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我们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外包的承接对于产业结构存在影响，而且实证检验的结果也发现国际外包承接对于影响产业结构的供求双方具有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的实际表现并不一定是有利的），然而从最终绩效的角度来说，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还是技术进步的提升和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前面的理论研究中，我们也表明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而言，确实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为此，在本节，我们重点分析国际外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两种影响。
一、承接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
由于外包的研究多数基于发达国家，而对发达国家而言，外包的技术溢出功能并非其核心内容，因此，文献中对于外包的技术溢出作用并不十分关注。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技术溢出则是十分重要的。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就是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外包承接则具有技术溢出的机制。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际外包承接到底是否具有技术推动作用？为此，我们利用中国工业外包承接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一）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就国际外包本身的技术溢出的来说，由于前述原因，其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一些有关外包和中间产品的理论分析中（Long，2004；Howard＆Saggi，2001；Grossman＆Helpman，2002；Jabbour，2005），确实存在着伴随跨国外包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机制，而且，我们在前面第三章中利用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时，也挖掘到了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实证层面上，现有研究单纯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来研究外包的文献相对较少，刘绍坚（2008）发现我国企业在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过程中获得了技术外溢的益处，提升了本土软件研发能力；王晓红（2008）利用80家设计公司的调研数据也表明了承接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他们的研究均是基于服务外包而来的，而且研究集中与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之上。对于工业外包，张秋菊和朱钟棣（2008）利用VECM模型表明了外包承接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研究都隐含了外包承接是存在技术溢出作用的，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直接的实证作为支撑。
作为对现有研究不足的一个补充，我们直接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出发来讨论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问题。鉴于数据可得性的缘故，我们仍然利用前面构造的31个中间产品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的设定
我们假设各行业的生产函数为C-D型的：
其中，Y为行业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A为技术水平，i表示行业指标，t表示时间。
为了考察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水平就成为国际外包的函数，即A＝A（OSS）。如同前文的分析一样，我们知道国际外包和FDI只是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两种不同组织方式，而对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是比较成熟，且文献十分丰富。[13]作为比较，我们仍然将FDI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来一起考察，从而理论模型为：
按照文献中一般的处理方式，我们假设技术水平与国际外包和FDI之间的关系为
将其代入（4.16）式，并两边取对数后展开，从而有计量模型：
其中，λi表示行业个体效应，其汇集了影响行业的各种其他因素，uit为误差项。δ1、δ2为我们所关心的变量，当其为正时，表示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当其为负时表示不存在技术溢出。
2.实证结果
我们仍然沿用前面的分析数据，[14]对（4.17）式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见表4.11。
表4.11 OSS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续 表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将不同方法回归的结果都罗列出来，在对应的模型中，最好的回归方式是随机效应（RE）或者固定效应（FE）模型，因为他们允许行业固定效应的存在，但是，为了得到稳健的结果，我们仍然对模型进行经典的OLS回归，并在此基础上，为了防止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的影响，我们还利用面板矫正的标准差（PSCE）模型进一步进行验证。可以发现四种回归模型的结果都是显著的，其差异只是回归系数大小上不同，显著性和方向上则基本没有差别。因此，模型结果的稳健型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虽然说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为了进行深入讨论，我们还需对其中的模型进行选择分析。由于我们在建模时希望将个体效应进行剥离，因此，我们利用FE或者RE模型分析，对于两者我们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利用FE模型更为合理。
可以看到，OSS和FDI对应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得到保证。因此，可以说，中国工业的国际外包承接和FDI行为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系数为0.720，而FDI的技术溢出系数则高达3.539，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能力则远远小于FDI。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外包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这表明跨国公司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其对于承接国的技术进步均是有益的。
3.技术溢出的行业特征
上述研究是基于31个中间产品行业的整体而做出的，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国际外包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很明显的，但是，深入到各个行业内部来看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了厘清这一情形，我们对模型（4.17）进行调整，考虑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
利用模型（4.18），我们可以看到各行业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所在，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比较各行业的国际外包与FDI的技术溢出系数。其结果见表4.12。
表4.12 各细分行业国际外包与FDI技术溢出系数
续 表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正”表示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负”表示明显不存在技术溢出；“＋”表示效应不显著但是有溢出倾向；“－”表示效应显著但是不存在溢出的倾向。
通过表4.12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国际外包还是FDI，其技术溢出效应均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回归系数可以讲溢出能力分为四类：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明显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但有溢出倾向以及效应不显著但不存在溢出倾向。
对于国际外包而言，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6个行业存在明显技术溢出效应；而煤炭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业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和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5个行业则明显不存在技术溢出，国际外包承接反而妨碍了产业的技术进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多达13个行业的国际外包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但有正的倾向；而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7个行业国际外包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且有抑制技术进步的倾向。总体上，国际外包行为表现出积极的一面的共19个行业，而表现出消极的一面的共有12个行业。
而对于FDI来说，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多达17个行业；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4个行业的FDI则有碍于技术进步；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8个行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但有促进技术进步的倾向；仅有造纸及纸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2个行业的FDI行为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并有妨碍技术进步的趋势。FDI行为表现出积极性的共25个行业，表现出消极影响的共有6个行业。
相较而言，即使从细分行业上来看，FDI对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是高于国际外包的，但是，不论如何，两者的积极作用均高于消极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工业当前来说，积极引入外资和推进外包承接活动仍然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
（二）产业内溢出还是产业间溢出
实证检验表明国际外包承接确实具有技术溢出效应，那么，外包的技术溢出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扩散的？我们知道国际外包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形式，而且，它也是跨国企业FDI这一组织形式的一种替代模式。虽然现有研究对于国际外包相对缺乏，但是，对于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扩散行为的研究则相对深入，并且也是各自领域里面的重点内容。
李小平等（2008）对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一个总结，将之归结为进出口竞争效应、“出口中学”效应、进口数量效应和进口种类效应四种途径。对于FDI的技术溢出机制，一般研究认为通过示范效应、“干中学”效应、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达到技术扩散的目的（邱斌等，2008）。事实上，国际外包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形式和FDI的一种组织替代，其溢出途径也是类似的，王晓红（2008）对此有一个总结，认为外包通过示范带动效应、学习模仿效应、人才培养效应、竞争激发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五种突进产生了技术溢出。与国际贸易和FDI类似，前四种溢出机制主要发生于产业内部，后一种机制主要发生于产业之间，而对于产业间关联又可以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那么，外包的技术溢出到底是通过产业内溢出还是产业间溢出的呢？
为厘清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我们在模型（4.17）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为了分析的简洁，我们暂不考虑FDI而只对国际外包进行研究，引入外包的前后向联系，其计量模型变为：
我们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了（4.19）式，同时，为了对比分析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我们还将二者单独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对应于表4.13。
表4.13 国际外包溢出途径检验结果
续 表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F统计量一栏中，RE模型对应的是Wald统计量。
可以看到，各类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暂时不考虑产业间效应时，国际外包对应的是正的技术溢出，然而在考虑了产业间作用之后，国际外包的产业内效应变为了负号，这意味着国际外包对于产业内技术进步与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扩散作用完全不同的，也意味着研究外包的技术溢出时必须考虑产业间的相互关联作用。
结合产业关联作用之后，可以发现，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机制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在产业间，前后向的溢出能力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国际外包妨碍了产业本身的技术提升，但是，却有益于关联产业的技术提升，特别是后向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而对前向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很明显，但是，有促进作用的倾向。我们知道，后相关联主要体现的是产业对于其他行业的诱发作用，而前向关联则主要体现的是其他行业对该产业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国际外包的承接增加了产业的产出，从而诱发了相关产业的需求，而由于外包产品技术性的高要求，这对其他关联产业的技术也提出了挑战，从而迫使关联产业的技术要进行升级。而前向关联的相关产业则是对外包产品的需求，这对相关产业技术升级的要求不是特别大。这可能正是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主要推动的是后向关联产业技术升级的主要原因。
在此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某一产业的国际外包对于本国该产业的技术进步不仅没有推动作用，反而存在抑制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外包产业的技术进步由于国际外包的增加而受到了阻碍，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也是我们在制定外包政策时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问题是，这种影响在各类产业中是否有着不同之处？为此，我们对前面分类的资源密集产业、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分别进行讨论。
利用Hausman检验比较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后，我们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见表4.14。可以看到，除了劳动密集产业之外，各类产业的国际外包均有碍于外包产业的技术进步，并都有较强的后向关联溢出作用，而只有资本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存在前向技术溢出。在技术溢出能力上，资源密集产业存在两个极端，其国际外包行为具有极强的妨碍本国资源产业技术进步的不利影响，但同时对于其他行业的后向技术溢出也是十分巨大的，对后向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类似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也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内技术抑制影响和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资本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则主要体现着产业间技术溢出上，产业内溢出效应不明显。劳动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是负面的，不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均是如此。由此可见，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鲜明的产业特征。
表4.14 各类产业的外包技术溢出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本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外包承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它有碍于外包产业的技术进步，但是，却对后向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产业差别，与产业特征有着明显的关系。但是总体而言，外包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产业关联作用得以扩散的，其溢出渠道主要源自产业间。
二、承接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率的增长，这是产业绩效的一种重要衡量方式，也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一种热点内容。在第三章的分析中，我们也挖掘到了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这一传导机制，那么，在现实经济中，中国大量的国际外包承接活动对于生产率增长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与一般文献不同，本书不将国际外包这一变量引入生产函数进行分析，而直接构造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计量模型。我们结合国际外包的特点和wu（2005）关于FDI的溢出效应检验模型，构造如下检验方程：
其中，g表示生产率增长率，OSS表示国际外包，FDI表示国外直接投资，R＆D表示研发支出，i表示行业指标，t表示时间指标。μi表示产业个体效应，uit表示误差项。
除了国际外包在计量模型中之外，我们还将FDI和R＆D引入到解释变量之中。我们知道FDI和国际外包是跨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两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形式，FDI被认为是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一种重要形式，现有文献对此也有着广泛的研究。[15]而R＆D投资也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作用也得到了国内外文献的广泛承认（李小平等，2008）。
但是，这一模型只能考察外包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尚不能检验其溢出途径。我们知道国际外包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途径对生产率产生影响，前三种机制主要对应于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而最后一种机制主要对应于产业间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Blalock（2002）在研究FDI的溢出机制时，以FDI数据为基础构造了FDI的不同溢出指标，我们借鉴其分析模式以国际外包数据为基础构造不同的国际外包溢出指标，从而可将计量模型变换为：
（二）生产率的计算
1.测算方法
传统的计算生产率的方法是索罗余值法，这种方法也是以具体的生产函数假设为基础的，而这正是本书力图避免的一种方式，为此我们以DEA法对中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基于DEA方法测算的Malmquist指数，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性的假定，不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不要求生产处于有效率的路径上，也无须知道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际份额。同时，该方法还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生产率的构成。
式中，y∈RM为产出向量，x∈RN为投入向量，z为每一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基于距离函数，可以构造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在上式中，技术效率（TE）是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自由处置的条件下的相对效率变化指数，这个指数测度时期t到t＋1每个观察对象到最佳实践边界的追赶程度。TC是技术进步指数，[16]这个指数测度技术边界的时期t到t＋1之间的移动。该指标大于1表示技术进步，等于1时技术无进步，小于1时技术退步。
在进行测算时，我们以产业增加值为产出变量，以产业资本存量和产业就业人数为投入变量，利用DEAP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中间投入行业1998—2008年的生产率变化及其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指数变化情况。
2.测算结果
基于前面介绍的DEA算法，我们对1998—2008年31个中间投入品工业行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标进行了测算。表4.15的测算结果表明，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均大于1，这表明考察期内每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在增长。在进行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分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均大于1，而技术效率指数则有不少行业是小于1的，同时，就整个工业平均值来说，生产率增长率为13.9%，而技术进步率则达14.4%，相反，技术效率值变化－0.4%，这表明整体上讲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则在考察期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工业相对于大幅度技术进步而言，新技术的利用效率不高，消化吸收能力有待增强。
表4.15 1998—2008年各行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续 表
就细分行业来讲，不少行业的技术效率还是有所增强的，这主要体现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业制造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和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上，这里面包含了绝大部分的高技术行业，也就是说，在考察期内，我国的技术密集行业的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少战略性行业，如石油化工以及医药制造类行业的技术效率处于下降状态，这也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引起重视的地方。
（三）生产率溢出效应检验
1.总体考察
我们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以便首先检验国际外包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进而判断其溢出途径，回归结果见表4.16。本书的不可观测效应模型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可能的选择，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值加以判断，表中的模型也是据此选择的最优结果。
表4.16 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续 表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模型（4.20）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论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其分解指标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FDI对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研发投资的影响虽然是正面的，但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本书FDI的正向溢出作用支持了“促进论”观点。[17]而对于研发投资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李小平等（2008）则将此归于R＆D投资强度过大而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和经济体制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指出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过高的R＆D投资强度导致了投资回报率递减，同时投资主体不能有效地利用好R＆D投资，导致R＆D投资效率低下，甚至于浪费；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R＆D投资主要集中国有企业，而我国国有企业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而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和委托代理问题，这也导致了R＆D投资的低效。
本书要考虑的核心变量是国际外包，但从国际外包的回归系数来看，其显著性较差，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并不明显。这也就是说，国际外包对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模糊不清的，不存在明显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
当我们将结果转向模型（4.21）的回归结果时，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回归结果仍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并且相比模型（4.20）而言，FDI和R＆D的回归系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也表明了本书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但是对于国际外包的溢出途径上看，横向溢出为正（除了相对于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外），后向关联效应为正，而前向关联效应则为负，这也明显地告诉我们并非国际外包不存在溢出效应，而是由于国际外包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溢出相互作用导致了总体上的国际外包溢出效应的模糊。
国际外包关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际外包对于相应产业的技术和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是明显的，也就是说，产业内溢出作用明显。而对于产业间溢出影响则相对复杂，其后向关联效应为正而前向关联效应为负，这表明国际外包对于上下游产业的溢出机制是明显不同的，促进了下游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而抑制了上游产业的发展。这与我们的预期也是相符合的，一般来说，在外包生产模式下技术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更为明显，原因在于跨国企业往往帮助接包企业建立生产设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线；为提高接包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提供或帮助接包企业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同时，还可能为接包企业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以此来提高接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这些均是后向联系中产生溢出的方式，在前向关联产业中则没有这些影响。而对于前向关联产业，由于接包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和生产率水平，其生产效率更高，从而抑制了对上游产业的需求，因此，前向关联效应的预期为负。但是，本书的实证检验表明，国际外包对于上游产业的巨大抑制作用则是出乎意料的，它甚至盖过了对后向关联产业的技术和生产率拉动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国际外包的产业政策时要更加小心，尽量避免国际外包溢出效应中的负面效应，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产业国际外包中正面溢出作用更强，负面效应更小？这就需要我们对各类行业的外包溢出机制作进一步考察。
2.分行业检验
由于国际外包在产业内和产业间溢出的巨大差异，其溢出机制并不见得对承包国都是有利的，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到底什么样的产业的接包对于我们更为有利？同时，也鉴于中国工业结构的复杂性，我们将31个中间投入品产业进行分类，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产业进行仔细对比研究。表4.17是我们分别对资源密集产业、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4类产业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
从分行业的检验结果来看，除了极个别外，各类产业中FDI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均是显著存在的，而R＆D投资的影响都不甚明显，其统计上的显著性都较差，这也表明FDI和R＆D的影响在各类产业中具有较强的共性，但是，各类产业中国际外包的溢出渠道的差异则是十分明显的。
对于资源密集产业而言，国际外包产业内溢出为正，前向溢出为负，而后向溢出效应模糊，总体上产业内溢出小于产业间溢出且正面影响要小于负面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际外包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技术效率达到的，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对于劳动密集产业而言，国际外包除了对上游产业的技术效率有微弱的负面影响之外，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基本不明显，劳动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承接活动既没有促进产业的发展，但也不能肯定其对产业具有抑制影响。对于资本密集产业来说，却存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情况，国际外包的产业内溢出效应为负，而前向关联效应为正，后向关联则仍然不明显，最终的结果也表明这类产业的承包活动是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产业中，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而不是通过技术效率达到的。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其国际外包活动具有明显的产业内正向溢出、前向关联负面溢出和后向关联正面溢出，并且可以发现其活动对于生产率的正面影响是相当明显的，而且有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是，这类产业的接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的。此外，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具有明显的后向关联效应，它对其下游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小结
本小节我们首先利用DEA方法将中国1998—2008年31个生产中间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国际外包承接活动对生产率的影响，检验了国际外包的溢出效应，接下来，我们还构造了外包溢出渠道的不同指标，并对国际外包的溢出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经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1）1998—2008年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增长，但这一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国工业技术效率在考察期内有所下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像石油化工以及医药制造类行业等战略性产业的技术效率有明显下降，不过绝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是上升的。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除了进一步重视产业的技术进步之外，尤其要注重对战略性产业生产效率的培育，创造提高技术效率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2）从技术溢出的角度上讲，FDI的溢出效应是明显的，R＆D投资的影响不彰，国际外包的溢出效应也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对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也是类似的。但是，国际外包溢出效应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相反，中国的国际外包承接活动具有明显的产业内正向溢出和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显著的前向关联负效应，只不过两者相抵以至于最终国际外包溢出效应不明显。同时，国际外包对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也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引进外资，同时，还必须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国有经济体制，引导R＆D投资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则必须合理地制定外包产业政策，发挥其技术溢出功能与产业关联效应。
（3）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国际外包承接的溢出机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国际外包活动对资源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均表现出了负面作用，但是，对资源密集产业而言，主要是通过影响其技术效率所致，而对于资本密集产业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其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同时，国际外包对两类产业的产业内和产业间溢出机制恰好相反。国际外包对于劳动密集产业来说，除了表现出微弱的前向关联负效应之外，基本上对于产业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发生作用。只有对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而言，国际外包对生产率增长才表现出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它通过产业技术进步达到这种效果，而且，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主要是通过产业内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来促进产业发展的。据此，我们得出结论：我国的外包产业政策，对于资源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承接活动政府应当加以限制，对于劳动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承接活动政府可以放松管制，而对于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外包承接活动政府则应当加以鼓励，并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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