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土著文明的现实存在
古代美洲土著文化遗产的存在促使现代拉美人实现文化根源的认同，因此激励着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化遗产在两方面被物质化了，“一方面是数以万计的考古遗址作为这些人类部族历史力量的无声见证保存在那里。这些遗产纪念着四千至六千年以前的村庄和定居点，以及像马丘比丘和乌斯马尔那样的纪念碑式的城市（它们到16世纪还存在，而且有些在经历了西班牙军事征服的第一次袭击之后还残留着）”。“土著文化的另一方面，可以从美洲当代本土文化中找到，从他们的语言、仪式、庆典、舞蹈、音乐、服装、手工艺品、医术和药学知识、农业和建筑技术中，从他们社区的政治结构、他们的哲学、宗教和世界观中找到。”确实，这些土著文化成分在经历了漫长的殖民地时代和独立共和国年代的无数次变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并且也吸收了大量的外部和外来的因素，但是，“不管16世纪的欧洲人入侵时发生的引人注目的破裂有多大，一颗真实的土著人的心仍在美洲大陆的中心跳动着”。
实际上，土著文化成分的现实存在不仅使得拉丁美洲人明确地将自己同伊比利亚的文明体系区分开来，而且也将自己同盎格鲁美洲的思想文化区分开来，由此培育出了独特的拉丁美洲民族意识，这就是滋养民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养料。
美洲古代土著文化遗产与拉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璀璨的美洲古代文明可同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文明相媲美，因此，其传承至今的遗产不仅是美洲土著辉煌历史的见证，而且能激发现代拉丁美洲人的民族情感和自豪感，并有助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这样，正因为古代文明遗产的宝贵，所以拉丁美洲人更是倍加珍惜和爱护，民族主义精英加以歌唱和颂扬。一位当代墨西哥学者在评论“欧洲的本体论”时指出，这种理论“试图把美洲变为另一个欧洲。这样，各土著文化就被边缘化了。但，荒谬的是，如果美洲将其历史存在完全变为一个新欧洲，那么此时此刻美洲的独特价值就要消失了。这就是将要虚构出来的本体论进程的本质，而它并不是去发现美洲的历史价值”。
显然，拉美知识阶层不仅把土著文化视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它作为拉美文化不同于欧洲文化的一个标志。
纵观拉美民族国家二百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觉察到，古代土著文化遗产从以下方面有助于拉美民族主义不断成长：古代玛雅、印加等文化历史遗迹增强有关现代国家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土著文化丰富了现当代拉美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涵；土著主义运动成为拉美民族主义运动的变体。
留存至今的古代土著文明遗址一般是规模宏伟、设计独具匠心的建筑群，它们现在已成为蜚声世界的旅游胜地，因此不仅是拉美国家的巨大物质财富，而且成为其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鉴于此，下文拟以玛雅文化遗址契琴伊察、乌斯马尔和印加文化遗址马丘比丘为例，来论述土著文明与拉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二、玛雅文明遗迹
古代玛雅文化区和古代印加文化区幅员广阔，其不少文化遗迹或是湮没在浓密的热带丛林，或是深藏于崇山峻岭，因此保持得比较完整，其原貌很少受到人为破坏，给现代人易于造成别有天地的感觉；其独辟蹊径的建筑设计，鬼斧神工般的雕塑等艺术技巧，其不少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内涵，这一切都能唤醒现代拉美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感。有鉴于此，我们在论述土著文化的现实意义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它们的概况及其发展史。
在欧美学者所称的中部美洲文化区之内，玛雅人创造了出众的文化成果，很多人将它视为这个区域内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在数学、天文学、编年史和造型艺术领域玛雅人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玛雅文化曾在约32.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形成和发展，一般说来，分布在现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坎佩切、金塔纳罗、塔瓦斯科州、恰帕斯州的东半部；危地马拉的大部分（太平洋沿岸地带除外）；伯利兹、洪都拉斯西部的狭长地带和萨尔瓦多。这个广大地区具有十分多样的气候、植物、山岳形态，总之，多样的生态系统使得玛雅人从远古时代起就能生存下来。
我们可以把这片土地基本上划分为包括上述各生态条件的三个自然区域。其一是由一系列中间山地和高原组成，这就是所谓的中美洲山脉，它构成朝向西南、南和东南的半圆形；其二是由危地马拉的佩滕省内陆盆地组成，拥有环绕它的丘陵谷地，还包括尤卡坦半岛南部；其三，是尤卡坦半岛的北部地区，该地是平坦、低洼、伸展，覆盖着灌木和荆棘的石灰石地。实际上，玛雅人由数个祖籍种族接近的集团构成，因此他们具有几乎相似的身体特征，操着组成一支共同语系的多种语言（现今在玛雅人聚居地区仍在使用大约24种玛雅语），这些语言是一种文化的遗传成果，但是在各个地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
一般说来，玛雅文化编年史基本上是同中部美洲编年史相一致的。但是，由于多种理由，在各个时期可以进行更准确的划分。众所周知，前西班牙时代美洲土著人的定居模式在所有地区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早期的考古学家认为，所存在的宗教仪式中心并没有人长期居住，而其场地内的房间只是在举行某些宗教仪式时才由祭司暂时居住。然而，现代考古学家已经证明，祭司和贵族长期居住在仪式中心周围的府第中，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建筑物无疑侵占了仪式中心内的土地。考古学家曾长期探测和研究这些宗教仪式中心。因此，人们已十分了解这些仪式中心和统治阶级的定居模式。但是，人们还很少了解下层阶级，例如农民的状况，而他们用其赋税养活了上层阶级。现在，考古学家主要在玛雅地区力图搞清下层群众的生活方式。这项新的研究所发掘的资料可能会颠覆现存的玛雅编年史。但是，根据现有的史料，玛雅文化史大致可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第一为前古典时期，约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317年；第二为古典时期，从公元317年到889年；第三为后古典时期，从公元889年到1697年，该年最后一批有组织的玛雅人为西班牙人所征服。
但是，从公元889年到900年，以佩滕为代表的玛雅文化迅速衰落，那里不再雕刻石碑，并停止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在佩滕地区的西部宗教雕刻被毁坏；同时，在整个中部地区宗教中心逐渐遭到破坏。佩滕地区玛雅文化的衰落是个待解的历史之谜。对此，欧美学者曾提出各种假设的原因：地震、气候变化、传染病、外族征服、德行和智力枯竭、社会衰败、政治瓦解和经济崩溃、农业生产承受不了人口的增长，等等。由于这个地区的文化衰落，玛雅人开始离开故土而向尤卡坦半岛北半部迁移。
玛雅人北迁的后果之一便是契琴伊察的创建，这一名称表明其创建者是伊察人。据玛雅编年史，公元692年伊察人曾在该地居住了二百年后迁往东南方，而在今坎佩切城南部定居下来。在928年和948年之间，这些伊察人与托尔蒂克人相融合，尔后在968年和987年之间重新缓慢地迁至契琴伊察。此外，另一些移民建立了乌斯马尔城。如今，这两座城市不仅成为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的旅游胜地，而且是我们研究玛雅文化的重要资源。通过了解这两座城市的独特性及历史文化风貌，我们就能理解它们在墨西哥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玛雅城市契琴伊察（Chichén Itzá），每年春分，3月21日下午有一个独特的盛况：数千外国人和墨西哥人聚集在库库尔坎金字塔前面的广场上，尤卡坦的烈日晒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亲眼目睹世界上的唯一的奇景——光影现象。这一现象的主要传播者路易斯·E·阿罗奇解释说，沿着库库尔坎金字塔的主要石头台阶，天文学、数学、计时法、几何学和宗教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塔的有关部分的影像形成了一条蛇的躯体，其末端的蛇头形成于右面的栏杆上。不一会儿，在金字塔顶上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随着数秒钟的流逝，逐渐、缓慢地形成一个又一个，直到7个三角形，一条完整的蛇的形象成型了。随着日落而形成的7个三角形勾画出栏杆上的蛇头。库库尔坎（kukulcán，按照土著文化传说，长羽毛的蛇神），这位玛雅人的英雄和上帝，再次降临人间。试问，只有简便工具的一种文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有能力设计和建造奇异巨作，可以在每年3月20或21日（春分）和9月22或23日（秋分）演绎令人惊叹的场景——读者能够想象吗？
现代墨西哥人骄傲地认为，在世界史上只有很少几个古代民族能像玛雅人那样，对于计时有如此巨大的志趣。因此，人们不用奇怪，库库尔坎金字塔的装饰可以解释为日历符号。玛雅太阳年由365天组成，划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另加被视为倒霉的5天。还有五十二年组成一大周期。而我们在金字塔上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的标志。一年365天：塔的每一个阶梯有91级台阶，4个阶梯相加的台阶数为364级，再加塔顶上用作神龛基础的平台，共365级；18个月：在主要阶梯的每一边各有9个柱墩，两边共18个；每月20天：在神龛的四边形上部原创有20个装饰物或雉堞，每边各5个；52年：金字塔的九个组成斜面都用镶板加以装饰，但是其重要性不在于美学方面，其阶梯的每一边共有26块镶板，也就是说，总共52块。如前所述，库库尔坎金字塔由台阶式的九大部分构成，其基础的每一边为60米，高24米。一个阶梯通向建在塔顶平台上的神龛，它由一座神殿和两根支柱组成，有一个朝北的门廊。门框侧柱和室内支柱上都雕饰有武士的形象。在屋顶雉堞和门廊上有长羽毛的蛇形圆柱。由此看来，通过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古代玛雅人充分展示了他们在天文学、数学、建筑学方面丰富的知识，而遗存至今的金字塔正是古代玛雅文化成就的见证，而它如今也是现代墨西哥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不能不引起现代人的民族自豪感。
库库尔坎金字塔，包括建于其顶上的6座神龛，总共高度为30米，与世界其他大金字塔相比，它的规模较小，因为埃及的克奥帕斯（Keops）金字塔比它高五倍；特奥蒂华坎的太阳金字塔高约40多米，甚至在玛雅文化区多个建筑都比它高。然而，库库尔坎金字塔的特点使之在世界上成为独一无二的。
古代玛雅文明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乌斯马尔（Uxmal）古城，其已知的所有大型建筑相应都是建于玛雅古典时期，其中一部分是中期，而另一些为晚期，也就是说，大约从公元7世纪到11世纪之间。可以说，乌斯马尔的建筑是纯玛雅风格，因为实际上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该地主导的建筑风格是普克式的，或山地风格，其突出的特点，是建筑物的平行六面体形式，以横线为准，建有平滑的墙体，中楣布满装饰，用石料镶嵌而成。普克艺术利用雨神“恰克”巨大的古怪面部塑像（其特点是有一个大鼻子），在建筑物的正面十分突出，就像一根象鼻子。在普克式中，“恰克”神就是无所不在的、摆脱不了的雨神，这就说明了其存在的原因，因为尤卡坦半岛没有河流，生命高度依赖神的呼风唤雨。
尤卡坦半岛上最漂亮的普克风格的建筑物都集中在乌斯马尔。在其宗教仪式中心的入口处耸立着预言者金字塔，按照神话，那里的宫殿是由乌斯马尔的侏儒在一夜之间建成，具有独特的外形。由于塔的平面几乎是椭圆形的，而不同于其他建筑物的四边形或长方形；塔体只由两部分构成，而不像其他金字塔那样由许多部分组成；此外，在不同层面建有不同风格的多座庙宇，实际上这种状况揭示了大型建筑是在不同时期建成的。
综上所述，遗存至今的乌斯马尔古城表明，古代玛雅人有能力营造较大规模的城市，并能建造独特风格的大型建筑物。这些成就给现代墨西哥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玛雅建筑的几何图案及其外墙装饰的绚烂色彩在现代美洲的建筑中都能找到其遗传基因。
除了举世闻名的玛雅古建筑之外，其古代手工艺作品的精巧也达到了巧夺天工的地步，使现代人惊叹不已，其最典型的一例是《环球时报》（2003年1月27日）一篇文章所描述的“水晶头骨”。据称，这个工艺作品是在1927年发现于中美洲洪都拉斯的古代玛雅神庙中：“这个头颅用水晶雕成，高12.7厘米，重5.2公斤，大小如同真人头，是依照一个女人的头颅雕成的。据玛雅古代传说，这个水晶头颅具有神奇的力量，是玛雅神庙中求神占卜的重要用具，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专家们研究头颅的表面及其内部结构后，肯定其历史非常悠久，确是玛雅时代遗留的文物。”据说，这个水晶头颅雕刻得逼真，不仅其外部轮廓，而且内部结构都与真人的颅骨构造相同。从这个奇异的手工艺作品看，古代玛雅人不仅拥有高超的技术工艺，而且掌握了很多科学知识和雕刻工具。这一切已成为现代拉丁美洲人创造民族文化的源泉。
三、印加文明遗迹
在简述了古代玛雅文化遗产与现代拉美民族主义的关系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南美洲古代印加文化在现代民族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印加文化是在南美洲西部库斯科谷地开始萌生的。公元13世纪印加人部落在上述地区崛起，至15世纪中期，已发展成为幅员广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它不仅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而且在建筑、道路、冶金、纺织、制陶，以及医学、天文学和历法等科学技术方面都达到了古代美洲文明的新高峰，因此印加文明的遗产至今仍是组成南美洲西部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现代南美洲西部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重要诱因之一。
公元13世纪，南美洲西部属于克丘亚语族的印加人部落在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崛起，它逐步征服了这个地区的其他部落，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到15世纪中期，它便发展成为一个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印加帝国。“印加”（Inca）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初是居住在库斯科谷地的一支小部落的名称；后来是这个帝国“国王”或“皇帝”的尊号，也是其臣民的统称；最后，成为整个帝国的名称。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15世纪初，南美洲西部一些古代文化核心处于原始公社制开始解体、阶级社会正在形成的阶段。它们对印加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印加人原先居住在库斯科谷地，他们属于克丘亚语族的一支小部落。约公元1200年至1438年，印加人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库斯科谷地及其周围地区。据传说，印加王朝的缔造者曼科·卡帕克及其继承人辛契·罗卡首先征服了库斯科谷地内邻近的各部落，建立了“政府”并制订了法律才形成“帝国”。
1438年，印加帝国的第九个统治者、著名的帕查库蒂登上历史舞台。在克丘亚语中，“帕查”意为土地或时间，“库蒂”意为转变，所以他的名字本身就有“改革者”的含义。实际上，帕查库蒂不仅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进行许多重大改革，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而且对外实行军事征服，大大扩展了印加帝国的疆土。继帕查库蒂之后，印加王图帕克·尤潘基向北扩张，夺取了基多，向南推进至今智利中部的毛莱河。经过近百年的征战，印加帝国已征服了整个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各个部落，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国家。到16世纪初，印加帝国的领土面积已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今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以及哥伦比亚、阿根廷和智利的一部分。其疆界北起哥伦比亚的安卡斯马约河，南至智利中部的毛莱河，南北长4 000公里；东达亚马孙河森林区，东南抵阿根廷的图库曼，西濒太平洋。据估计，此时印加帝国的人口在600万以上。但是，正当印加文化在南美洲西部全面发展之时，一群寻找神话中“黄金之国”的西班牙人闯入了这个地区。他们狡诈地利用印加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依靠先进的武器，以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摧毁了印加帝国，扼杀了正在发展中的印加文化。然而，印加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却永载史册。印加文化不仅大大丰富了南美洲的古代文化宝库，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秘鲁等国的民族文化发展。
在物质文化领域，印加人不仅继承了古代安第斯山地区的农业、建筑、冶金、纺织、制陶等方面的生产制作传统，而且在技术工艺上有新的发展。他们在这些方面以及医药学、天文学和历法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精神文化领域，印加人同样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其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对人类文化宝库的可贵贡献。他们在诗歌、戏剧、音乐、舞蹈、木雕和石雕方面有不少杰作。印加人虽然还没有文字，但是他们能借助“基普”（结绳记事法）来回忆历史和记述神话传说。在民间，口头流传着许多诗歌，主要有颂歌、叙事诗和抒情歌。如今，这些印加文化成果都成为南美洲西部各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保留至今的印加文明遗产中最为著名的是神秘的马丘比丘古城，现在被人们称为“秘鲁珠宝”，有人认为它曾是印加帝国最早的古都。它距离库斯科西北约120公里，位于海拔2 500米的高处，古城建在葱翠、陡峭、岩石嶙峋的山脊上，两边为悬崖峭壁；它俯瞰着乌鲁班巴河的深谷，几乎被热带森林所覆盖，几百年来无人知晓，甚至躲过了16世纪初西班牙人的征服和劫掠。直到1911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海尔曼·赛厄姆通过艰苦的探险和考察，才揭开了马丘比丘的神秘面纱，当他面对这座神秘的古城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蓦然间，我发现自己正站在印加人修建的具有极好质量的石头建筑房屋废墟的、墙壁前面。这些墙壁已经很不容易看见了，因为，这些废墟的大部分都被几个世纪以来所生长的树木和苔藓所掩盖，它们隐藏于竹林灌木丛和缠绕的蔓藤所形成的阴影之中，不时隐约可见断墙残壁……这一切景象微妙地结合在一起。”
按照估计，马丘比丘古城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长1 000米，宽550米），有3 000级台阶，其中有100级是在花岗岩石上雕琢而成的。据考证，这座古城是印加人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其建筑多用巨石砌成，有宫殿、神殿、祭坛、澡堂、作坊、庙宇、堡垒、日晷等。整个古城的规划和设计都显示出印加人独具匠心的营造功力。
据描述，穿过古城的正门，有一条100级台阶的阶梯沿着山脊盘旋而上。在山口的最远处，一个自然形成的洼地上有一块供举行各种庆典仪式使用的宽敞的场地。同时，凿开俯瞰此处的一块巨大岩石，建起一座太阳天文台，它是由整块花岗岩石构成的。从技术上看，这些宏伟的建筑物的石料是经过精心修整接合起来的，其技巧真是达到鬼斧神工的地步，充分表现了印加石工的巧手匠心。
古城的主要特点是人工凿成的建筑石料，移接到巨大的自然岩石上，使得建筑物与地形浑然一体。用石块建成的水渠把断续的泉水连续起来，形成一条间有小瀑布和水池的溪流。那泉水不仅可以灌溉土地，而且还被用来举行祭祀仪式，因为那里的水被印加王封为“水中之王”。从整个古城来看，人们是先沿着山坡筑成一层层台阶式的平地，然后在上面兴建起大批建筑物。显然，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而建成的。在建筑过程中，印加石匠使用的工具是一些坚硬的石头工具和铜器及其他金属工具。考古表明，他们已会按照模型或建筑平面图进行工作。印加人用简陋、原始的工具建起如此宏伟的巨石建筑物，雕琢成多种雅致适用的石头器具，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无穷力量。
据20世纪初以来的考古研究，在马丘比丘，除了大型巨石建筑之外，还有许多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化成果，例如，古城边缘上的“因蒂华坦娜”碑，意为“日光柱”，或称“日晷仪”，其上刻有许多奇异的符号或图案。对此，不少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太阳是古印加人崇拜的最高神灵，所以每座印加古城都要修建这种石碑，用来测算太阳的运行情况。而按照另一种解释，认为这种“日光柱”就是太阳天文台，印加人利用它与太阳影子的斜度及其长度来计算时间。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断定，马丘比丘古城所体现出的古代印加文化的辉煌成就，在现代南美洲各国不仅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而且能唤醒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现代南美洲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政治活动家巴勃罗·聂鲁达就曾创作了著名的诗篇《马丘比丘之巅》，热情地赞颂了古代印加人的伟大，为南美洲古代文明的灿烂成果而感到自豪。
在当代，除了成千上万个古代土著文明遗迹产生影响之外，很多悠久的土著习俗传统也被传承下来，而且成为拉美政治人物用来表达民族情感和宣扬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手段。2005年玻利维亚当选总统莫拉莱斯在就职之前举行传统的祈福仪式就是宣示其政治倾向的典型实例。这个南美国家曾是古代印加帝国的一部分，到当代土著人口仍占全国850万人口中的54%，但他们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作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土著人总统，莫拉莱斯按照本民族传统先拜祭“大地之母”——这被土著人视为“不忘本”的举动——从而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同时借此来推行其民族主义政策。
据报道，2006年1月21日凌晨，按照土著传统，在的的喀喀湖南岸20公里处著名的蒂亚瓦纳科遗址举行祈福仪式。当时，来自各土著部落的上万名民众身穿各色披风，手举代表各自部落的旗帜聚集在仪式场地，分别用西班牙语和土著语言高呼莫拉莱斯的名字，欢迎候任总统的到来。按记者描述：“神情严肃的莫拉莱斯外罩红色披风，头戴四角帽，手握权杖。他在各个部族领袖的簇拥下，穿过一条被古柯叶清扫干净的神道，脱下鞋，赤脚登上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阿卡帕纳金字塔。印第安祭司向莫拉莱斯表示祝福，并且赐予他一根用金银装饰、象征印第安至高权力的权杖。莫拉莱斯随后向印第安保佑神‘大地之母’表示感谢。”
通过以上转述，笔者认为，莫拉莱斯借用印第安人传统仪式，来突出其印第安意识，抒发其民族情感，并强调其政治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走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加强国家对天然气资源的控制，以免这些资源“落入西方殖民者之手”；将结束美国赞助铲除古柯种植业的计划，许诺古柯种植合法化；玻利维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改变被发达国家主宰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
借助以上实例，我们可以感觉到，土著文化要素的现实存在对于拉美民族主义的成长体现在以下方面：遗存至今的土著文化璀璨成果促使现代拉美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从而增强其创造民族文化的信心。对此一位当代美国学者作了中肯的评述：“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一股文化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西半球。长期盲目仿效欧洲风格的知识分子抛弃了昔日的良师益友，转而寻找土著民族文化的根源。他们探究民族心理学，研究民族动力并重新调查了过去的一切。”
由此看来，土著文明成果的现实存在，不但是现当代拉美文化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巨大动力之一，而且也丰富了这个思潮的内涵，从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了拉丁美洲国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土著文明的重新发现，也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宣传和推行其政治经济主张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并借此扩大和加强他们在土著群众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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