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一、研究背景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2亿元发展到2009年的340 506.9亿元，增幅高达92.4倍，人均GDP也由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09年的25 575元，年均增长2.1%。^[1]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经济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2009年中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为3 744美元（2009年价格），按照产业结构的经典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该国就应当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应实现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型。在产业结构的构成上，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28.2∶47.9∶23.9，这一比例在2009年达到了10.3∶46.3∶43.4，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大致维持了原来的水平，一直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而第三产业则有一个渐进的升值，但是，仍然略低于第二产业，因此，不论是在人均GDP上，还是在三次产业结构上，中国均已经进入了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阶段。

图1.1　1978—2009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事实上，中国经济也确实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国多年的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为基础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成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我们对2002—2006年制造业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测算，结果表明制造业的增长中资本的贡献达63.04%，劳动力的贡献为26.23%，而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仅为10.72%（郑若谷，2009），这种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并造成了许多的问题。首先，中国制造业的高投入是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而中国的资源有限，这一方面使得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约束，同时又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奠定是以劳动密集产业为基础的，这有三个影响：第一，它以大量的低劳动力人口消耗为基本特征，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低成本不再，而且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能够成为产业工人的人口也逐渐减少，因此，继续强力推进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已难以为继；第二，劳动密集产业技术要求较低，因此，成就了一种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且造成了产能过剩、竞争过度的不良格局（刘志彪，2008），因此，打破产业链低端锁定成为中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一个困局。再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一个严重不足就是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紧密，尤其是忽视了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支撑作用，造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现象，这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困难。总而言之，中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产业结构处于价值链低端、服务业严重滞后成为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产业结构转型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成功源自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前提，而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在GDP中的比重1978年不足10%，到21世纪后达到了50%以上，甚至一度超过60%，可见，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当中，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资源的全球配置。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工具等硬件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信息和互联网等技术的推广，分工由产业间延伸到产业内和产品内，从而使得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可以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使得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行为和组织方式。分工深化导致了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原先以最终产品为主的贸易转向了以中间产品为主的贸易。就中国而言，1981年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仅为6%，而到21世纪之后这一比重高达40%，加工贸易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新的名词为国际外包，国际外包现象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并开始向服务领域延伸，2006年，国家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联合推出了外包的“千百十工程”的发展战略，旨在把中国建设成为服务业外包大国。

图1.2　1978—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

二、问题提出

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是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对外开放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世界经济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本质在于全球分工，全球分工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外包这种新的贸易形态，并且，中国在政府层面上也启动了一些外包战略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凸显在我们面前即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事实上，国际外包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其有不少研究，西方学者对于国际外包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国际贸易的模型或者产业组织理论模型的基础上，^[2]而它与产业结构是两种典型的不同经济领域，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西方经济体往往是处于一个发包的主动地位，而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往往是作为承接方融入全球的，西方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基于自身利益，把研究视角着眼于自身，因此，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来研究国际外包问题就显得相对不足。站在我们自身的立场上看，这种全球性的外包活动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机制是怎么样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也有30余年的时间，中国在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当中是伴随着国际外包这一经济活动的，那么，从经验的角度上讲，国际外包具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效应？进一步，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外包在其中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国际外包自身也是在不断演变的，早期世界经济更多地流行的是制造外包，而服务外包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什么样的国际外包行为对于实现结构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加具有推动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理论和实证的检验。这些都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廓清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三、研究意义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书拟从理论上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地讨论，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外包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多维度的实证检验，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分析上，第一，由于当前的研究中，外包和产业结构是两个分离的领域，现有文献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多是零散的分析，很少进行系统的讨论，本书是首次系统阐明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为当前的国际外包战略提供一个理论支持。第二，本书在梳理产业结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产业结构研究应当从其本质特征——分工出发，而这一点正是国际外包这一现象诞生的根源，由此，本书为外包和产业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源泉，这也为本书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第三，本书在Feesrta和Hanson（1996）以及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的开创性模型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证明了外包是如何对接包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影响的，这有助于澄清外包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认识。第四，本书还借鉴内生增长的思想将服务业的增长内生化，讨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增长的内生性，并在Long、Riezman和Soubeyran（2004）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考虑了外包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增长的这种内生性之间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外包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认识。

在实践上，第一，本书的理论分析本身就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盲点，但同时该问题又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的重要热点问题，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本书在检验外包的结构效应时，从需求（收入）和供给（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个维度，对外包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组织生产的另外一种方式FDI进行了比较，这对我国政府在指导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结构调整政策中如何利用FDI和国际外包两种途径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本书对国际外包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影响，并从技术溢出和生产率两个重要的方面来考虑，检验了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这对于中国制定产业技术政策和改善产业绩效途径上均有重要意义。第四，本书还将外包对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和检验，这对于中国制定适当的外包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都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