技术和职业阶层，他们同所述的企业主一起整合为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拉美各国工人人数增长，他们受到有利的经济状况、主导的反法西斯民主思想意识的鼓舞，建立工会并为其权利斗争”。“此外，1936—1945年（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拉美知识分子处在世界进步思想影响下，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鼓舞了他们对西半球反动和镇压势力展开战斗。这种民主和爱国觉悟日益觉醒的现象是同民族企业家、新的中等阶层和工人阶级加强的客观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在以上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下，从20世纪中期起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想及其运动持续高涨。首先，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形成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民族主义革命，由此产生的革命政权推行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变革。但是，在本国寡头势力反击下和在美国的强力干涉下，最终这场革命遭到扼杀，其变革成果毁于一旦。1944年12月，在知识分子、低级文职人员、学生、劳工和年轻军官支持下，国家革新党的候选人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教授当选为总统。在《墨西哥一九一七年宪法》的启示下，1945年颁布一部新宪法，宣布进行一系列民主变革，如：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强迫劳动制度和保障劳工权利。在总统的支持下，劳工们很快创建了工会，向资方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争取更多的权益。在这一背景下，“阿雷瓦洛巧妙利用这些劳资争端，激起了危地马拉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危地马拉人十分乐意支持针对美国公司的外国剥削的指控”。1947年，政府又颁布了工业发展法，它允许外国资本参与工业化，但外国人不得享受任何特权。政府还十分重视教育，进行广泛的扫盲运动。因此，美国学者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认为，在其五年执政期间，“阿雷瓦洛领导的政府可以说是左翼的、进步的、非共产主义的和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

1951年，作为国家革新党的领导人哈科沃·阿本斯上校当选为新一届总统。据国内外人士分析，阿本斯怀有民族主义理想，其主要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经济和政治上真正独立的国家。为此，他首先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土地改革，这一措施就使得他与拥有大量土地的寡头集团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发生尖锐和直接的冲突。1952年阿本斯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凡超过220英亩的地产中，耕种面积不超过其全部土地2／3者，未耕土地应予以没收，并重新分配，但对没收的土地给予补偿。但是，大地产主坚持反对这一土改法。

按照土改法，政府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233　973英亩未耕地（后来被没收土地增至413　573英亩）。但是，该公司争辩说，它需要备用地，或在种植园香蕉遭受病虫害时可使用这些未耕地。面对这一冲突，美国国务院支持联合果品公司，并指责危地马拉政府给予的补偿不充足。与此同时，它还蛊惑人心地宣称，危地马拉政府如果不是受共产党人的控制，那么也是渗透进了共产党人。面对强大的压力，阿本斯仍然坚持其发展民族经济的纲领，他宣布政府计划建设一条从首都到大西洋沿岸的公路，从而减少对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中美洲国际铁路的依赖。此外，他还决定建造国家水电厂，以增加电力自主能力。

在民族主义变革与美国有关利益集团之间矛盾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与流亡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危地马拉反政府分子积极策划推翻阿本斯政权的阴谋。1954年6月18日，在美国军事支持下，危地马拉流亡军官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带领约150人越过边界进入危地马拉。面对暴力威胁，阿本斯政权倒台了，其变革成果很快付之东流。1954年后，阿马斯总统取消了土地改革，他将已收归国有的土地发还给联合果品公司。按照1952年土改法，国家曾将150万英亩的闲置土地没收，并把它们分配给10万户无地农民。但是，阿马斯政府将这些土地全部发还给原先的地产主。结果，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大打击下，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失败告终。

正当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变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玻利维亚也在酝酿一场相同性质的社会经济革命。在1931—1935年的查科战争中，玻利维亚败给了更小更贫穷的邻国巴拉圭。这一失败的耻辱震惊了全国，促使中等阶层、年轻军官、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痛苦的反思，并使之转向激进的思想意识，以探索国家有效的发展道路。1941年在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的领导下，城市知识分子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基本部门锡矿国有化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在1951年的大选中，帕斯·埃斯登索罗赢得了巨大胜利，但是政府和军队阻止其执政。次年4月，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学生、有组织的劳工和无地农民组成广泛联盟，特别是城乡工人组成民兵队伍发动武装起义，经过血战，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夺取了政权，并将帕斯·埃斯登索罗推上总统职位。

总统立即实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将锡矿收归国有。1952年10月政府接管了锡矿，而没有给矿业主以任何补偿。但是，在同一时期由于世界市场上锡矿产品价格下跌，锡矿国有化没有给国民经济带来有利的结果。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得到武装的矿工工会的支持，政府不得不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就使得经济更加脆弱。

在同一时期，城市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所展开的激进变革也引发了农村印第安人起义，他们夺占了土地，迫使地主逃往城市。因此，城市“白人”与农村印第安人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武装冲突。面对这一危险形势，帕斯·埃斯登索罗于1953年8月2日颁布法令，宣布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为此，法令废除了大庄园制，同时宣布对农庄主已大量投资且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亲自耕地的大农业地产则免予没收。被没收土地的原大庄园主几乎得不到补偿。据统计，从1953—1960年政府向约6万农户户主颁发了地契。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还对军人发动了攻击，它向工人和农民分发武器，让工农民兵组织保障其变革计划的实施，而“将军队贬低到几乎湮没无闻的地步”。到1957年，军事开支只占国家预算的6.7%。然而，此后，由于激进的民兵组织日益强大，所以政府开始重建军队，借此来抗衡民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于1952年发动的真正革命在50年代末被温和派所接受，由于1964年的军事政变而告终止，而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被军政府完全颠倒过来。玻利维亚的革命及其大部分引以自豪的成果已成为历史”。

20世纪后期拉丁美洲最典型的民族主义革命就是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及其后的社会经济变革。这一革命的近期目标是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和推翻亲美的索摩查独裁政权；武装斗争胜利后，其目标是创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

1909年到1933年初，除了几次间断外，美国一直占领着尼加拉瓜，掌控着该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其占领末期，美国创建了国民警卫队，任命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为司令。这支力量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这样，从3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索摩查家族长期把持了国家政权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

1961年，一批年轻的革命者从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893—1934）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斗争中得到激励，创建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向索摩查独裁政权发起挑战。其纲领主张是推翻索摩查政权，实行农业改革，实现社会公正，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桑地诺分子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到70年代末他们赢得了强有力的中等阶层和上层分子的同情与支持。经过桑地诺分子顽强战斗，索摩查独裁政权终于在1979年垮台，7月19日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为首的革命者胜利进军首都马那瓜。

武装斗争胜利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新政府采取一系列革命政策措施，以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据美国学者的资料，1980年展开扫盲运动，使全国的文盲率从52%降至12%。政府在四年中新建很多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并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都实行免费教育。1983年，占全国人口40%的100多万尼加拉瓜人都在各类学校学习。此外，政府还采取措施扩大医疗保健，从而逐步消灭了痢疾、白喉、小儿麻痹症等威胁儿童生命的疾病。因此，该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尼加拉瓜列为模范国家。

1981年7月，政府颁布了农业改革法。据此，凡要求并亲自耕地的人都可获得土地。据估计，作为中美洲最大的国家（121　428平方公里），拥有足够的土地来供养当时较少的人口（约280万人）。农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利用土地，这样不仅可以供养本国的人民，而且能通过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外汇。按照所述法令，政府只触动拥有850英亩以上大地产中的闲置地和未加充分利用的土地。对于这类土地，如同荒地和索摩查家族及其同伙的地产一样，都可予以没收。对拥有闲置地和未耕地的地产主，政府用有息债券支付补偿。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凡自愿组织合作社者可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政府免费发给私人地契，但土地不得出售或转让，以防止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权可以继承，但土地不得在继承人中进行分配。对于这些重大改革，美国学者认为是“民族主义推动了革命运动”。同时他还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悲观的述评：“尼加拉瓜人在表达他们新的独立性和充满活力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主张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与过去由华盛顿直接或间接下令制定政策的局面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桑地诺政府的言论以及不结盟外交政策使华盛顿感到恼火，华盛顿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周还支持索摩查。美国政府对桑地诺分子的社会主义倾向深表怀疑，害怕马那瓜可能成为中美其他地区‘不稳定化’的焦点，构成对安全的威胁。”正是由于同美国的矛盾加剧，所以80年代以来，尼加拉瓜政府面临着被国内外反对势力颠覆的危险。

综上所述，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先后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是20世纪拉丁美洲探索新型社会经济体制的最重要事件，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其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主要来自中等阶层和知识阶层。这些革命“都要求改变或根除与现代化运动不相符的陈旧体制。所有这些都承认土地改革在调整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并都着手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模式”。此外，所有这些革命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对美国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倾向，主张发展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