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二战后，日本经过约20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国民收入也随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以年均9%—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是，为什么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有限，劳而不富呢？
这是由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我国工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决定的。
我国是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简单地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提供资金，或提供技术，中国提供劳动力，俄罗斯、拉美、中东等国主要提供自然资源。
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次全球产业转移。欧美等发达国家把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时东亚四小龙兴起，就是因为承接了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日本也希望在东亚范围内搞一个相对优势分工。这个设想被称为“雁阵经济”。大雁飞行时往往排成一个人字形。日本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成为头雁，韩国、台湾等凭借劳动力排在其后，而东南亚凭借资源优势加入雁阵。
我国当时出于解决外汇问题的紧迫需要，开始利用劳动力参与竞争。我国劳动力竞争优势确实强大。1978年11月，深圳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在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成立。甲方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主要加工业务是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当时，香港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价格上升。按照每天100元，每月3000元的标准，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很难找到工人。而当时上屋村人均年收入为110元。工厂成立时，职工每月工资80元。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双赢。当地农民扩大就业，提高收入，而港方自然获利更大。即使以1979年上屋的工人每月180元，香港工人工资每月3000元计算，工资一项每人每月就节省2820元。夸张点说，这笔工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即使除去运输费用、厂房租金、税费等，港方的利润仍然是极其巨大的。
在后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产生世界性冲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人的工资往往只是同类工资的几十分之一。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双密集型产业不断向我国转移。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国以劳动力优势参加竞争，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这实际上是“竞劣”，也就是为了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争，看看谁的工资更低。这种所谓廉价劳动力，实际上还意味廉价的资源和生态成本。这种竞争不仅局限在发展中国家间，也发生在我国地区之间。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竞相提出优惠条件，压低地租、管理费和工资。同类行业内部机构内部竞争就更加激烈。
以劳动力价格优势参与分工，这就使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业环节，附加值低，利润微薄。
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是指在产品的设计、制造、流通、营销等环节中创造的超过原材料的价值增加值。按照通常的说法，智力因素如技术、创意、营销等会创造高附加值，会获得高利润，简单劳动的附加值则创造低附加值，获得的利润也较少。
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或者说跨国公司的世界化战略，实际上是其在资本的集中和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资本追求垄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新形式。因此，在产业向外围转移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并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它向外部转移的只是生产制造部门，通过直接投资、或者参股、或是通过外包网络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配置产业链。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工作依然集中在其所属国的领土，资本大部分为该国所控制，企业的领导职务也是如此。再有，几乎全部的研究开发工作，尤其是战略性工作都是在公司所属国的本土进行的。它们通过对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和产业链的整体控制，跨国公司仍然牢牢控制着转移出去的生产部门。
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是由“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发展壮大而来。这些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承担着产业链中的制造组装环节，附加值低。前些年有人把这些产品叫做“贴牌产品”。中国最著名的低附加值产品，就是芭比娃娃。我国珠三角地区、浙江义乌地区是最重要的芭比娃娃产地。[1]
按照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数据，我国企业制造芭比娃娃的价值是1美金，最后在美国的沃尔玛卖出去的价格是9.99美金。从一开始的制造到终端的零售整个价值的创造是接近10美金，可是中国制造业只创造了1美元的价值。其他的近9美金的价值是怎么创造的呢？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以及零售，整条大物流的产业链，基本上都操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当然，这1美元也不会完全给中国生产厂家。据媒体报道，我国厂家生产一只芭比娃娃，只能赚取0.35美元的加工费。在产品的利润分配中，中国厂家的地位可见一斑。[2]
现在，我国加工贸易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机电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已经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但是，在新的科技产品中，我国大多数厂家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如果说以前是组装“芭比娃娃”，那么，现在是组装高科技产品。当看到出口数据时，人们看到是“MADE IN CHINA”科技产品涌向世界，但是，在高科技产品的利润分配中，我国厂家只能拿到很可怜的一小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利润空间低，工人工资是很难增长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劳动力价格增长，沿海企业就谈虎色变。这是劳而不富的原因。
以加工制造业发达的广东为例。据广东相关部门监测，2013年第二季度，全省监测企业在岗员工薪酬待遇水平（普通职工）：总体月均工资2142元（同比增长9.4%）；珠三角地区2326元（同比增长10.6%）、东西北部地区1740元（同比增长7.3%）；制造业2236元（同比增长10.8%）、服务业1766元（同比增长6.5%）。
全省监测企业在岗员工薪酬待遇水平（技工）：月均工资2666元（同比增长6.5%）；珠三角地区2833元（同比增长6.7%）、东西北部地区2198元（同比增长7.3%）；制造业2780元（同比增长8.6%）、服务业2168元（同比增长3.2%）。根本不需要复杂计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来判断一下，这样的工资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一般把这种利润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称为产业链竞争。全球化就是产业链竞争时代。中国人不仅要劳动，而且要实实在在富起来，就必须改变这种在产业链中的不利地位。要改变这一地位，技术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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