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阶段，我国供求条件和比较优势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正在涌现，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国内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压力，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将向服务业加快发展、工业中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农业现代化和功能化方向演变，并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型。产业结构演变升级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通过不断的创新以满足需求的变化，其最有效的方式是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侧重于弥补市场失效和根据国家意志对一些战略性产业的战略性介入的引导。
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第一产业保持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第二产业增长7.3%，增幅同比回落0.8个百分点，但内部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产能过剩行业投资扩张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粮食持续增产压力加大、新增长动力发展偏缓、去产能任务依然繁重、企业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展望未来，外部需求有所改善、内部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有利于产业持续平稳发展，但受经济增长换挡减速、投资需求下行压力较大、新增长动力不足和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等因素影响，总体增速将进一步趋稳放缓。要充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增强我国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一、我国产业发展总体情况与特征
（一）农业增速平稳回升，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农产品贸易逆差高位下降
我国农业经济克服了自然灾害、价格低迷等不利因素影响，扭转了2013年年初以来的发展颓势。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58332亿元，同比增长4.1%，增幅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3.3个百分点，全年各季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差距始终保持在4个百分点以下的低位水平。
得益于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持续提高，2014年粮食再获丰收，粮食总产量达60709.9万吨（12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516万吨（103.2亿斤），增长0.9%，虽然增速回落趋势明显，但仍实现了“十一连增”。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平稳，棉花产量小幅减少，畜牧生产稳步提高，渔业生产稳定发展。
在国内外农产品整体价格持续倒挂的形势下，农产品贸易总额再创新高。2014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1929.86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713.55亿美元，进口1216.3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6.3%和3.1%，贸易逆差502.75亿美元，同比略降1.2%，是2010年以来首次下降，但逆差总量仍维持高位，连续第二年在500亿美元以上。
（二）工业增速明显回落，企业效益持续下滑，出口形势有所改善
2014年，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减弱，化解产能过剩的潜在风险逐步显现。全年工业增速前高后低，特别是下半年未能延续上半年平稳回升的趋势，单月出现大幅下滑，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9%，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值。1～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7.9%，较上年同期下降1.8个百分点，为“十二五”以来新低。从具体行业看，受政策利好刺激，全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2.7%、12.2%，是制造业中的一抹亮色。而钢铁、纺织、化工、非金属等主要原材料工业增速持续回落，增幅均较2013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汽车产业增速下滑幅度较大，但新能源汽车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累计生产8.39万辆，同比增长近4倍。工业主要行业产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特别是金属材料类、燃料动力类等基础原材料类工业品需求低迷。
受2013年基数较高、内需持续疲软等因素影响，2014年工业经济效益增速整体大幅下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幅双双下降。1～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0%，利润总额增幅仅为3.3%，分别较2013年同期回落4.2个和8.9个百分点。虽然二季度效益指标一度有所回升，但三季度开始重回下降趋势，且降幅呈持续扩大趋势。工业行业效益结构性下滑特征显著，装备制造和高技术行业盈利能力较强，特别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幅较大；而传统行业盈利能力下降，特别是采矿等原材料工业受需求和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利润大幅下滑。
工业品出口整体呈现向好趋势。2014年全年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12.09万亿元，同比增长6.4%，较上年同期高出1.4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累计出口额下降幅度继续收窄，纺织品、服装、塑料制品、鞋类、箱包和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恢复性增长，汽车零配件、轨道交通、钢材等产品呈现较强增长趋势，特别是我国高铁以技术领先、经济性较强等特点，成为中国工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领头羊”。
（三）服务业增速有所放缓，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2014年服务业增速未能延续2013年增幅止跌回升的趋势，增幅有所放缓。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增幅较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但仍高出第二产业0.8个百分点，继2013年之后再次取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服务业内部增长依旧“冷热不均”。一至三季度，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增长速度较快，增幅超过9%，但均较2013年同期有所下滑。经历了近两年的政策消化，住宿和餐饮业开始企稳回升，增长6.2%，较2013年同期上升了0.9个百分点。受投资放缓、市场冷淡的影响，房地产业在服务业中增速垫底，仅为2.3%，房地产业的迅速下滑成为服务业增速下降的重要因素。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呈爆发式增长，电子商务、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加速发展，信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乐视网、京东、阿里巴巴等一批互联网龙头企业成功在海内外上市。2014年11月11日当天，阿里巴巴集团创造了571亿美元的交易额，不仅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带动了包括快递业在内的上下游产业链。据统计，2014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140亿件，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快递最高日处理量超过1亿件，同比增长52%，快递业务收入完成2040亿元，同比增长42%。
2014年1～11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312.5亿美元，比2013年同期增长12.5%，高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增幅9.1个百分点。服务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服务贸易结构也发生积极变化，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速。1～11月，电影音像、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幅领先，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广告宣传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同时，我国服务贸易逆差133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旅游贸易逆差为920亿美元，逆差额居各类服务之首；运输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继续成为逆差主要来源，逆差额分别为531亿美元、199亿美元和167亿美元。这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国际竞争能力不足，同时也是我国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增强的具体表现。
（四）产业结构优化态势向好，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产业跨区域转移加快
继2013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继续调整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8.2%，较2013年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2.03%、32.10%和65.86%（2013年同期分别为4.9%、48.3%、46.8%），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进一步突出。这与地方经济考核方式转变有关，也与工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有关。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在结构调整优化中发挥积极作用。2014年全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12.3%，利润增长15.5%，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4个和9个百分点，创新驱动增长作用较为明显。2014年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较快增长。2014年1～8月节能环保、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等领域20个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3.0%，显著高于工业总体8.3%的增速，同期20个（可统计）重点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企业总体的比重达到了14.5%，较2013年同期提高了0.7%。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取得积极进展。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年底，钢材日均产量同比增速从10.3%降为6.4%，水泥从10.8%降为－1.4%，乙烯从15.1%降为6.4%，发电量从8.3%降为1.3%。能否容忍GDP增速的进一步放缓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关键。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区域战略的引导下，产业跨区域转移步伐加速。2014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增长8.5%、10.6%，比东部地区高了0.5%和2.6%，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0.1个和0.2个百分点。
二、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粮食持续增产压力加大，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堪忧
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成功实现“十一连增”，但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国家粮食生产刺激政策的结果。目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为40%，远超国际公认的17%～l8%的安全水平，如此之高的库存消费比意味着大量生产出来的粮食消费不了，表明谷物类粮食已经供过于求。但国家仍不断强化粮食生产刺激政策，对主产区和农业部门实行粮食产量政绩考核，导致耕地和水等农业资源过度消耗，农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持续生产能力堪优。例如，华北地区主要靠打井灌溉种粮，地下水长期超采，水位持续下降；随着近年来北方旱情逐渐常态化，地下水超采状况会更加恶化。同时，耕地的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5%、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2014年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显示，质量最差的七至十等耕地面积5.1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7.9%，亟须提升耕地质量水平。
（二）产业发展青黄不接，新成长动力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
2014年以来，在深化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加工贸易转型、技术改造加快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低附加值产品比重降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但在旧增长动力逐步衰减、新成长动力孕育的过程中，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房地产、汽车等传统引擎的拉动力，产业发展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如果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等新成长动力不能加速发展，我国产业保持平稳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威胁。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低迷，出口步入中低速增长通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2014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完成投资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2.07%，比制造业完成投资增速低1.77个百分点。从出口来看，2014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3.77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低于工业平均水平1.31个百分点。这一轮出口疲软呈现持续周期长、降幅平稳等特点，预示着高技术产品出口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通道。
另一方面，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养老、健康、电子商务、生产性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仍滞后于结构升级的要求。虽然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同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攀升，但服务业增速仍有所放缓，特别是养老、健康、文化创意、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服务业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制约供给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滞后于结构升级的要求。
（三）去产能化的任务仍然比较繁重，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逐步显现
自2013年以来，政府将化解产能过剩工作放到了突出位置，通过加大结构调整、积极扩大需求、淘汰落后产能、转移转化产能等多种途径化解过剩产能。目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有所化解，但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去产能的任务仍然较为繁重。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4%，仍处于近四年以来较低的水平。产能过剩领域除传统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也波及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领域。
总体来看，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影响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突出矛盾，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也在加大。
一是加大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造成钢铁、石化、船舶等行业盈利困难，企业无力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使得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得不放缓，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
二是集聚了金融风险。由于绝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前几年大规模集中投资意味着现在处于大规模集中还贷期，导致目前产能过剩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并且处于上升趋势。如石油、化学纤维、钢铁、有色等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在60%以上，高于工业平均水平。在资产负债率上升和利润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财务压力显著增大，一旦资不抵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削弱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这可能引发一定的社会风险。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过剩行业往往是地方的主导产业，也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淘汰落后产能后，由于没有形成接续产业，地方税收将会减少。此外，一些企业的关闭破产必然带来职工下岗失业和转移安置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三、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企业和民众的内在活力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在此过程中，伴随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决定产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前比较特殊的工业化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抑制消费和以农补工、以轻（工业）补重（工业）的强制性积累方式，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中国从一个工业化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较快地步入了工业化国家行列，也使得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主要是重工业比重远远超过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经济体制、发展目标和工业化战略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之相伴，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短暂的“拨乱反正”（非正常变化）时期，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轻工业为主导的时期，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时期。
（一）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结构的“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产业结构的“拨乱反正”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是扭转改革开放以前过分强调积累、抑制消费和以农（业）补工（业）的做法，着力补消费不足的课，重点解决吃穿问题。二是改变过去重工业内部循环过强的状况，增强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的功能。由此也带来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非正常变化，即产业结构变化与一般工业化国家逆向变化的特征。
首先是农村率先改革，农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28.2%上升到1984年的32.1%；第三产业比重也略有提高，由23.9%升到24.8%；而第二产业由47.9%降至43.1%。由于改革开放激活了农村劳动力的活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快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开始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70.5%，迅速下降到1984年的64.0%。
其次是扭转过去过分强调积累、忽视生活的政策，鼓励发展满足消费需求的轻工业。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上升到1980～1984年的平均为66.0%。由此带动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高速增长。轻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为12.0%，比重工业高出2.4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43.1%提高到1984年的47.4%，提高了4.3个百分点。
（二）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轻工业化阶段
由于改革开放激发了企业的活力，生产水平提高，使得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较快增长，消费升级成为这一时期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也进入正常轨道，并呈现出初步升级的特征。
一是从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基本稳定，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从1984年的32.1%下降到1990年的27.1%。80年代中期，人民生活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就业压力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产业成为发展重点。第三产业比重从1984年的24.8%提高到1990年的31.6%，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最快的时期。就业结构中，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到60.1%，比1984年下降3.9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达到21.4%和l8.5%，分别比1984年提高1.5个百分点和2.4个百分点。
二是尽管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变动不大，但内部结构变动明显。人们需求从满足吃穿转向对用的追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8.6%提高到1990年的10.14%，主要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收录机、电视机、照相机等百元级产品进入家庭。上述变化使得轻工业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结构升级加快，主要是以满足吃穿为主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增长速度减缓，而以满足用的需求的、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领先增长。
（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重工业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因素。消费率从1979—1984年的66%和1985—1990年的64.2%，下降到1991—2000年的60.2%，2001年以后更是下降到51.8%；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从2000年以前的高于60%，到2001年以后的只有42.2%。相反，投资率由1979—1990年平均35.2%提高到90年代以来平均38.9%。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投资率高达42.3%，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90年代以前的34.1%，上升到90年代的35.4%和新世纪的52.6%；相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979—1984年的69.4%下降到90年代的62.2%和2001—2010年的52.9%；由于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程度加深，净出口的贡献率也有较大幅度提高。
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
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7.1%下降到2010年的10.1%，而第二、三产业则分别上升5.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达到46.8%和43.1%；其中，第三产业比重在90年代上升尤为明显。从就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力量，第二产业在经历了90年代就业比重下降后，新世纪就业比重上升。
第二，投资率上升和消费升级带动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住房、交通通信需求带动的主要是重工业。投资需求主要对能源原材料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与此相应，受投资带动，原材料型的重化工化趋势也十分明显。2009年，重工业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70.55%，比1990年高出20个百分点。其中，能源、原材料工业（含采掘）所占比重由40.5%提高到42.4%，机械电子所占比重由20.8%提高到22.8%，而轻加工业所占比重则由34.6%下降到15.7%，主要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食品、纺织和烟草的地位迅速下降。
第三，第三产业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较快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与GDP保持同步态势，比重变化不大。与此同时，在第三产业内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等流通型行业比重下降，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的比重上升。
总的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持续推进，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产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的“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以轻工业增长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初步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再次重工业化阶段。
四、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一）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中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通常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交替变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依次演变。其核心是产业结构向着具有较高生产率、较快需求增长、以更高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群转移，最终表现为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而评价产业结构好坏的标准，应该从产业结构的生产率特征和社会影响来考察，具体来说应该从资源配置效应、环境效应、分配效应等方面来评价。在资源配置方面，看是否实现了生产率高的部门有更高的增长和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移；在环境效应方面，看经济的发展是环境友好型还是透支环境来实现；在分配效应方面，看是否有利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
从过去的一段时期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在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突出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形成制约。主要是产能过剩严重、服务业发展滞后、国际分工固化在价值链低端，导致分配效应不理想，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长期依靠投资规模扩张和固化在加工制造环节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呈现出涉及行业多、范围广的局面，不仅是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产能扩张与过剩矛盾突出，即使是新兴产业也呈现低端产能快速扩张的特征。
第二，服务业发展滞后。过度依赖于加工制造环节，而有限的分工深化细化所产生的对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又对外依赖，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同时，产业链高端环节的缺失和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使得国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制约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我国服务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在国际分工中固化在价值链低端，企业之间主要依靠价格竞争，还使得价格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完全靠数量增加来体现，由此虽然实现了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但其对社会福利的带动很有限。一方面，通过控制技术、品牌、供应链管理和营销渠道，再加上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外资利用价格转移，外资获得了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利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过度使用资源、恶化环境和牺牲劳动者福利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我国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已经连续十多年位列第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贸易保护倾向加强，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第四，资源、环境问题达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2000—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繁出现，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各地水体和土壤污染累积性负面效应不断显现。
（二）产业结构问题根本上是体制机制问题
探究形成我国产业结构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既有发展阶段的因素，也有全球分工模式变化的原因，而体制因素则是其深层原因。
一是源于工业化阶段。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阶段，住房、汽车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升级，加大了对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尤其是我们希望在短时期内实现赶超，人为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遇到资源、环境的压力，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均衡增长”甚至“零增长”的主张。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后，依靠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才使得发达国家成功地摆脱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实现了以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技术和知识等软投入为主的转型。
二是源于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变化和我国对加工贸易的过度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全球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按照技术复杂程度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节点在全球进行布局。发达国家将重点放到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而韩国、中国台湾等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承担关键部件和设备的生产，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部件的加工生产。加工制造环节由于进入门槛低，因而产能扩张很快。
三是源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财政分灶吃饭和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征收的财税体制，刺激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再加上政绩考核体系还不尽科学合理，GDP成为事实上的政绩考核目标，而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环保、生态和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考核和约束不足，很多地方政府人为降低土地、环境、人工成本和影响信贷，甚至不惜用零地价和财政补贴等方式来吸引投资，盲目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明显而对资源环境影响大的重化工业。扭曲的资源和要素价格与环境的低约束，强化了要素密集型和粗放型增长，造成了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过度需求和浪费。我国对出口的过度鼓励和对比较优势的过度发挥，固化在价值链低端，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问题，使得产业盈利能力越来越弱。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可以接受对建厂、购买设备等看得见的实物投资失误，而对研发、服务能力建设、品牌培育等软性资本投资支持和失败的容忍度却很低，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市场准入和对服务消费包容性不足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对服务业发展形成制约。
五、“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供需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国际趋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将会呈现比较明显的经济服务化和制造业高加工度化特征。
（一）国民经济的服务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将呈现加快发展的态势。无论是满足消费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还是满足生产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都将达到比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消费需求的服务化和生产的服务化，制成品在国内总需求中所占比重将趋于下降，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
第一，从消费角度来看，随着人们从满足“生存”需要，转向满足“发展和享受”需要提出的要求，城乡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医疗保健以及住房、出行条件等生活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人们消费支出中用于提高生活方便程度和生活质量、以非实物消费为主的服务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按收入分组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就充分揭示了这一特征，从中等偏上收入开始，服务取代食品成为最大消费支出项目。
第二，从生产经营角度来看，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正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服务化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企业利润来源越来越多地依赖加工制造环节之外的其他环节，服务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德勤公司研究报告《基于全球服务业和零件管理调研》表明，在其调查的80家著名制造企业中，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的平均值超过25%，有19%的制造业公司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虽然研发、设计、营销、物流、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有助于提升价值链的环节有可能在制造企业内部完成，但通过分工深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化和社会化趋势。
（二）工业中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
经过过去长期的工业化积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无论是制造业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其未来发展趋向将沿着两条路径演进。一是随着比较优势的提升，强化研发设计能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着力从要素驱动向技术及创新驱动转变，形成“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密集技术要素和加工层次比较多的如机械装备、电子、生物医药等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将显著上升，而简单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工业比重趋于下降。二是通过构建营销网络，着力提升销售和品牌环节的竞争能力，充分发挥既有的加工制造能力，通过高质量产品和良好的服务，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利益。
第一，具有技术、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特征的高技术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将会由以组装为主向以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关键是要通过强化研发、设计能力，提高配套能力，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促进细分市场、专门化分工和集群发展。
第二，由于快速城镇化带动，中近期原材料型重化工业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增速明显放缓。调整产品结构，抓好节能减排和资源保障、物流保障，通过技术和工艺创新，着力发展新材料、延伸产业链、推进深加工成为原材料型重化工业竞争的关键。其发展将从单纯提供产品到为客户定制服务和提供技术、工程等工业服务，以提高附加值；通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以实现清洁化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推进联合化、集团化、集群化发展，以提高综合竞争力。
第三，消费品工业仍然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点领域，关键是着力提升分工地位。其竞争重点将转向通过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三）向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与融入全球化延长生命周期
随着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展开，我国将从以吸引外资为导向向以参与全球要素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国际分工转变。一是进一步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我国企业将沿着简单组装、辅助零部件制造、一般和重要零部件制造、高级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流通营销等高端环节发展，不断提高国际分工水平。二是对外投资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设加工组装基地，整合利用其低端要素的成本优势，转移国内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具有一定技术积累的国家选择零部件供应商，整合利用其技术成熟、管理完善的效率优势。在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通过投资其科研机构或技术公司、并购目标企业或合资建厂等多种方式，整合利用其市场领先、创新资源丰富的优势，解决我国产业升级急缺的高端要素问题。
（四）农业现代化和功能化趋势
我国已经形成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的生产能力，但随着人工和生产资料费用的上升，农产品成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食品安全问题日趋紧迫；同时，农业除了提供产品功能之外，还被赋予了生态和休闲等新的功能。
一是以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重点，切实保护好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农田改造，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扶持油料生产，促进优势产区集中发展棉花、糖料等大宗产品；扩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二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现代种植业，加快农业机械化。完善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及质量认证体系，推行农产品原产地标识制度。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健全重要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村流通体系，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促进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装规格化；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和鲜活农产品物流系统。按照“上市有检测、销售有标志、产品有追溯、监管有制度”的原则，实施产地、质量检测等信息的可追溯制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加快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完善农业生态功能。推进重金属污染地区土壤修复与治理，加快低碳农业技术研发及应用。促进农业向生态友好型方向发展。
六、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升级战略方向
产业结构演变升级过程既是市场选择的过程，也是政府有效引导的过程。其核心是生产率的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向着具有较高生产率、较快需求增长的以更高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群转移，最终表现为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其根本动力来自于通过不断的创新以满足需求的变化，其最有效的方式是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侧重于弥补市场失效和根据国家意志对一些战略性产业的战略性介入的引导。
“十三五”时期，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方向，就是以追求更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由价格竞争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提升，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型，推动我国产业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实现创新发展、高效发展、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基本形态特征是经济服务化、工业新型化、发展低碳化；实现途径是通过打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体制机制创新，主攻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培育、专门化分工等制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产业链、价值链关键环节；实现标志是摆脱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摆脱同化在加工制造低端的状况，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由高碳型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向低碳化模式转变，由主要提供制造产品向提升价值转变，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由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发展。
（一）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与服务型经济、创新型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产业结构调整变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首先是建立和贯彻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是目前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失效”，从而引发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包括各种行业垄断、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下的分割市场、缺乏诚信行为、工程招标中的暗箱操作、各种乱摊派和乱收费等。二是政府职能改革滞后，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由政府发挥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例如，建立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公开化成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
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着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外需关系、三次产业之间关系失调，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等，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建立起了与要素驱动和工业扩张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而与创新驱动和服务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缺失。未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除了坚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还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和提高宏观监管水平等制度创新，建立起有利于激发创新热情和与服务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二）突破关键环节，着力强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两端
要摆脱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就必须改变产业链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状况，着力建立有利于创新驱动和服务提升的体制机制，支持培育和发展对能源、资源消耗小以及环境污染轻和对价值提升作用突出的市场调研、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品牌和专业化服务等关键环节，支持开发和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通过市场引导和政策支持，提高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水平，突破关键设备、关键部件、关键原材料的制约，强化加工制造环节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时，着力向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品牌和专业化服务等价值链两端的关键环节延伸，促进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中高附加值产品和环节的比重。
（三）推进制度创新和理念更新，加快服务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们社会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重心由追求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由以物质消费和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为主。在生产领域，随着产业融合、分工深化细化，以及竞争重点由价格竞争转向产品质量、服务和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由此决定了未来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不同于制造业主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服务业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更加依赖差异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诚信。“十三五”时期必须着力解决我国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评价体系和诚信体系缺乏、对多层次服务消费包容性差等诸多问题，建立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扫清阻碍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障碍，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四）优化环境，着力推动由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
对单个企业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战略，这是微观问题。但如果绝大多数企业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并带来能源资源环境和恶化贸易条件等问题，那就演变为需要借助国家战略和相关体制与政策进行调整的宏观问题。这是因为竞争战略、发展方式和技术进步方向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及合成谬误。为此，要重点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改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摆脱我国企业竞争战略过度依赖于追求低成本、低价格，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依赖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径，改变企业长期处于附加值和利润低下的状况，强化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响应速度等能力建设和无形资本投资，推动企业由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促进满足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为企业提升利润、为员工提高收入创造空间，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条件。
（五）创新机制，着力推进由“高投入、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可持续、低碳化发展模式转变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将是我国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大、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革命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工业有可能摆脱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走出一条技术含量高且能源、资源消耗低的低碳模式。“十三五”时期，应着力推进深化绿色发展理念，从口号到行动不但要在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向低碳产业转变，同时，也要求在生产、流通、消费和产品回收处理全过程和全领域向低碳发展转变，建立起“高效益、低排放”的可持续、低碳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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