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如前所述，在持续五百多年的全球化压力下，特别是经历了三百年的伊比利亚国家的殖民统治，拉丁美洲逐步形成了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体，并融合了美洲土著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的杂交型文化。这种文化结构就造成了拉美同一性。何谓同一性？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理查德·莫尔斯认为，“同一性”就是一种“群体意识的纽带或群体意识的表现形式”。①与亚洲和非洲相比，拉美同一性更为明显，因为西半球的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具有基本一致的新型的杂交文化结构。这就成为现代拉美文化创造的基础和出发点。
现代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塞亚在其论文《拉丁美洲文化创造的发展》中深入探讨了拉美同一性的问题。他认为，对于拉美同一性的关注，长期存在于组成拉丁美洲——这个历史文化实体的近现代编年史中。可以说，拉美的同一性是与西欧殖民扩张——全球化历史进程各个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塞亚指出，早在欧洲扩张的伊比利亚阶段，当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遇到不同于他们的世界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美洲人类群体及其文化形态之时，在西班牙人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强加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必要性。这就是拉美同一性的滥觞。数百年后，当拉丁美洲人面对强加的殖民制度而要求并获得其政治解放之时，对于文化同一性的关注更加深刻和强烈。此后，这种关注就是拉丁美洲人认识到他们所共同经历的文化变迁和重组进程。而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就是对于欧洲和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后果所采取的态度。
无可否认，经过五百多年的全球化进程，来自欧洲和西方的强势文化要素——语言文字、宗教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等，已经转变为拉丁美洲群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和基本表现形式。对于这一现象，拉美学界都是认同的，问题在于：部分政界和学界人物过分夸大欧洲－西方文化的主导作用，而贬抑美洲土著及其他来源的文化，极力推崇欧洲中心论，并把它吹捧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围绕这个问题，拉美学界曾多次展开了论战。由此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家登上全洲的思想文化舞台，对欧洲中心论口诛笔伐，而同时极力颂扬本土思想文化，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20世纪期间拉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走向。
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塞亚曾以批判态度评论欧洲文化的今昔。他认为，欧洲文化作为多种文化矛盾的综合体，也是多个种族、文化和才智交汇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成果。看似对立的多种智慧：希腊的理性、犹太人的意志论以及汇集于欧洲大陆多种多样的其他人类智慧形式相互结合成一种欧洲才智。然而，当它越出自己的疆界而同其他种族及其文化相遇之时，欧洲文化却失去昔日的辩证态度：它把自己视为优秀文化，而其他人类群体，文化和才智却遭到它的贬抑。这样，当同化、混血有可能创造一种导向更可靠的全球化的文化之时，在欧洲中心论中这种杂交文化却被视为负面的。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欧洲文化远不能增强它所孕育的杂交型文化——拉丁美洲文化，相反它可能导致后者走向贬黜、变质和消亡，正是从这点出发，塞亚对欧洲中心论持批判态度。
塞亚认为，现代欧洲的态度就是把全球优秀文化的范围缩减到它所达到的政治和文化统治的界限之内，这源于它对于人行使统治权的欲念，而现在呈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是整个星球，它将成为其扩展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范围。这种虚拟统治权的现实基础就是欧洲－西方文化，它自视为世界文化无可争议的中心，由此产生了欧洲中心论。按其观念，除了欧洲－西方文化之外，其他人类群体及其文化都应当被视为另类存在。在现代世界范围，古代意义上的同化、文化杂交、精神吸取都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切将会损害现存的秩序，使之变质和蜕化。被视为另类的其他人类群体、其他文化，只能接受“优秀的”欧洲人及其文化的影响。“低级者”是不能等同于“高级者”的，同样，是不可能相互混合的。“低级人类”是不能由“优秀文化”和人来弥补的。
这样，只有在欧洲－西方扩张主义的文化观念限定的范围内，才能激活和发展深受其影响的各个人类族群的才智。他们的才智发展必须从所谓的低级阶段启动，由统治者和主导的文化施加给他们。按照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拉美人处于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近代欧洲的征服者和殖民者所带来的人类各种表达形式和文化传播时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只不过是欧洲才智扩张的空间，而此前应消弭那些地区各族群自己的才智。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区，欧洲的才智应得到传播和发展。在欧洲的扩张下全球的增长和发展是对受其影响的各地人们和族群欠发达的合乎逻辑的补偿。欠发达可以视为这些族群本身的自然状态，同时也可视为这些人群和族群自然发展的形态。因此，欧洲才智创造性的增长对于他们不合适也不顶用。而欧洲之外的各个族群自己的才智只能充当欧洲统治者智力的工具；这样，拉美才智的发展取决于其作为统治者工具的能力。然而，具有古老文化的亚洲各个族群的才智已经被欧洲－西方各个族群所吸取，但是他们也沦为欧洲－西方制定的各种制度的被动接受者。非洲的才智成为欧洲控制的工具。亚洲的停滞和文化的不合宜性、非洲文化的原始性都阻碍了西方才智在有关地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但是，受到西方深刻影响的各个族群才智都给出明确的回应，也就是对欧洲－西方才智所施展的图谋作出自己独到的回应：拒绝其统治的意图。所述的各个族群的才智坚决拒绝充当西方中心的边缘角色。正是在这种民族自主思想基础上，旨在改变依附关系的这种拒绝，使得非西方的才智面对统治者的才智可以延续，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展示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才智作出的深刻反思，但是拉丁美洲才智与亚洲及非洲才智具有不同的特点。
亚洲人和非洲人相应将其文化的不合时宜性和原始性，作为其对欧洲－西方才智的统治者态度回应的出发点，在一定意义上，欧洲－西方文化得益于亚洲各古老的文化，因此它们才得以延续和综合。显然与欧洲－西方才智相对抗的亚洲各文化并没有死亡，也没有成为欧洲昔日文化的一部分，相反，现在仍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积极实体，同样能够成为亚洲现代人及其文化未来的一部分。过去人们所承认的亚洲才智创造能力没有理由终结于当代。亚洲才智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作出了诸多贡献。已经得到表现的这种创造能力持久地处于复兴状态。通过同化，吸收和综合输入的欧洲文化，亚洲所达到的文化复兴已产生了非凡的新成果。平心而论，卓越的欧洲－西方文化含有的辩证态度，可以使之成为一种全球文化。与此同时，亚洲的才智也可能为其他才智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于非洲的才智，人们认为它处于原生状况。这种才智是作为自然本身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是作为对自然有意识的延伸体。其他的人类群体也作为自然本身有意识的一部分，是特有的自然人类的延续。这样，通过其才智与其他才智形成必要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特有的自然表现形态。这不是一种自我限制和自我封闭的才智，而是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天赋才智。这已不是在唯我论主导下把自然变成工具，把其他才智变为受到控制的自然表现形式，而是在同其他才智相遇时这种才智就是未经精雕细镂的自然的形式。这样，亚洲人和非洲人就成为较少受到欧洲－西方教化的而有活力的人类群体，因此，在人类才智可能达到的范畴之内他们并无不合时宜性也无原始性，而是具有自己真正本色的一员。
二、拉美的同一性与混杂性之思辩
至于拉丁美洲的各个族群，人们持久关注其同一性，这就使之具有不同于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特点。在亚洲人和非洲人中间，其同一性的认识并没有受到欧洲－西方才智有关同一性观点的干扰，这就是说，其同一性有自己的聚焦点，而有别于西方才智所操控的文化观念。亚洲人和非洲人只是寻求逐步恢复其同一性，而这只是西方才智以其论点加以掩盖的东西。他们只是恢复自己的历史或独特的自然性。相反，拉丁美洲的才智不是恢复原有的历史和自然性而是延续被强加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人同时都懂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独特关系，这是拉美同一性的起点。懂得其西方才智的成果，但同时也是在本质上被西方所控制的才智形式。因此，西蒙·玻利瓦尔把拉丁美洲的才智称作“最非凡而复杂的东西”。②
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拉丁美洲的才智面对世界各文明体，戏剧性地提出同一性问题；而亚洲和非洲在寻觅其同一性方面并没有这种戏剧性。对于拉美的才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以确实可靠的方式来承认或恢复西方统治所掩盖的实质。在此，并不涉及复活或复兴殖民统治所缝合或掩饰的同一性，而是要清晰地勾画出尚未定型的同一性。也就是引起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交汇的要素。因此，在拉丁美洲智力创造过程中有时孕育着大量的杂交现象。但是，这不是一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杂交，所包容的各方远非融洽相处，而长期处于冲突状态。但是，长期相处的社会成员必然会相互平和共处并趋于相互结合。这并不涉及文化的新发现和恢复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创造。亚洲人和非洲人从自身的同一性出发，可以赞同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其他许多成果，而与此同时拉丁美洲人在跨出这一步之前，首先要确定自身文化的一致性，其创造成果取决于组成社会的各成员的同化进程。
当然，拉丁美洲的才智拥有土著人辉煌古代文明，但是这种古文明并不能像亚洲古文明那样给现代才智带来力量，也就是说，在现今它可以带来文化复兴。美洲土著文明也不像非洲才智那样，可以直面大自然。拉丁美洲的才智逐渐依靠自己的某些谋划，因此它不是“已然的”，而是将要进行的事业。所述的所要面对的过去和现在都只不过是一片空白，不仅需要才智去填补，而且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在这一意义上，拉丁美洲的才智赞同欧洲才智的方略，努力创造未来，而后者则处在星球的另一地区其未来的坐标上。黑格尔所讲的未来是欧洲的未来、西方的未来。但是未来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作为文化和历史方略的未来，欧洲才智认为，运用其特有的有活力的开创性能够达到美好的未来，只有欧洲－西方才智，永不满足而又走运的精神才能实现这种未来。然而这也是拉丁美洲才智必须赞同且终结外来操控的唯一可能性的未来，这已逐步成为其目标。这已不是欧洲的或西方的未来，而是拉丁美洲的未来，各个族群自己的未来，尽管直到昨天还是外来操控的目标。拉丁美洲才智的解放取决于其未来的首创性摆脱欧洲－西方才智的能力，转变为拉美才智的一部分的首创性，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其更高境界的同一性。
寻找其同一性的拉丁美洲才智的戏剧性，已显现在两种表现形式中：“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的表述和文明“教化者”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的话语。解放者和教化者，面对着历史转折点：引起伊比利亚殖民化处于十字路口，也是打破强加的外来统治的拉丁美洲人所遇到的十字路口。人们提出通过所获得的自由可以“干什么”的问题，但是，自由是属于谁的，为了谁？特别是这种自由面对着欧洲殖民者所强加的昔日，如何让拉美拥有更大的行动空间来开创新的未来。这种自由，也就是把西方列强所强加的依附关系转变为一种团结一致关系的表现形式。此外，这种团结一致涉及承认他人的同一性，并且自己的同一性也为他人所承认。承认人人平等，而平等可以保障人人自由，并且每个人都坚决终结外来统治。
但是，摆脱了伊比利亚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又受到各种新的矛盾冲突的困扰。然而，并不像欧洲那样，拉美的冲突没有造成创造力的综合。与欧洲截然相反，冲突只是带来散沙一盘、无政府主义、过去和未来的一片空白。具有不同来源的拉丁美洲人缺少扎根于一地的意愿，他们只是相逢的浮萍。对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来说，如此不同而又互不相联的起源是拉丁美洲才智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玻利瓦尔指出：“我们应该搞清楚，与其说我们的人民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北美人，不如说是非洲和美洲的混合体，是摆脱欧洲的自由体；因为直到西班牙本身由于其非洲血液，各种制度及其特征也不完全是欧洲的一部分。已不可能用一个属性来确定我们属于哪种人类大家庭。大部分土著人已被消灭，欧洲人已同美洲人同非洲人相混血，而非洲人也已同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相混血。所有人都出生自同一个母体内，在起源和血液方面不同的我们的父母是外国人，所有人在表皮上明显不同；这种相似性带来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赎罪活动。”③
杂交性——这曾是欧洲历史和文化的发动机——正是问题的所在。欧洲的征服者和殖民者在热忱捍卫其文化的一场历史剧中所产生的杂交性，曾被视为负面的。在16世纪的伊比利亚第一波扩张浪潮中，杂交化还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西班牙人身上已体现出其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把文化强加给其他人的进程，使其文化实现全球化。这种文化，基督教文化，是作为全球的，真正信仰的，普世的文化孕育而成的，它同其他类似的文化是不可两立的。扩张到美洲土地上的伊比利亚才智，波及到那里各个土著族群，通过铸造和吸收方式使之文化变样。它并不拒绝土著文化，就像17世纪欧洲－西方文化（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所推行的殖民化那样，伊比利亚殖民化没有掩盖其文化扩张，它们对所遇到的文化进行渗透和吸收，直到通过根除其独有的意识能力而将它消灭。当消灭不了土著文化之时，就赋予它们以自己文化的意识能力和意义；所以，文化之基督教化改变了这些文化的价值取向，伊比利亚人按照基督教的理想从种族和文化方面进行杂交，但是，这使人感觉到所述理想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这就是问题所在：通过否定这种基督教本身，将其宣讲福音的使命变为对被传道者的思想意识优势。此外，他们依靠这种优势，不仅把土著人，而且将土生白人、印欧混血种人和出生于美洲的所有人，仅由于出生于殖民宗主国之外这条理由，都变成为被利用的目标。显然，殖民地昔日被视为强加给美洲人的，所以与他们无关。此外，由于他们被视为低于殖民者所强加的文化，所以他们也与这种文化无关，被统治的土著人有自己的过去。种族与文化的杂交被视为基督教世界之外人群和文化的救世手段。这种杂交可以消除处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邪恶文化，以拯救被视为“侏儒”的人们。
首先，从伊比利亚人所统治的昔日产生出来伊比利亚美洲人。这个美洲的才智必须构筑自己的未来——它的昔日曾一无所有。这个昔日就像西蒙·玻利瓦尔所描述的：是下贱、耻辱和受奴役的过去。因此，应当从一无所有的过去起步，从没有奴役的时代起步。就是起步于以下计划：拉丁美洲才智打算进行看似不可能的事，这就是避开所述的过去，开辟新的未来。简言之，解放者的方略应以教化者的计划加以补充。
数十年之后，教化者阿根廷人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重新提出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曾经提出的问题。已经摆脱伊比利亚政治统治而取得独立的美洲，其精神仍留下伊比利亚的印记。拉丁美洲才智对于其特有的同一性提出的疑问仍然是萨米恩托的问题：“我们是欧洲人吗？能掩饰我们如此多的古铜色面孔吗？我们是土著人吗？我们是一个民族吗？”
萨米恩托的方略，就像拉美的其同时代人一样，试图用实证主义作为更新的手段，用文明来对付野蛮。他们认为，与盎格鲁美洲和西欧不同，拉丁美洲正是缺少文明、缺少有关经历，因此，拉丁美洲是与文明相对立的，而所谓的“野蛮”正是以萨米恩托为代表的拉美才智所关注的焦点，就是伊比利亚强加的殖民化的过去，造成与“低级种族”的混血。而盎格鲁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化却避免了这种混血现象。他们悲观地臆测，混血化造成退化，污染源头，在拉丁美洲表现为种族和文化退化到“野蛮”状态。而西欧才智的所作所为不同于伊比利亚的天主教世界的做法。他们承认，欧洲也有混血现象，但这是“高级种族和文化”之间的杂交。萨米恩托所代表的拉丁美洲才智试图重写历史；这就是书写另一部历史；试图更新种族和文化，也就是鼓励输入欧洲移民。这种才智赞同西欧的文明方略，同时主张应当无情地扫除伊比利亚殖民化所强加的巨大累赘。
按照文化民族主义观点，拉丁美洲才智一般都受到关于低级种族和文化的欧洲说教的影响，因此，他们重新追随有关文化观念的西方创造者。就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讲的，应当从西方世界的成功模式起步，进行即兴创作。但是，这种想法有可能引起一种新的文化依附性；因此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欧洲－西方的第二波扩张所带来的后果。
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认识的错误，这正是拉丁美洲才智重新思考自身的出发点。有人会接着问，“我们是怎样的人？”这是一个多次重提的问题，最终它所支持的也不可能产生出欧洲－西方经验成果，而是有可能取得颂扬这些成果的态度，但这只是后来的经验，不过是一种错误认识的产物。
而萨米恩托们提出的文明方略也不同于过去有人所设想的另一种主张，就是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变成为另一个法国、英国或美国，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抄自英国的各种政治制度、美国的政体和立法制度，在这些国家中采用卓有成果的教育制度，可以让拉丁美洲人变为“南方美国人”的实证主义哲学在拉美都不起作用。于是，拉丁美洲才智认识到了这种错误，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方略。但是，疑问依然存在。“我们究竟是哪种人？”文明方略的失败更加突出了这个问题。如要找到答案，拉丁美洲才智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
对于萨米恩托的全盘西方化的文明方略，早在19世纪末古巴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何塞·马蒂就作了有力的驳斥，他在《我们的美洲》（1891年）一书中，“向那些把假学问和自然之间的冲突误认为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的人发出了挑战”。他反对萨米恩托把欧洲和美国看作文明的象征，而把印第安人、印欧混血种人和非洲裔美洲人视为“野蛮人”；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因为无法认清本国的实际情况，无法根据这种情况组成行之有效的政府而迫不得已付出了代价”，“要想统治好，就得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④
笔者认为，现代拉美的同一性——群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在于它的杂交性，因此过分强调拉美的欧洲－西方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倾向，或者过分突出土著文明的影响，都是失之偏颇的见解。然而，从现代拉美思想文化发展史来看，西方思想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强势的意识形态潮流，在整个西半球仍然发挥主导作用，拉美才智仍然唯西方艺术文化流派马首是瞻。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拉美才智按照本土的环境和传统以及现实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改调整或再创造。因此，进入20世纪以后，拉美的才智尽管仍处在西方文化的辐射下，但是从发展趋势看，他们逐步摆脱对欧美的依赖，而增强自身的创造能力，事实上已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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