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分类检验_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我们在第三章的理论分析中表明，国际外包通过不同的理论机制对一国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反之，我们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源自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影响。由此，国际外包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自然归结于产业结构的需求和供给之上，本节，我们就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对中国工业在承接国际外包中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一、需求角度的分析

在经典的产业结构分析中，克拉克（1940）和钱纳里等（1989）都认为一国的最终需求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因素。钱纳里等（1989）在其名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从需求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建立了各国进行比较的“标准产业结构”，这些需求方的研究是以简单的恩格尔曲线为基础的，并在实证分析中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最终需求的代理变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为后来的大量研究者所沿用，也就是说，在产业结构分析中，人均收入已经成为从需求角度研究产业结构的标准。

本节从承包方的角度来检验中国1998—2008年的11年之间工业的接包行为对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根据本书前文第三章我们的理论推导可知国际外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产业上受益，因此，我们以产业人均收入作为需求方的总度量，检验外包对于收入提升的作用；其次，由于生产基于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的，而收入分配更关心的是劳动的收益，因此，我们还要检验国际外包对于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国外文献在研究中一般将劳动还分为高技术劳动和低技术劳动两个部分，因此，我们还将对外包对于高低技术劳动力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进一步检验。

（一）实证模型的建立

有关外包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10]技术性劳动力需求估计法（Estimation of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零利润条件法（Estimation of Zero-Profit Conditions）以及GDP生产函数法（Estimation of Economy-wide GDP Function）。技术性劳动力需求估计法主要基于短期成本函数的分析，将资本视为一个不可调整的要素，而零利润条件法和GDP生产函数法则允许资本的调整，其中，零利润条件法涉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其过程比较复杂，^[11]因此，我们采用GDP生产函数法进行分析。

假设产业i在时期t的生产函数为Yit＝Ait F（Kit，Hit，Lit），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生产技术水平，K表示资本，H表示高技术劳动力，L表示低技术劳动力。对生产函数取对数并二阶泰勒展开可得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同时，我们认为产业的技术水平与该产业研发投入力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产业的技术水平应当是研发投资的函数，令其中R＆D表示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此外，Feenstra和Hanson（1996）指出影响生产函数的结构变量均应当进入生产函数，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我们指出了国际外包通过生产率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劳动供给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等多种途径对于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无疑都是通过经济的生产过程来起作用的，因此，我们将外包视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变量进入模型。同时，跨国企业的全球性生产活动是在外包和FDI两种方式中进行组织选择的，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来的FDI一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大量研究也表明FDI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为跨国公司两种不同的组织选择模式，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比照，因此，FDI也是本书分析的一个重要结构因素。从而，我们结合技术方程和结构变量可以构造本书的实证计量模型：

其中，OSS为外包水平，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λi表示产业个体效应，u为误差项。

进一步，我们对（4.7）式关于生产要素x（x＝K，H，L）求导，可得：

其中，skit＝ln yit/ln xkit。Feenstra和Hanson（2001）指出从宏观角度看，生产函数关于要素的导数即为要素价格，因此，yit/xkit＝wkit，由此，我们可以得到skit即为产业i在t时期的要素k的要素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在（4.9）式中，我们加入结构变量，进而可得计量模型：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外包对于劳动高低技术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此，我们考察外包和FDI对于整体劳动力的收入影响以及高低技术劳动力收入比的影响。

（二）指标构造与数据说明

在计量分析时涉及生产函数的一些基本变量以及国际外包承接、FDI和收入分配等变量，这些变量大部分并不能直接从数据资料上直接获得，需要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或者构造，并且资料来源也不一致，下面，我们一一进行说明。

1.产出Y

我们以增加值作为产出的指标，并利用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其转化为不变价格，基期为1992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资本K

我们以产业资本存量表示资本，利用永续盘存法对其进行估算。其基本公式为：

其中，K0为1992年固定资本原值，ΔKj为第j年固定资产净值增加量，我们以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净值原值的差表示，p（j）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于每一个产业的p（j），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1987）有一个规定：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分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设备价格指数和其他费用价格指数，李小平和朱钟棣（2005）结合这一规定提供了一个简化的估算方式：

其中，p1（j）、p2（j）分别表示第j年建筑安装价格指数和设备价格指数，并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和设备费用占固定资产总值的比例θ1、θ2为权重进行计算得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j）。由此，反过来从（4.11）式开始可以得到以1992年价格表示的各产业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高技术劳动力H和低技术劳动力L

我们以各产业的就业人数作为产业高低技术劳动力总量，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各种资料并无劳动力的技术高低之分，在《中国科技年鉴》中有分产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人员和就业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人员作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高技术劳动力，而将就业与科技人员之差作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低技术劳动力，将二者之比视为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低技术劳动力的劳动力结构，以此结构结合产业就业计算出高技术劳动力H和低技术劳动力L。

4.劳动收入份额sHL与高低技术劳动收入比

我们以各产业就业人数乘以该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可得产业的劳动收入，然后与产业增加值相比即得劳动收入份额sHL，平均工资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各期。在各种统计资料中，没有各细分行业科技活动人员的工资收入数据，我们采用各细分行业科学技术活动人员劳务费替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然后利用所计算的高低技术劳动力结构和总的劳动收入推算低技术劳动收入，将两者相比得出高低技术劳动收入比。

5.研发投入力度R＆D

我们各产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R＆D的替代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6.FDI

在经验文献中，一般采用是各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在投资中所占比重（Figini＆Gorg，2006）或者外资企业雇员人数所占比重（Lenger＆Taymaz，2006）来表示FDI程度。但是，在中国的各类统计资料中，没有细分行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数据统计，同时，我们认为对于跨国公司的FDI行为而言，企业更注重的是将自身的资本和东道国的劳动相结合，因此，利用外资的就业比重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性指标，为此，我们以各行业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净值所占比重作为FDI的替代变量。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生产中间品的33个行业中，由于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和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许多指标的统计资料不全，故我们将其从样本中剔除，从而最终形成了31个工业行业。同时，《中国统计年鉴》在1998年之前统计的行业数据是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而1998年之后则是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因此，我们样本采用1998—2008年11年间的数据。同时，在2003年之后的统计采用的是新的行业分类标准，我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都进行了调整，以保持行业的统计口径一致。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FDI、国际外包与承接国产业收入水平

我们首先来考虑跨国公司的两种不同组织模式对于中国工业的产业收入的影响；同时，鉴于我国工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我们还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产业进行仔细对比研究，以求对问题分析更为细致。表4.5为FDI、国际外包承接对于产业收入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4.5　FDI、国际外包承接与产业收入的回归结果

续　表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可以看到，在工业总体水平上，FDI和OSS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且显著性程度较高，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无论是通过FDI向中国进行投资，还是通过外包的方式将某些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均使中国受益，促进了中国产业的成长。同时两相比较，FDI的系数为3.549，而OSS的系数为0.954，这表明中国承接的FDI或者国际外包每增加1个单位，会导致产业收入上升3.549%或者0.954%，也就是说在两种跨国组织方式中，中国从引进FDI中得到的好处是远远大于承接国际外包的。当然，两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仍然小于R＆D投入的贡献，因为R＆D投入每上升一个单位，会导致产业收入上升5.146%。

即使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FDI和国际外包承接对于产业收入提升的作用（虽然对于一些产业而言，回归显著性不高，但是其符号上都保持了正值），当然程度上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FDI和国际外包承接对于产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在贡献幅度上相差不大，资源密集型产业中FDI略高于国际外包，而资本密集产业则反之。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FDI对于产业成长的贡献幅度小且不显著，收入的提升主要源自国际外包活动，而对于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国际外包没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产业收入提升主要得益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FDI行为。这也与中国当前的基本现实是相吻合的，像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较低，跨国公司更愿意将其外包给中国进行生产，导致了生产的垂直分离；而对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来说，跨国公司在更多地利用FDI的形式实现垂直一体化，以实现对产业的控制；而对于另外两类产业，技术要求不高也不低，不同的跨国公司则会根据自身情况在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这也导致了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那就是对于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通过承接国际外包的方式增长的，而对于高技术产业的产业主要依靠承接FDI促进增长，对技术要求一般的产业，两种组织形式则在不同程度上均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同时，在不同产业类型的回归结果中，R＆D行为也给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在考察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R＆D活动对于产业收入的上升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而对另外两类产业的影响力相当之大，而且走向两种极端。资源密集型产业的R＆D活动极大地妨碍了这类产业的成长，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行为则极大地刺激了收入水平的上升。

2.FDI、国际外包与承接国的劳动收入

FDI和国际外包承接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获得了收益，那么，这种收益是否落实到了产业工人身上？为此，我们以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是，劳动收入的份额只是一个相对额，为此，我们还以对数工资作为因变量进行一个绝对额的考察，其结果见表4.6及表4.7。

表4.6　FDI、国际外包承接与劳动工资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4.7　FDI、国际外包承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4.6可以看到，对数工资对FDI和OSS回归的系数为正，但是，OSS系数的显著性不高，这表明FDI对于劳动收入确实具有提升效应，而国际外包承接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具有促进劳动收入提升的倾向。而劳动收入在产业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上（见表4.7）则不一样，FDI是显著地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国际外包承接则再次表现出了不确定性，但也具有使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的倾向。这意味着，FDI在绝对水平上确实提高了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是，相对于其他要素而言（主要是资本）则显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FDI对资本收益率的提升作用远远高于劳动要素。国际外包的承接对于收入分配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影响则是相对模糊的。

不仅仅在工业总体水平上，就是在各类产业中，FDI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上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提高了产业的绝对劳动收入而降低了相对劳动收入比重。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而言，FDI对于绝对劳动收入及其相对份额的影响在量上是存在差异的。FDI对于劳动密集产业劳动收入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产业，而在其他类型的产业上表现的相差不是很远。另一方面，国际外包对于劳动收入的影响仍然是较为模糊的，除了在对资本密集产业的绝对劳动收入上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之外，在其他各种情形之下都不显著。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FDI和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具有如此大的差异，并且FDI会造成承接国劳动者相对收入的下降？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FDI是跨国公司将自身的资本和东道国的劳动力相结合，与此同时利用自身的技术，其资本利用效率更高，而同时给予东道国的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是高于当地水平，但是却远远低于本国水平的（Lipsey＆Sjoholm，2001），这在绝对意义上提高了东道国的劳动者收入，但是，相对于资本收益来说却下降了。而外包则是另外一种机制，它将生产环节外包出去，利用的是承接国的企业来组织生产，而接包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不会因此在短期内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外包活动对于中国劳动者收益的影响程度并不十分显著，或许一个更长时间的样本数据上会改变这一结果，这是因为随着外包的增加，接包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同时，还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步转移和技术溢出（Gregorio＆Lee，1998），其要素配置效率必然发生改变，从而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分配。

3.FDI、国际外包与承接国高低技术工人收入分配

在考虑了FDI和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之后，我们还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两者对于承接国的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如何影响的？我们将每一个产业内的工人分为高技术和低技术两个部分，考察两种组织形式是否影响到了承接国的两类工人的收入差距。

从整个工业的样本来看（见表4.8），FDI和OSS对sH/sL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64和0.078，并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也就是说，FDI和国际外包承接行为均促进了产业内高低技术工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国际外包的影响还要略大于FDI的影响。同时，FDI和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而言，其影响方向在各类产业中也是基本上一致的（除了国际外包对资源密集型产业之外，但是，这一结果不显著），在影响强度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等技术要求稍低的产业上，国际外包对于扩大高低技术劳动收入比的能力明显高于FDI，而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恰好相反。而在产业结构的横向比较上，FDI对于高低技术劳动力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远远高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外包对于高低技术劳动收入比的影响则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上。

表4.8　FDI、国际外包承接与高低技术劳动收入比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四）小结

本小节利用中国1998—2008年11年间生产中间产业的3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FDI和国际外包承接对于中国产业收入分配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FDI和国际外包承接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产业的收入水平，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来说，FDI只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但却降低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国际外包承接对于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而且，FDI和国际外包承接对于产业内生产工人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承接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落后国家的收入分配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FDI和国际外包承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各类产业而言在符号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只是在大小程度上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虽然FDI和国际外包是两种不同的组织模式，但是，最后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原因可能就在于FDI和国际外包都能带动技术、知识技能和资本由母国向东道国的转移（Gregorio＆Lee，1998），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第三，从全球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低技术产业的增长主要是通过承接国际外包这一途径实现的，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则主要是通过承接FDI达到的，而技术程度中等产业，如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收入的上升，两者贡献相差不大。这表明，随着产业技术要求的提升，跨国公司更愿意采用FDI而不是外包的方式以达到控制产业的目的。反之，中国要突破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升级，似乎更应当鼓励国内企业通过承接国际外包而不是FDI。

第四，从承接国国内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说，FDI有着提高劳动者绝对收入但降低相对收入并促进了产业内工人收入两极分化，而国际外包对于劳动者收入的提升作用不明显但对产业内工人收入差距拉大的影响较FDI更甚。也就是说，国际外包的承接对于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是要强于FDI的，因此，我们在鼓励国内企业进行承接国际外包的同时还需兼顾收入分配，避免国际外包进一步恶化产业内收入差距。

二、供给角度的考察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要素禀赋会随之改变，影响到一国的产业结构状态，即要素的相对供给会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本书上一章的理论研究表明，随着发达国家将生产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会造成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此即对承接国生产结构产生的影响。那么，就中国的经验来说，中国在承接国际外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这种供给效应？这正是本节所要考虑的内容。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要素结构的影响，因此，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将要素结构视为外包的生产函数，即：

其中，s表示要素供给结构，它可以是资本深化K/（H＋L）或者人力资本结构H/L，z表示其他的影响要素供给结构的因素。鉴于外包对于承接国的生产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立即发生的，有一个滞后性，同时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在现有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12]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以要素供给结构的上一期作为所有影响因素的一种替代进入方程进行分析，并假设模型是线性的，从而回归模型为：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行业i，λi表示行业个体效应，uit表示误差项。这样模型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出现在解释变量部分，因此，模型存在内生性，同时，考虑到在理论模型中，误差项可能存在移动平均过程，传统地依靠带有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OLS回归，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差。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是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中广泛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一种估计方法，它将方程的差分系统与水平系统结合在一起，并将两类方程视为一个系统，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及其差分项的滞后项均视为系统的工具变量，进而提高了估计的有效性。但是，SYSGMM估计要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并会产生大量的工具变量，因此，需通过两类检验：（1）Arellano-Bond检验，即差分方程随机误差项的自相关检验，要求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2）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要求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不相关的，即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如果两类检验通过就表示模型设定正确且估计是合理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4.9和表4.10分别是中国工业和各类产业国际外包的资本深化效应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效应的检验结果。各回归的残差表明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时有效的，也就是说，各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国际接包行为并没有导致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反而存在强烈的抑制作用。从产业结构上看，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均表现出来外包的这种反效果，虽然对于资本密集产业而言，外包承接是促进了资本深化，但是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外包的资本深化抑制作用在资本密集行业显著体现出来，其次，为劳动密集产业，而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表明不是很明显。这意味着，中国在承接国际外包的过程中，产业技术越低的行业，外包承接越是妨碍了资本的深化。

表4.9　国际外包的资本深化效应检验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4.10　国际外包的人力资本结构提升效应检验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另一方面，在劳动要素结构内部，中国在承接国际外包的过程中则表现出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也就是说，随着跨国外包的承接，中国工业行业的劳动力结构确实在不断优化。但是在产业结构上，可以看到国际外包的人力资本深化效应则有着明显的不同表现。劳动密集产业中国际外包的人力资本结构提升效应是十分明显的，而资源密集产业中国际外包则呈现出人力资本结构的抑制作用，此外，对于资本密集产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而言，国际外包的人力资本效应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于资本密集产业而言，有提升的趋势而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内则有抑制的趋势。

（三）小结

与从需求角度的考察不同，供给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的国际外包承接并没有完全达到改善中国工业供给结构的效果。中国工业的接包行为不仅不利于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深化，而且在劳动力结构改善上（除了劳动密集产业之外）也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这其实与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相契合的，近年来中国主要是以低技术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产业）的接包活动获得了经济的迅速成长，这利用的是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极大地解决了中国面临的就业难题，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改善了劳动密集产业的就业结构，但是，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却并没有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中国工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新的转型。也就是说，工业的低技术接包活动恶化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要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亟须新的跨国外包战略，这也是本书在后面几章中所要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