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途径，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然而它们依旧处在欠发达状态，尽管其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增长。如何认识、诊断和消除其经济的病根呢？正是在这一经济发展状况的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拉美经济学家借助内外多种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来分析研究本地区社会和经济问题，通过共同努力他们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依附理论”。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曾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作了简析，他指出，“大多数拉美国家独立至今至少一个世纪了，但是它们人民的绝大多数依旧贫穷。实际上，不论用什么尺度衡量，拉美的经济发展在最近几十年内看来进一步落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后面。……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为适应拉美情况而重新制定的，它吸收在拉美产生的思想。这个任务主要由50年代在圣地亚哥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普雷维什周围的一批经济学家进行的。这一主义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后来称为‘依附’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东西”。
由此看来，“依附理论”是拉美经济学家力图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等拉美本土学说分析研究拉美欠发达状况，探讨拉美对外经济关系的缺陷，其经济内部独特结构，指出其变革措施的经济理论成果。
按照中外学者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依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形成的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其主要论点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利益，在发达的“中心”和欠发达的“外围”之间分配得极不公正，极不平等，发达的“中心”占有了大部分利益，而广大外围地区得益甚少，因此它们长期停滞不前。正是在“中心－外围”论的基础上，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进一步提出“依附理论”，他在其著作《巴西经济增长》（1957年）中把“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解释为不仅仅是发展利益的不平等分享，而且包含控制与经济剥削的‘依附’的关系”。这样，外围资本主义不能产生革新，并依靠外来决定改变的资本主义，而这种对外依赖是结构性的。在1970年，智利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松卡尔在《跨国资本主义和拉美国家发展》一文中进一步深化依附理论。他认定，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及其“基础结构要素”是产生不发达的原因。“可以假定，不发达是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发展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不发达和发达完全是单一世界进程的两副面孔……这种全球不发达－发达制度的演化，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两极巨大分化：国家之间的世界性两极分化……出现发达的工业化的先进的‘北方中心’国家……和不发达的贫穷的依附的‘南方外围’国家……第二，各国内部两极分化，出现先进和现代的集团、地区及活动，和落后、原始、勉强生活的和依附的集团、地区和活动”。
由此看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拉美的依附论者就对于经济全球化给拉美国家带来不利后果已有察觉，因此他们力图从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拉美依附论者主张把“欠发达”问题放在国际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其《帝国主主义与依附》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要着重研究有关的国际问题：“对国际现象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概念，而且也形成了一系列诸如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统治国和依附国、中心国和外围国等双重概念。确立了这样一些概念，我们就可直接进入一个更加辩证的、政治性更加明显的问题系列：金融资本、经济和权力集中、军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输出、民族资产阶级及依附性资产阶级、飞地、出口经济、国内市场、民族解放运动、土地改革、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等概念。”
这样，有关的研究就脱离了某些理论暗区和中性区，扩大了视野，而经济发展问题就具体体现在依附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和社会的特定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文化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之中。
依附论者正是借助这种研究方法，论述当代拉美的依附问题。巴西学者首先注意到，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确立了霸主地位，从而在它的主导下使国际资本主义联合成为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资本在全球的大规模扩张，而它的出口水平却相对低下。这一现象就意味着美国的生产部门与其服务部门相比相对缩小了。而生产部门缩小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技术进步，而且也在于向海外输出资本中获得了超额利润。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加拿大和日本曾是美国投资的重要中心；而到同一世纪后期，美国和欧洲资本开始转向投于欠发达地区。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国际分工，而所述的格局实际上延续并加固了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和欠发达状况。正是在所述情况下，依附国经济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得到发展，因为“新的国际分工大概就是这种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第一个结果。依附国经济可能朝着在下述部门内的生产专业化方向发展：轻型消费品制造部门、战略意义不大的基础部门和不太复杂的重工业部门，也有可能在它们最有地区生产部门资格的那些产品上实现其专业化”。
其次，由于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拉美处于边缘的依附地位，所以依附论者对于战后拉美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一般持有悲观态度。比如，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经济：历史构成和现当代问题》（1969年）中对有关问题作了明显负面的阐述：与其老的欧洲宗主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之后，拉丁美洲国家或个别或整体地仍然呈现出尚未完全定型的状态，因为在文化同类化、社会政治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每个地区都有许多特有的情况。组成殖民地社会基础的各种制度——大庄园制、受监护的土著村社和农业出口企业，在随后阶段毫无变革地存在下来，并成为各民族国家构成的支柱。往昔三个世纪无足轻重的经济发展，从19世纪中期起正式纳入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内。到20世纪之初，这种发展在于过度利用可支配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以使初级产品出口专业化。在许多情况下，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所述资金是由外部支付的。这样，现代技术工艺的输入偏向于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
依附论者认为，这种经济发展倾向造成了拉美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畸形，实际上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均衡成长。对此塞尔索·富尔塔多分析指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已带来了有利于城市人口聚集的经济，这种经济始于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反映了对外部门的扩展和民族国家的最终巩固。而城市化加剧了工业化基础上文明国家的公私消费模式的移植。这样，通过终端产品的采用和产品使用行为方式的移植，现代化并不注重吸收生产过程方面的现代技术工艺。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部门，高等级公共消费准则的采用在人口方面产生重要反响。死亡率持续下降，直至达到与很高生活水准国家相似的水平。另一方面，出生率保持特别高的水平，因此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条件在其许多基本层面并未受到发展的影响。大的都市中心的形成，特别是在有关建筑技术方面，改变了资本构成进程和提高了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从而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这个进程向多个方向起步，并且作为出口部门危机造成的结构性压力的后果，取得深层次的进展。
由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吸取生产过程方面的技术进步，所以有必要从这个特别的角度来观察拉丁美洲的演变。依附论者指出，在出口扩展阶段现代技术的输入几乎集中在基础设施部门。在矿产品出口经济情况中，出口企业的地理位置孤立阻碍了该部门可能出现的技术进步，而这种技术正是有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在农牧业产品出口经济情况下，无论是因为比较优势是以广泛使用资源为基础，还是因为土地结构并没有促进资本化，所以经验表明拉美吸取新技术是缓慢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二战后拉丁美洲工业化尚处在初始时期，而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正开始一个重要的变革阶段：以原料换取制成品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趋于没落，而技术进步的创造者或控制者的大企业适时地拥有新产品和新的生产程序，在它们的控制下，在世界范围开始了工业活动分散化。在拉丁美洲这一进程主要具有各地方制造工业活动的进一步控制形式，而技术进步更为迅速的部门为大企业所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总部在美国。过去在以原料换设备的出口中含有技术进步传播的过程，这具有大工业集团的国际分散化形式。现今这种技术工艺辐射的新形式逐渐加剧了过去时期出现的某些扭曲。由于技术进步意味着所使用人力提供的资本产出提高（这反映了在新技术所创造的资本积累进程中领先的国家所拥有的特殊条件），所以吸收这种技术进步就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扭曲，特别是如果没有随之出现全部产品的重大增长。在劳动力结构性多余的国家，由于工资率是居民群众生活状况的反映，而不是吸收技术进步程度的表现，所以生产率增长的成果趋向集中在业主和企业主的手中。由此，广大群众构成的消费品需求的间断性不可能形成消费的多样化，而只是造成极少数居民消费的旺盛。
这样，就在拉美形成一种模式：技术进步传播缓慢，生产率增长成果有限，大多数民众处于边缘化。即使在发展比较正常的国家，如墨西哥，大多数居民也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甚至中等和高等收入集团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由小农和农业季节工构成的农村边缘居民处于营养不良的极端状况，其生命期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都市地区边缘化现象，特别是在居住条件方面日益严重。
塞尔索·富尔塔多还认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原料出口和“替代进口”工业化所支撑的发展已达到可能的极限，至少是指幅员广大的国家，以及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制度架构，或者与宗主国分离之后马上构成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解决与结构重组相联系的问题已变为第一要务。面对这一现实，富尔塔多为拉美经济发展开出了新的处方。
第一，拉美经济重新切入国际经济扩展的线路中。通过保障其价格的相对稳定性和预测中期需求的可能性、基本产品市场结构应是普遍关注点。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努力有助于形成拉美国家的共同阵线，并与第三世界其余国家达成更广泛的共识。面对高度工业化的进口国，基本产品生产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政策，这有助于加强全洲国家的关系和增加其面对美国、欧洲共同体、苏联和日本谈判的分量。第二，重新确定同美国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变表明，拉美已逐渐变为美国的重要外汇来源地，因后者以此弥补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赤字。第三，重新确定同国际大财团的关系。人们已注意到，拉美经济最活跃的部门逐步为国际大财团所控制。除了与有关生产技术选择和资金利用的问题之外，还提出外国集团占有生产率增加的成果比例问题。由于占据由少数卖主控制的市场的地位和实施经营价格的政策，各个跨国公司有条件规划以自行提供资金为基础的扩展，同时如有必要，则用本地银行体系的资金作为补充。实际上，在以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中，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各大公司处于特权地位，它们可以保留生产率增长的全部成果。如果不同时努力重组内部结构，和在地区内不创造新的合作形式，那么启动解决同对外关系有关的各种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塞尔索·富尔塔多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为了加紧吸收所有生产部门的现代技术工艺，必须重组经济结构；重新制定就业政策，它能够终结日益增多的社会边缘化进程；重组公共部门；获取最低程度的技术自主权；加强区域合作。塞尔索·富尔塔多的这些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拉美国家的某些决策者的重视，部分建议得到采纳，因此其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
通过以上的概述，我们可以推演，依附理论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大的压力下和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作用下拉美寻求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产物；它在两方面表现为拉美本土化的经济理论：其一，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多种政治经济学说为思想武器，分析研究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揭示拉美国家在这个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它们受到强势经济体的控制和剥削；其二，为摆脱这种不利地位，某些依附论者主张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进行结构改革，以达到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目的。
注释：
①Osvaldo Martinez，Neoliberalismo y Crisis en América latina，Editor：Heinz Dieterich Steffan，Neoliberalismo，Reforma y Revolución en América Latina.México，Editorial Nuestro Tiempo S.A.1996.p.17.
②Guilermo A.Puente Ordorica，México en la Globalizacion：las politicas Exterias y la Cultura.Insertado en Los Retos de la Politica Exterior de México en el Siglo XXI.Compiladora Roberta Lajous Vargas. Instituto Matias Roniero，México，2000，p.235.
③［德］克劳斯·埃塞尔：《拉丁美洲：受制约的现代化、区域化、民主化与尚未解决的社会排外问题》，载于［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④Pablo González Casanova，Cultura y Creación Intelectusal en America latina.México，Siglo XXI editores，s.a.1984，p.IX.
⑤［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页。
⑥Marco kaplan，Estado，Cultura y Ciencia en América Latina，Insertada en Cultura y Creación Intelectual en América Latina.México，Siglo XXI，S.A.1984，p.98.
⑦Marco kaplan，Estado，Cultura y Ciencia en América Latina，Insertada en Cultura y Creación Intelectual en América Latina.México，Siglo XXI，S.A.1984，p.100.
⑧Demetrio Boersner，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Editorial Nueva Imagen.1982，p.268.
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⑩［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4页。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87页。
转引自［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J.Grigulevich，La Iglesia Católica y el 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Editorial Progreso.Moscu.1984，pp.354－355.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美］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07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7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9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3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4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5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5页。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5页。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Celso Furtado，La Economia Latinoamericana：Formación Histórica Y Problemas Contemporaneos.Mexico，Siglo XXI editres，s.a.1983，p.343.
Celso Furtado，La Economia Latinoamericana：Formación Histórica Y Problemas Contemporaneos.Mexico，Siglo XXI editres，s.a.1983，pp. 34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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