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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南美洲的民族主义思潮

时间:2023-03-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南美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持续高涨,而民族民众主义就是其意识形态的变体,其典型代表是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他提出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同与外国有联系的资本阶层相对立的。正义主义也被评判为“民族社会主义”,将代表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制度,不仅适合阿根廷人民而且也适合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众。为了减缓国家的困境,庇隆决定收缩其民族主义
庇隆主义_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南美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持续高涨,而民族民众主义就是其意识形态的变体,其典型代表是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从其思想理论构成来看,它们都是外来成分和本土思想的综合成果,特别是庇隆主义具有鲜明特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战后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我们有必要以较多的篇幅来探讨其理论结构及其主要特点。

在20世纪中期,南美洲的两位政治首领瓦加斯和庇隆在其各自国家推动并领导了民族主义导向的群众运动,在某些方面同西半球已形成的体系相左,损害了美国的某些利益,最终这两位政治强人相继倒台。然而,他们所提出和实践的民族民众主义理论主张却是值得学界探讨和研究的。

首先我们简述一下两人的政治经历。

热图利奥·瓦加斯在1945年离开了巴西总统职位后,当上了国会参议员,紧接着开始谋划返回总统宝座的方略。从1947年起,他发起强有力的宣传运动,主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正义,以及自主的民族工业化。直接支持他的政治组织是工党,其主要成员是工会方面最忠诚的追随者,此外还有其昔日政府的旧官员。由企业资产阶级分子构成的社会民主党在中等阶级支持下,形成了瓦加斯传统的基础。在圣保罗省,阿德马尔·德·巴罗斯的社会进步党也支持瓦加斯。1950年瓦加斯被推举为工党和社会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而社会民主党则推出自己的候选人。1951年瓦加斯以49%的选票赢得了大选。

他提出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同与外国有联系的资本阶层相对立的。各个跨国石油公司不满1951年创办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无论是本国私营利益集团,还是外国集团都反对通过巴西国家电力公司实现电力国有化的计划。1953年,巴西大资本家以及设在巴西的外国企业都抗议瓦加斯所颁布的法令:增加工资和试图控制物价。无论是瓦加斯还是其劳动部部长若奥·古拉特都以激进的话语向劳动群众发表演说,这被各保守派视为危险的信号。而有财有势阶级和外国资本对瓦加斯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不满情绪因以下一项财政政策而更为加剧:将增加行政管理和社会开支,而同一措施在促进生产方面并没有增加资金投入。与此同时,各民众阶层因失控的通货膨胀也感到失望。

1954年5月1日,瓦加斯总统大胆抨击巴西大资产阶级和跨国资本,同时宣布将最低工资增加100%。富有阶级和大企业主感到愤怒和惊恐。与此同时,前共产党人、记者卡洛斯·拉塞达投奔到反对派怀抱,这更加剧了对瓦加斯的恶毒攻击。8月5日总统卫队成员试图暗杀拉塞达,此人只是受了点轻伤而逃脱,但却打死了陪伴他的一名空军少校。这样,所有的反瓦加斯分子在全国鼓动起抗议怒潮。至此,人们不应忘记瓦加斯是一名地方政治首领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不只是对付害怕其民众主义政策的寡头势力,而且也攻击抱有良好愿望的进步的民主派。

从5月1日起右翼军人就阴谋推翻瓦加斯总统。而针对拉塞达的谋杀实际上刺激和加速了军事政变的谋划。8月24日受到其敌人逼迫的瓦加斯自杀了。在其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声明,他作出不幸的决定是由于阴暗势力的不可承受的阴谋,他们得到国内外富有阶级的支持,反对一位将其一生奉献给为了卑贱民众而斗争的人。“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们……我为你们而牺牲……我迈步走向永恒,我为你们停止我的生命,走进历史。”

无疑,巴西和整个西半球的最保守势力在听到瓦加斯死亡的消息时都感到宽慰。拉塞达和国内极右分子都试图阻止继承瓦加斯主义的政治力量在1955年的大选中上台执政。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库比契克在工党的支持下以36%的选票获胜时,极右军人阶层伙同拉塞达,并得到大金融寡头的支持,发动了反对承认该胜选的政变运动。但是,民主党人和宪政主义者特塞拉·洛特元帅同武装力量的大多数站在一起,反对右派阴谋,从而保证了库比契克在1956年初掌握政权。在工党分子、副总统若奥·古拉特的辅佐下,库比契克总统启动了一项政府措施:反映新企业主阶层、初期与跨国公司无联系的制造业主的利益。库比契克一开始便享有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对手的声誉,但是实际上从他上台起便开始寻求同北方强国的合作和友谊。

与此同时,在南美洲另一个大国阿根廷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动。1955年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的倒台是保守派和寡头势力联合反独裁的民主分子共同实施阴谋的产物。就像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一样,庇隆是一个蛊惑人心和矛盾的政治首领,但是他的整体思想行动是导向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社会状况和反对特权集团。同时,他的施政是民族主义的,且是同美英强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相对立的,尽管在这方面他具有软弱性,其成果不彰。

从50年代初起,庇隆实施的政策中用于社会改革的巨大开支导向削弱生产。比如:国营公司以低价购买农牧业产品,并且也以低廉的价格将它们供应给城市居民。庇隆的这些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国内享有特权最多的农场主的收入减少了,由此开始了农村的非资本化。在农牧业产品降价和政府的行政与社会的浩大开支的双重压力下,通货膨胀开始出现。1952年,生活开支增加约73%,而工资仅增约35%。1953年通货膨胀趋势更加明朗。这就相对削弱了庇隆政权,它在政策方面开始摇摆不定。

在1946—1954年期间,庇隆学说曾强调其运动以反帝为目标。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被贬抑为压迫和反人道制度的载体。拉美应当展开反对两个帝国而争取独立的斗争。在这个格局中,他所提出的“正义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正义主义也被评判为“民族社会主义”,将代表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制度,不仅适合阿根廷人民而且也适合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众。为了表明他在实践上反帝努力,庇隆支持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创建了拉丁美洲工会组织,1954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泛美会议上,他采取一贯态度,支持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革命,反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同时,经济民族主义和庇隆主义国家的干预可观地限制了美英投资集团和跨国公司的行动自由和利润额数。阿根廷的自然资源和基本工业,以及大型服务业和影响到民众供应的一切要素都被控制在国家的手中,这就引起了国内外资本集团的愤怒。然而,1954年期间,经济困难加剧,国际资本的压力加大。为了减缓国家的困境,庇隆决定收缩其民族主义措施,他秘密地准备一项法律草案,将准许石油产地租让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这种姿态标志着庇隆面对外国利益集团,启动一整套具有最大灵活性的新政策。

为了让其在激进的政策上打退堂鼓的这些主张能在其民族主义追随者眼前蒙混过关,庇隆加剧了其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并卷入了同教会的冲突。教会统治集团曾批评某些官方镇压的状况。1954年10月庇隆警告主教,不要干扰国家的政治和工会问题。同时,颁布一项关于家庭的革新法令,给予私生子与婚生子同等权利。教会提出抗议,但是在11月和12月数名教士因参与反政府的动乱而被逮捕。与此同时,一所重要的宗教学校受到政府的干预。各主教提出强烈抗议。1955年初,庇隆政府将离婚和妓院合法化。4月在公立学校宗教训导被取消。还制定一项法律草案,以废除对设有告解所学校的津贴。5月开始筹备选举制定宪法的大会代表,将编写一部新的基本法,在其各项原则中将包括教会与国家政权分离。

在国家处于动乱之时,由于庇隆主义者与教士之间关系破裂,在大街上发生了暴力冲突,庇隆在国会对其向标准公司租让石油产地的法令草案三缄其口,而其租期正是四十年。在基督圣体节这天,遵守教规的教徒与庇隆主义团伙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多座教堂受到攻击并被废弃。教会统治集团大胆抗议,而庇隆将两名主教驱逐出国。6月16日罗马教皇颁布判决书,将胡安·多明戈·庇隆革出教门。同日,阿根廷武装力量的数支部队举行暴动,反对这位国家首领,但以失败告终。

7月和8月期间,庇隆企图同其敌人和解,向教会赔偿损失,并向政治反对派许诺,给予更大自由,以及支付被剥夺的资本。但是,这些姿态已一文不值,反而被全国各种力量——一些寡头、另一些民主派——理解为庇隆的软弱表现,他们决定终结正义主义政权。7月28日阿图罗·弗朗迪西通过电台猛烈攻击庇隆,次日他被逮捕。

8月31日庇隆发现向敌人让步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他拿定主意,决定通过向左转,正面迎敌。他号召“无衫汉”对寡头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战斗。9月7日阿根廷总工会请求创建工人民兵。而武装部队决定对付不测事件。9月16日在洛纳尔迪将军带领下,发动决定性的军人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政府倒台,就像一百零三年前他的先驱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登上一艘美国船一样,庇隆登上一艘巴拉圭炮艇避难。

政变后,在阿根廷建立了由阿兰布鲁将军主持的临时政府。这样,庇隆主义所主导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力争最大程度的社会正义运动宣告终结。

通过以上的简述,我们可以看到瓦加斯和庇隆在两国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都面对西半球的强权压力,大胆地进行了民族民众主义实践,敢于宣示其独立性,但都以失败告终。然而,他们的民族民众主义思想理论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庇隆主义学说是外来成分与本土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在20世纪40—50年代,民族民众主义的变体——庇隆开创并领导的正义主义(又称“庇隆主义”)运动及其思想体系,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整个拉丁美洲这一思想都有其同情者和拥护者。1952年,阿根廷议会将其思想提高到了国家学说的地位,命名为“正义党思想”。这样,尽管庇隆政权在1955年被军人推翻,但是正义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影响在阿根廷并没有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庇隆的支持者逐渐形成为国内最大的具有强大内聚力的政治集团。在18年后,1973年庇隆主义者重新赢得了大选,终于成功地使其领袖胜利回国,庇隆再次上台执政,但是,他于次年7月1日去世。

在意识形态方面,庇隆在其长期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正如美国学者所分析的,20世纪前期在阿根廷政治潮流中,“民族主义成了最核心、最重要的潮流”。“在整个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支派,它们最终是由庇隆统一起来的。”而在早期的这种民族主义核心里,其社会观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和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因此,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为‘公众’或者‘共同利益’服务,他们用精神和阶级合作主义的语言来定义人类社会,而这正是保守的天主教的核心。他们以用虚假的个人主义对待人类为由,抵制自由主义,又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为由抵制共产主义”。由此出发,民族主义者提出“社会正义”问题,主张社会各阶级合作来追求一个有组织的、“和谐的”社会;主张“经济主权”,“主要是扩大工业化和对经营公共服务业的外国公司实行国有化”;在二战时期坚持所谓的“积极中立”,1941年1月有人对其含义做了界定:“我们并不中立,我们反对任何人”;战后,自视为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在这种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阿根廷在1946年开始着手进行经庇隆修正过的、大众版的民族主义革命”。

庇隆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是以工会、军队和教会作为其社会支撑力量,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庇隆主义党,该党由庇隆集中领导。在这个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体制推行社会改革。从30年代中期起,阿根廷的工人阶级人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而迅速增加,为了争取这支重要的力量,庇隆进行了对工人阶级有强大影响力的劳工改革,从而使得工会成为其支撑力量。除了劳工总联合会之外,武装部队是其另一基本支柱。庇隆当选总统后,仍以军人自居,力争军方的支持。为达到这一目的,庇隆增加对军队的资金投入,使之扩大和现代化,同时增加将军人数,因而,军队在最初几年容忍了庇隆政权。此外,从意识形态看,“民族主义、工业化和社会正义,这些和军官团内那些根深蒂固的信仰是一致的”;同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军队仅限于发挥自己的职业作用,并且军人得到各种实惠,所以它逐步与庇隆政权融为一体。除了工会和军队之外,天主教会对巩固庇隆政权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欢迎庇隆一贯尊敬教会的社会信条;选举前夕,教会通过传单,号召人们支持庇隆。由于得到这些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庇隆在1947年1月创建了庇隆主义党,其党章第31条规定,庇隆有权修改党做出的一切决定,有权审查所有候选人的候选资格。这样,在20世纪中期的阿根廷就形成了以庇隆为领导核心的强有力的民族民众主义运动。

庇隆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追求所谓的“社会正义”。二战后,阿根廷没有外债,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日益坚实的工业基础。正是在这种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庇隆政府追求三大经济目标:“扩大公共支出,加强政府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改变相对价格,以促进较为平均的国民所得分配;逐步建立起一种激励制度,鼓励那些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活动,而抑制面向国际市场的生产。”显然,庇隆主义是把“国家干预、社会正义和内向经济”结合在一起,以期实现一个有组织的和谐的社会。在庇隆执政的头三年,几乎实现了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工业高速增长,国家实际收入增加40%以上,消费也迅速扩展。在这一条件下,工人工资不断提高,同时资本家的利润也在增加,这使得庇隆主义思想和政策得到更多的人们同情和支持。

与此同时,庇隆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也是引人注目的。从1946年起实行公共服务事业——铁路、电话、商船、民航、汽油等部门国有化,而政府在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资金融通。此外,金融系统也实现了国有化。由于小储蓄户因得益于收入再分配而工资增长,所以他们的储蓄明显增加,因此国有银行可以向公私企业增加发放补贴信贷,使得经济活动持续发展。这一政策造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它鼓励了资本投资,减少了流动资金,通过金融利润抵消了劳动成本提高的各种效应。”正如美国学者所分析的,庇隆主义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以国家购买力和高工资为基础,但由于其面向国内市场,因而可能忽视在效率与竞争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这个模式仅仅维持了三年,但这三年却在公众的记忆中为庇隆主义经济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思想理论方面看,庇隆强调“社会正义”、“个人和整体权利之间的平衡”。他论述了有关观点:“在经济方面,我们唾弃陈旧的‘政治经济’模式,代之以‘社会经济’模式;在这种新模式里,资本为经济服务,经济为社会福利服务。在社会方面,正义主义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即给每个人提供确保其社会职能权利的可能性。使人民拥有资本,在一个通过所有人的行动来自我实现的共同体内,让每个人有可能根据各自的品质和才能来实现自己命运。在政治方面,我们竭力寻求个人和整体权利之间的平衡。”

综上所述,庇隆主义是二战前后阿根廷工业化迅猛发展时期的民众主义思潮,同时也是冷战时期拉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庇隆高举正义主义大旗的目的在于:对外在列强之间积极寻求独立的活动空间,对内以部分实惠来换取日益强大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达到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他的民族民众主义思想倾向在南美洲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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