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国际格局的诡谲多变与拉美“思想主权”的探求

到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作为源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仍然以思想文化和科学领域贫瘠为特征，全洲民族国家及其社会明显缺少创造性结构。对外部投资和贸易的依赖；采掘业的优势；工业化水平不高；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都市；各地区之间发展日益不平衡和支配内地垦殖形式不合理；社会等级制和欠稳定的政治制度，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民族思想文化和科学发展缺少需求、激励和推动的要素。

社会和经济的这些特点反映了在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之间摇摆不定的地主与农村，同具有世界主义、且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成员的沿海大城市的各个集团之间相互作用；与此同时，输入的外国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欧洲化要素逐渐成为发达样板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为国际一体化、拉美社会经济结构定型和国际支配具体化的手段。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现代杂交型文化，而这种文化受到不连贯性和脆弱性的困扰，因为它既缺少民族国家情感也无力加强其社会基础。这一现象可归因于以下事实：通过知识集团、教育和报刊的垄断，以及教会的支持，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由少数人集团创制和操控的，并为它们所用，而民众被边缘化了。

从1930年起，拉丁美洲因内外各种因素和进程相互交织而发生变革。二战后世界权力开始集中在美国和苏联手中，并出现两极化。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冲突和对抗，但是同时逐步形成“恐怖平衡”的态势，尔后导入和平共处的各种要素，并逐渐勾画出了共管世界的帝国“两头鹰”。而拉丁美洲国家（古巴除外），几乎全部被纳入美国的霸权之下，与此同时苏联承诺不干涉该地区而维持其社会政治平衡。这样，美国政府和各公司渗入拉美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重新调整拉美在世界体系内的坐标，并控制其内部的震荡，这一切在强权与各对立集团之间，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本土各阶级派别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制造了论战、紧张和冲突。所述的国际格局给拉美的意识形态发展带来新的特点：

首先，新的国际从属关系对于拉美各国思想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简言之，在世界霸权力量与拉美各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力量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拉美国家在采用和实施国内政治、社会和发展模式，以及在国际体系中行动的独立性方面，行使民族自决权的能力十分有限。

其次，霸权强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它们所传播的主要意识形态成分，逐渐变为拉美国家的主流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它们特别向大城市的中上层阶级和民众，借助多种多样的手段提供其意识和信息、价值、活动和行为的重要成分、架构和内容。拉美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接受、或参与或感受到来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技术、知识、各种形象、标志、消费准则、时尚、习俗、思想、教育方法、价值、准则、机制、政治和解决办法的样板。这个进程的手段和代理者就是同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各种机构和媒介手段：大众传媒、外国援助机构、技术转让手段、教育分支机构和教会。

最后，在全球科学技术革命实际上长期存在的条件下，这个领域的进步日益集中在美国和苏联，它们拥有研发中心、传播渠道、生产能力、成果使用，而并不顾及其相应集团的其他成员，特别是拉丁美洲。美苏按照其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在其自己国家的中心研发，而并没有必要同拉美国家的需求和利益相一致，甚至损害后者的利益。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剧变：1991年12月苏联最终解体，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各国开始加速市场经济变革，并决定加入“欧洲大西洋结构”。这样，两极世界结构终结，形成了美国独霸天下的单极结构。但是，这个新的国际格局使得已经度过了一百七十多年独立生活的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陷入了使其债权人高兴，而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下降的更深刻的危机之中，因为它们被排除出了投资、增长、技术工艺进步的有活力的进程，越来越依附于一个强国，从而在国际竞争中丧失了阵地，被巴尔干化，缺少自己的连贯的某种方略，而接受陌生的和敌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来指导其毫无目标的行动”。①确实，从经济层面来看，20世纪末形成的所谓国际新秩序和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使得拉美大多数国家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上看，拉美国家也感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压力，正如一位墨西哥学者所指出的，在单极主导世界的体系确立后，“看来形成了全球化的一种独特模式：或从某些国家权力方面，或从与某些国家有联系的私人集团权力方面，提出把西方价值推崇为普世价值，使得不同的文化趋于单质性；统一各种组织形式和表达方式；面对全球大多数人日益贫穷和各国人民的贫困化，减少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后果，但是不改变特权者的现状和个人的利益，而这一切是对民主、言论自由和社会福利的渴望相一致的”。②

面对20世纪国际格局的诡谲多变，特别是在世纪末面对经济困境和思想文化“全球化”的压力，拉丁美洲的知识阶层，尤其是思想界一方面深刻反思本地区思想文化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开始积极探索其意识形态的本土化，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然而已取得了可感知的成果。

如前所论，由于拉丁美洲文化构成的外源性，所以探索其思想文化的本土化道路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正如当代德国学者对此所作的冷峻分析和述评，“拉丁美洲文化圈展现出五百年来五彩纷呈的外来文化影响，它在很多方面同属欧美文化圈。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美文化，尤其是其文学与绘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文化发挥着影响”。“因为在拉丁美洲，人们曾认为文化转让始终是单方面的并且影响极大，所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了自我寻根过程。这个过程片面地抵制外来文化的综合，另一方面是技术文化与思想文化之间的综合。由于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了解，北方文化看来不值得模仿，因而也忽略了自身的文化转让能力。”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方面部分政治人物、思想家、经济学家和知识阶层力图创制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开始了探索意识形态本土化的漫长历程。德国学者也认为，在所述时期的拉丁美洲，“在针对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扩张方面，似乎存在第二条甚至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这是一条绕过工业国家的道路，这不是赶上，不是新的综合，而是一种替代选择”。③与此同时，拉美学者也明确提出思想文化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而坚持“思想主权”的主张。比如，墨西哥学者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在学问中的共和国，对另一种文化的依赖是不一样的。当克维多写出：今天通过多种方式我们都成为复制品，如果这些方式都是原创的《讽刺与审查书简》这句话之时，那么他就是在考虑到：对古典作家而言，这是一种创新。当马里亚特吉要求我们的思想不应是模仿品和复制品之时，那么他是在抗拒对殖民地起源和（资本）阶级的依赖性。创新就是反对殖民和资本主义。”④正是在这种批判氛围中，1984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关于“拉丁美洲文化和知识创造”的研讨会以多种形式表述这种“思想主权”的主张。但是，拉美学者指出，这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从作为政治和神话单位的民族出发，从这两位理论煽动家的力量和梦想出发。

由此看来，早在20世纪前期拉美的部分知识阶层和少数思想家、以及政治活动家就启动了探索思想文化本土化的进程，他们一方面借助西欧和北美的各种思想理论和学说来分析研究本大陆的历史和现实，力图寻找其独特性；另一方面努力创造新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本国甚至全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思想和新运动此起彼伏的壮观场景，为意识形态本土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与此同时，实际上这一过程也就是外来成分与本土思想文化进行综合的过程。比如，秘鲁的政治家和作家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不仅积极推动和参与左翼学生运动，而且努力探索适应拉美现实的民族主义革命理论。1924年他在墨西哥创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简称“阿普拉”），“一个基本上没有定形的、民众主义的、反帝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团体，1930年后它在秘鲁等地扎下了根基”。由此提出了“阿普拉主义”，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论。

阿亚·德拉托雷在其《反帝国主义与“阿普拉”》这部著作中，以民族主义观点分析和抨击了外国对拉美的渗透、剥削和破坏性影响。他认为，这种渗透是拉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原先的父道主义的传统社会被破坏，而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集中地。为了制止这种演变过程，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广泛基础的由被剥削阶级农民、工人和激进中等阶级分子组成的人民联盟（“阿普拉”），“它将打倒帝国主义者，建设起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反帝社会”。但是，阿亚认为，“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够多，政治觉悟也不高，所以不能单独胜任反帝斗争……而有些中等阶层常常甚至受到更野蛮的剥削和虐待”。⑤因此，只有人民联盟才能领导反帝斗争。这样，凭借阿普拉主义的提出，他就成为20世纪最早一批拉美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论影响十分广泛，特别是在秘鲁阿普拉党影响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应该说，阿普拉主义是本土民族主义与外来思想成分，如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等的一种综合体。

在本节，我们为了深入了解全洲思想理论发展走向，有必要简述一下20世纪后期拉美意识形态领域的概貌。

现代拉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各种特点和倾向影响到创造和增强全洲各种思想意识力量和倾向的构成，所述结构的繁衍、混杂和模糊，不利于一种自治性和创造性思想文化的浮现和进步。然而，到20世纪后半期，在内外政治经济要素的作用下，特别是本土意识趋于增强的情况下，全洲思想意识领域大致形成两大倾向：传统保守主义和民族民众主义。

第一种大的思想倾向是传统保守主义（conservadurismo tradicionalista）。它是同经济自由主义、社会反应主义、政治极权主义、潜在或由实用主义掩盖的同情心成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体系。提出一种传统国家在新资本主义进展中表面和部分现代化的模式，而拒绝接受同这种模式的特点和要求不一致的一切要素或方略，并加以否定或威胁。严格规定民主制度的范围和有效性。拒绝从这种模式中岔开出来的思想文化活动及其行动人员的多元性和自由。多种形式的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原理的至高无上和对批判、创新和探索态度及事业的偏见；坚持有关传统主义、秩序和思想恒定的观念；寡头精英及其盟友的思想文化垄断；否定评论分析、思索、实验、传播、对方针和结果对抗的权利和自由、偏爱极权主义和把镇压当作消除分歧和对付反对派的手段。⑥

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同发展主义、科学主义和专家治国论融合在一起，这一切就是拉美左派学者所谓的新资本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发展主义采用一种欠发达和发达的两种视角，其特点是片面化、等闲视之、机械主义和简约化。以整体发展形象掩饰的增长，通过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范例来取得；通过传统结构的部分现代化的变革和对美国政府及各公司的依赖以实现经济发展。然而，笔者认为，发展主义理论的根本目标是推动民族经济的增长。

第二种大的思想倾向是民族－民众主义（nacional-populismo）。它突出言语揭露和标志性地敌视外国支配权和传统寡头势力。这一倾向坚持和履行一个国家的机体特殊构造的权益，把国家视为坚如磐石的整体，将其神话般的历史理想化，并公开许诺伟大强国的前景。设法消除或摈弃威胁必要团结的社会和思想政治的巨大冲突。煽动性地激励群众消除阶级污染，使之成为公正分配的正当受益者和必要的行动者。强调有非凡能力的领袖的垂直式独裁主义，其左右手干将和继承者，民众基础的严格框架——咬文嚼字地宣布民众是历史主体，而实践上将他们变为有权势的地方政治首领及其机构消极操控的目标。⑦

在思想文化领域民族－民众主义倾向于推行一种反唯理智论。这种思想倾向表现出仇视和否定批判精神，以及调查研究方法，或者抨击这种方法的采用及其结果。倾向于将独裁主义延伸至思想文化领域。

在新老左派中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极端繁衍，它们具有无数变体和分支，但是可以辨析出具体共同的特点和后果：表面性、超意识形态化、强调推理、烦琐哲学、教条主义、神话化、必胜的宿命论、战术性看风使舵，并将其他思想体系加以蛊惑人心的改造。因此，它们对中等阶级和民众拥有最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断定科学的积极价值，它越来越具有基本生产力，因此科学可以摆脱阶级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污染，以便获得净化和准确的知识，用于人类解放的实现。但是，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领导者的教条化，在世界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左派中斯大林的思想体系的漫长优势地位，造成了简约化、宿命论和机械主义的一切扭曲。所谓的上层建筑和知识分子都受到轻视和抹黑。某些极左派的无理性造成了“资产阶级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之间教条式的对立，带来科学的实践和结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混乱。简约化、机械主义、必胜的宿命论逐渐提出了社会激烈变革的消极愿望作为文化科学问题的应对和解决的前提。其必然结果是：要求知识分子实际放弃其专业活动，而成为政治机器中一名斗士。这些思想混乱实际上造成了拉丁美洲各左派运动的内部损耗和争斗。

尽管存在种种差异，这些巨大的意识形态倾向还是相互接近和相互交织的，它们持有相似的前提、方针和结果：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取营养；特别是它们拥有共同的起源和前途——主要是在中等阶级中招兵买马；作为集团或个人都渴望地位改善的可能性；倾向于转变为领导精英。此外，还有共同的现象和后果：采纳和要求无理性的要素；在自认为自己是正统派方面表现出傲慢的专横；宗派主义；不相信或拒绝批判思想和多元性，以及在思想文化的倾向和实践上自由论争；社会、历史和政治简约化观念；把国家进步简单而乐观地视为必然线性的发展；偏爱民族－民众主义神话。

最终，这些意识形态倾向聚集于产生或增强负面后果；导致知识和思想、价值和技术的加工、论争和实施条件贫乏，可能损害创造和革新中心和机构；阻碍社会或各个集团的科学文化实践的连续性和质量的提升；挫伤批判和创新精神，迫使某些人才外流。这一切有可能造成文化科学停滞不前，甚至趋向衰落。结果，这些思想倾向实际上充当了右翼的无意识工具，甚至有助于新法西斯主义的浮现。

在晚期依附性资本主义形成和进展的过程中，两大路线交汇在一起，有可能引起地方性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新资本主义增长排除和瓦解了过去的主导生产形式，创建其生存和再生产的特有条件。民众摆脱了严密的传统统治集团，他们受到新权力中心的动员和激励，从而提出多种期望和需要，社会参与的要求和压力。另一方面，这一切又受到这种模式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和结果的封堵。这种模式优待某些企业、部门、阶级和地区，而损害了其余的大多数社会成员，从而带来压力、冲突和对抗。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给新的寡头精英保留了政治决定和行动的空间。大企业的投资、积累和盈利都要求权力高度集中和极端专横的秩序。

在20世纪后期，新的寡头精英及其盟友在推动模式进展方面碰到日益增多的困难。统治阶级分成几个宗派，它们在分享权力方面遇到障碍。社会参与的冻结完全阻止不了群众动员的加速；产生了难以吸收和控制的压力和冲突，从而增加了批判和论争的运动和倾向。这样，现存的体制陷于困境：面对社会冲突、政治不稳定、合法性的裂纹、社会共识破裂、强制手段的削弱和不足、权力架空、霸权危机。

在统治结构和进程中和在传统政治制度中长期的或反复发生的骚动，通过极其繁多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发展主义、多种信仰的各个左派思想）、各种运动、各个政党活动释放出来，为克服所述的危机，各路人物祭出了各种旗号：左派中心的自由民主主义、多元论的或公开独裁的发展主义、民族民众主义、波拿巴主义、改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政治意图（古巴情况除外）并没有破坏统治体制的基础及其组成部分，只是在干扰的同时反而捍卫和加强了现存的社会。寡头或右翼精英接受、推动和利用这些政治思想蓝图，当作其体制的装饰品。实际长期存在的政治危机的混杂表现形式，各种运动、政党和体制所触及的社会思想领域同时也阻碍了老的寡头霸权的维持。简言之，所述的拉美意识形态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实际上传统保守主义和民族－民众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倾向代表了全洲现当代的基本思想潮流。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各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差异，在不同地区先后出现了探索意识形态本土化的多种思想理论及其运动，其中突出的有巴西的瓦加斯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和南美洲天主教会的解放神学、依附理论。但是，这些思想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综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