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际外包的研究综述

国际外包是跨国公司将之前由企业内部提供的生产或服务功能转而向外部供应者提供或购买的一种组织形式（Monczka et al.，2005），与之对应的是跨国公司的FDI投资，不过前一种是企业的垂直非一体化，而后者则是企业垂直一体化，两者都是企业利用跨国外部资源的生产方式。由于国际外包就是一种组织模式，因此，可以视为典型的产业组织问题。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国际外包是国际分工深化，跨国企业基于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的新形式，由于这种配置是基于国家之间的，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国际外包也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新表现，从而，国际外包同时是一个国际贸易问题。基于此，现有文献中有关国际外包的研究主要就从产业组织学和国际贸易学两个角度展开。

一、产业组织学角度的研究

从产业组织学角度来研究国际外包的文献主要关注两点：第一，企业为什么要实行国际外包，即国际外包的组织动因；第二，企业如何在国际外包和一体化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即国际外包的组织选择。

（一）国际外包的组织动因

在国际外包的组织动因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如Abraham和Taylor（1996）指出承包企业通过支付更低的劳动力工资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由于产品周期的波动性导致的风险分摊以及规模化的生产均是外包的动力源泉；Arnold（2000）则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进行外包的重要原因，并且，外包还有助于企业关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对此，Henri L.F.de Groot（1998）还通过模型的形式证明了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节省工资和利润支出以及满足企业的战略需求是企业外包的主要动因。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是企业进行国际外包的根本动力。Nirupam Bajpai（2004）的一份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调查的外包企业中70%的企业是基于降低成本而开展外包活动的，并且Girma和Gorg（2004）通过对英国制造业的企业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将业务外包到低成本国家所带来的工资支出的下降和成本节约对于企业国际外包行为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国际外包的组织选择

国际外包的组织选择问题其实就是跨国企业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即作为跨国企业而言，到底是通过一体化还是外包、在国内还是国外进行生产？对此，Spencer（2005）有一个经典的综述，他将决定一体化的分析归因于交易成本，将决定外包选择的分析归因于不完全合约，并对以交易成本和不完全合约为基础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和权威授权理论等四种理论作为划分国际外包文献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Spencer还将文献分析市场进行区分，从而形成了文献的另一个维度，以二者为基准，继而将有关国际外包的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见表2.1）。并在表2.1的文献整理基础上，Spencer（2005）将所有文献归结为5组，下面，我们对此进行一一介绍。

表2.1　外包与一体化的相关文献梳理

续表

资料来源：Spencer.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incomplete contracts.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2005.

第一组文献主要包括Antras（2003，2005）；Antras和Helpman（2004）；Grossman和Helpman（2004），以及Feenstra和Hanson（2005）等。这类文献主要运用产权与激励的方式分析一体化和外包是如何抉择的。Antras（2003）可以视为这类文献的一个起点，该文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到Helpman-Krugman的贸易分析框架之中，构建了一个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合约知识产权模型，结果表明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是资本相对密集产品的话，组织选择上偏向于一体化，反之，则倾向于外包，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密集产品更容易外包的原因。Antras和Helpman（2004）以总部服务为基础进行分析，指出生产组织的选择与总部服务的重要性是密切相关的，在总部服务密集的产业部门，企业垂直一体化时更加具备提供服务的激励，反之，国际外包的模式是生产者优先。同时，该文还强调了企业生产率差异对于组织选择的影响，模型表明高生产率的企业倾向于一体化，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则倾向于利用外部的形式来组织生产，而且，在外包的情形下，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国内外部，而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国际外包。Antras（2005）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南北贸易模型分析了不完全合约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外包决策。模型表明，北方国家低技术中间投入品最初在合约完备的北方国家生产，而南方国家的合约不完备会形成产品生命周期贸易。随着合约形态的改进，低技术中间投入品转移到南方的低工资国家，开始时通过FDI的形式，而随着合约的逐步改进，企业开始采用国际外包的形式。Grossman和Helpman（2004）则利用激励机制对外包的抉择进行研究。对于最终生产者来说，由于北方国家的优势在于监督成本低，而南方国家的优势则是工资水平较低，基于二者的权衡，如果企业具有高生产率水平的话，就会选择国际外包，次之，则通过本国的一体化生产，再次，在南方实行一体化，生产率水平较低者则会寻求一个独立的承包商在南方进行转包。Feenstra和Hanson（2005）也通过激励理论对国际外包进行了组织研究，他们指出将企业产权与投入品的购置权集于一方时可以达到一种支出努力最大的优化结果，因此，企业进行一体化还是外包取决于两者权力的分配。

第二组文献主要包括Mclaren（200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这类文献着重强调市场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对于外包决定的影响。市场厚度指的是最终品生产者和中间投入品的数量，数量越多表示市场厚度越大，从而匹配性也越强，因而，所需要的特定投资和交易成本也会越低。在Mclaren（200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的文章中强调了市场厚度对于最终品生产者和中间投入品提供者之间在相互匹配和合作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在Mclaren（2000）的模型中，一体化和外包的组织选择取决于固定成本，在匹配问题上一体化的缺陷主要来自固定成本，而外包供应商则存在一个质量不可观测所导致的套牢问题，这种套牢性质的大小对于企业是选择一体化还是外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市场厚度对于套牢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当市场厚度越大，外包提供商的竞争越激烈，从而套牢的可能性越小，因而，企业更加愿意选择外包，因此，最终的结果是随着市场厚度的增加，企业利用外包的可能性更大。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的模型中，一体化还是外包则取决于总的成本比较，一体化存在固定成本和管理成本，而外包存在交易成本，外包和一体化就在两类成本之中权衡。由于中间供应商与最终品生产者对于专业化的生产能力的提供与需求的差距是交易成本的核心要素，因此，成为企业组织选择的决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厚度起到重要作用，市场厚度越低，其差距越大，从而企业更加倾向于一体化，反之，则采用外包的模式。

第三组文献主要包括Spencer和Qiu（2001）；Qiu和Spencer（2002）；Head等人（2004），以及Feenstra和Spencer（2005）。这类文献主要是基于合约签订下的企业外包选择问题的分析，它涉及在不完全合约形式下的零部件购买与随机市场上一般性的标准零部件购买之间的权衡，而这种权衡与合约鉴定的过程是相关联的，它包括对于需要专业化投资的中间供应商之间的讨价还价以及最终品生产者的外部选择。这类文献往往假定不同零部件因特定生产关系投资（RSI）而形成不同的生产率，当RSI提高时生产率水平相应也会提高。Spencer和Qiu（2001）以及Qiu和Spencer（2002）针对日本汽车行业的企业行为进行了经验研究，Spencer和Qiu（2001）指出在不完全合约下RSI的存在给企业进行外包决策创造了一个“贸易壁垒”，Qiu和Spencer（2002）则考虑了进行外包的政策影响，两篇文章最终表明：RSI需要充分的信息，接近最终产品的中间品供应商能够获得这一信息优势，其结果是RSI越高的中间投入品在发达国家生产，反之，企业则会选择国际外包。Head等人（2004）则在Spencer和Qiu（2001）的基础上以美国汽车行业1989—1994年与26个国家的出口网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指出由于RSI的存在，通过FDI的形式在国外生产与国内生产网络组织生产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Feenstra和Spencer（2005）基于RSI和生产率水平分析了外包的集中可能性，当生产率水平和RSI均高时，中间投入品的RSI和生产都在北方，随着生产率水平的降低，先是生产转移到南方，最后RSI也会转移到南方，因此，当生产率水平和RSI都较低的时候，就实施国际外包战略。

第四组文献主要包括Levchenko（2004）以及Nunn（2005）。这类文献关注于制度对国际外包契约执行的影响。Levchenko（2004）指出制度因素会在契约之中得到反映，并最终会影响到一国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能力，这一点与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影响相类似，这是因为像订立契约的环境以及一国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等制度要素直接影响到契约的执行，从而影响国际外包的交易成本。Nunn（2005）在一个特定投入品的不完全契约中分析了国际外包，结果表明制度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一国契约密集产业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国际外包环节对于制度的质量具有较高的要求。

第五组文献主要包括Puga和Trefler（2002）；Marin和Verdier（2002，2003，2005）。这类文献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国际外包进行研究。Puga和Trefler（2002）在一个委托代理的框架中表明，国际外包对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具有激励作用，但是，这种激励效果则取决于知识改进后的收益分配，如果增加的收益全部由代理人获得的话，跨国企业则宁愿选择一体化而非国际外包。Marin和Verdier（2002，2003，2005）则对具有不同“层级结构”的代理模式对于外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考虑了三种组织方式的代理问题：P组织，这种代理模式下权力集中于委托方，多数采取一体化的组织；A组织，该模式下权力委托给代理人，多数采取国际外包的组织；O组织，该模式下代理人产生的努力激励较小，管理者单一，没有中间层。模型分析表明，市场竞争程度、国家大小以及技术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对组织模式的选择，当竞争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时，企业更愿意利用A组织；大国与小国之间进行贸易时，企业则更愿意采用P组织；而考虑了技术因素之后，随着技术性劳动力比例的上升，企业采用组织模式的情形是由P组织到A组织再到O组织。

在Spencer（2005）之后，仍然有不少文献延续着产业组织学角度的深入探讨。Antras和Helpman（2007）从合约摩擦的角度来分析合约不完全对于企业全球生产网络选择的影响。此外，Marin和Verdier（2006）分析了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作业对于外包和一体化选择的影响，Marin和Verdier（2007a）还进一步全面解析了进入成本、贸易成本、信息技术、本地市场竞争以及本地市场规模等多种因素对企业组织选择的影响，Marin和Verdier（2007b）则反过来考虑了企业生产组织选择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Marin和Verdier（2008）进一步分析了国际规模对于企业生产组织选择的作用。

二、国际贸易角度的研究

由于国际外包是国际贸易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兴现象，因此，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对国际外包进行研究就成为外包领域的一大分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高低技术工人工资显著拉大的事实，大量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技术的迅速变革，特别是计算机的迅速普及，并认为国际贸易在其中并不起作用（Krugman，1995）。但是，以Feenstra和Hanson（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在仔细考察了贸易的结构之后，从理论上证明了中间产品环节的外包贸易是美国高低技术工人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并且，他们的这种推断在Feenstra和Hanson（1997，1999）中得到证实。中间产品的国际外包由此在国际贸易领域激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激发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篇章。这些分析主要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分析框架基础之上的，如在比较优势理论（Feenstra＆Hanson，1996；Arndt，1997）、规模经济理论（Jones＆Kierzkowski，2001；Deardorff，1998）以及新制度经济学（Mc Laren，2000；Antras，2003）等。从国际贸易角度对外包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国际外包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这包括对工资、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等等。

（一）国际外包对工资、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Feenstra（2001）总结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了以国际外包等为特征的全球化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三个途径：一是贸易自由化能够影响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议价能力；二是全球化能够通过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来影响工资水平；三是全球化中出口商的创新活动也会对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最新的文献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的进展。如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构建了一个离岸外包的简单模型，分析外包成本（假设异质性的贸易成本）下降的影响，以及外包量的增加对要素价格的影响，考虑了三个方面的影响渠道：生产率效应、产品的相对价格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Antras和Costinot（2010a、b）构建的中间品贸易模型，证实中间品贸易带来的贸易利益的扩大。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对市场结构的关注，讨论中间环节在促进贸易利益实现中所起的潜在作用。

然而，在实证分析中得到的研究结论却相去甚远。一些实证分析表明国际外包对于就业和工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如Slaughter（1995）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外包规模并不足以引起产业内相对要素的需求转移，Lawrence（1994）和Krugman（1994）的研究也表明美国的外包不足以解释工资和就业的变化。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外包迅速发展，但是Amiti和Wei（2004）在美国服务外包的分析中发现内包仍占主导地位，并且，一个部门的就业增长和服务外包还表现了正相关。Arndt（1997）甚至认为由于外包提高了生产率，进而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张的规模带来的正就业效应要超过外国劳动对本国劳动的替代效应，因而，外包是有益的。另一些实证研究则表明了国际外包对于就业和工资的重要性。Wood（1994）的测算结果表明1960—1990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工资的下降有20%是贸易导致的，Borjas等人（1992）发现1980—1990年高低技术工人收入差距的15%可以由国际外包来解释。Anderton和Brenton（1997）在一个有关英国1970—1983年制造业的研究中，将外包定义为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发现外包能够解释40%的高技术工人相对收入水平的上升，而Feenstra和Hanson（1997）则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成本在非能源材料购买的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度量外包，发现1975—1988年间美国到墨西哥的制造业转移能够解释美国45%的非生产性工资的上升。在香港，1976—1996年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45%—60%之多可用于对中国大陆的外包行为来解释（Hsieh＆Woo，2005），他们是以垂直专业化来衡量外包的。在中国，Xu和Li（2007）和王中华等人（2009）也以垂直专业化指标度量外包，结果表明国际外包也是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国际外包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利益分配之外，国际外包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然而，文献研究中对于国际外包到底是促进技术进步，还是抑制技术进步，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国际外包技术促进论。总结现有文献，国际外包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对技术起到促进作用：第一，国际外包扩大了世界生产网络，一方面，网络的扩大促进了接包企业对于发包企业的技术吸收；另一方面，网络化组织的信息利用能力非常强，对于各种信息进行加工可以加快非系统性的创新活动也会在外包网络中扩散（Langlois＆Robertson，1993）；第二，国际外包使发包企业利用承接国的低工资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且，企业也可以通过重视企业战略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外包行为增加来提高企业收益，而利润提高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是有利的（Glass＆Saggi，2001；Gilley＆Rasheed，2000）；第三，企业往往是将非核心活动外包出去，这也为在诸如创新等较高附加值活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提供了便利（Chapman＆Corso，2005）。

国际外包技术促进论在实证层面也得到了一些支持。Mol等人（2004）对荷兰189家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首先对产品创新、技术和数量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外包功能的整合等技术的偶然因素进行了界定和测度，并发现技术不确定性、产品创新程度与国际外包的广范围、低深度密切相关，与窄范围、高深度型国际外包呈负相关关系。Maskell（2007）从丹麦的企业中发现国际外包会驱动发包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了发包企业改善质量和创新。Cusmano（2009）则以意大利实例表明了外包战略与企业创新的紧密联系，当外包超出国界时，外包活动保持在延伸的组织边界内（如在集团或网络成员之内）可能性更大一些。

（2）国际外包技术进步抑制论。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国际外包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不利的。Cho（1990）发现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中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倾向于一体化而非外包，对此，Kotabe和Murrayt（1994）指出企业通过一体化将高度专有性的技术控制在企业内部，而企业如进行外包的话则会丧失对技术所有权的控制及带来的技术收益。Wuyts等人（2005）则认为国际外包会导致发包方与接包方在非正式创新合作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是因为知识创造的最优认知距离呈倒U形曲线。Dankbaar（2007）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外包的技术营销，指出发包企业为了防止接包企业成为其竞争对手，会通过强制性保护所有知识产权和持续对品牌维护进行投资等手段抑制创新行为的扩散，从而国际外包损害了企业的创新能力。Buckley（2009）也指出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的产品、物流配送要求极严格的产品、具有高技术含量和绩效要求的产品以及消费者对生产地高度敏感的产品。

三、相关研究评论

国际外包是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一种组织选择，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新兴趋势，其内涵必然涉及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两个范畴。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国际外包这一现象也给予了大量关注。这些研究涉及国际外包的动因、组织选择以及经济效应等问题。但是，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国际外包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基于发包方的立场而进行的，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西方经济学者往往更多地关心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由于国际外包涉及发接双方，中国作为一个外包承接大国，以承包国为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显然对于我们来说更具有实际意义，这正是现有文献的一个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本书选择以承包国为视角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