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革命的领导中枢

中共顺直省委是中共中央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机构。历史上北京又名顺天府，河北省叫直隶省，于是，党在这一地区的领导机构就称顺直省委。1928年6月6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北京、天津后，国民党政府于6月20日，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但这时中共组织的名称没有变，仍称顺直省委，一直到1930年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才将顺直省委改为河北省委，河北省委一直存在到抗日战争爆发。为什么说顺直省委（河北省委）是北方革命的领导中枢呢？本来北方区委是革命的领导机构，但它于1927年4月被破坏后，随后成立的顺直省委就担负起北方革命领导中枢的职责。虽然中央几度设置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但存在的时间或者不长，或者与中共河北省委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事实上是河北省委领导着北方的革命斗争。当年，顺直省委和河北省委除了领导北平、天津、河北现辖地区党的组织外，还兼管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豫北、陕北、鲁西北等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解决内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927年6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成立，代号为“盛智僧”。顺直省委一成立就经历了党内斗争的波折。7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彭述之到达天津。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彭述之任省委书记。中央在八七会议后，决定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别于8月9日和11日讨论北方工作问题，决定设立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9月2日，蔡和森、王荷波来到天津，立即向顺直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设立北方局的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们开始着手进行省委改组工作。9月22日，他们参加了顺直省委召开的改组会议，王荷波亲自主持会议。第二天，顺直省委进行了改组，这是顺直省委的“第一次改组”。省委改组不久，指挥玉田农民武装暴动的省委常委于方舟、杨春霖牺牲。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召集北京党组织开会，由于叛徒告密，王荷波和与会的18人全部被捕，惨遭杀害。北方局、顺直省委和铁总等机关也相继被破坏，改组后的省委常委会成员残缺不全。而被撤销省委书记，仍留在省委工作的彭述之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采取非组织活动，在北京市知识分子中组织反对派，反对改组后的省委。于是1928年1月14日，蔡和森主持召开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会议。

1927年8月，顺直省委成立时旧址（今天津山西路耀华里2号）

尽管顺直省委进行了两次改组，但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于3月下旬到达天津。经过调查，他发现，顺直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政治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党员干部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极端民主化倾向十分严重；不少党员对省委失去信任，对党的决议和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闹经济主义。5月15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认为顺直省委当前工作紧张，领导力量薄弱，决定让刘少奇担任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顺直党的领导。

在解决棘手的“顺直问题”上，中共中央费尽了心思，成立了“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8年7月22日至23日，刘少奇和陈潭秋、韩连惠共同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改组了省委，推举韩连惠任省委书记。刘少奇、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此后，顺直党内又发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一是韩麟符问题。顺直省委7月改组会议给中共内蒙特支书记韩麟符处分后，一部分干部党员认为处分过重，遂开始反对省委的决定。二是王藻文问题。王藻文表面上接受中央对他的处分，实际上极为不满。他暗中联合了一批被党开除的人及党内的落后分子，变本加厉地向党闹经济问题。三是“京东问题”。7月改组会议后，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认为，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后，省委工作仍无起色，右倾消极，对下属没有领导，请示工作不答复。因此，他们要求改组省委。

在这种情况下，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的职权，并停止京东四县党的活动，其他各县市的工作由他们三人直接指导；同时决定陈潭秋即去上海向中央报告，请中央迅速组织特别委员会到顺直解决一切问题，指导各地工作。11月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即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惠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12月11日，周恩来从上海抵达天津。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周恩来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向前看，从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样做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原来像一团乱麻而令中央深感棘手的“顺直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

陈潭秋

天津佛照楼旅馆（今哈尔滨道50号）

1928年12月下旬，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张庄大桥附近两排平房内秘密举行。会议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顺直省委。1929年1月10日晚7点多钟，周恩来在佛照楼亲自主持召开了改组后的省委第一次常委会，并宣布新的省委领导人名单：韩连惠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张金刃任组织部长。至此顺直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北方党领导中枢的第一次党内纷争终于平息。此后，有近两年的时间，北方党组织的活动步入正轨。

1930年，根据北方工作的情形，中共中央将顺直省委改建为河北省委。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第一号《取消北方局》，建立中共河北省委。12月29日，中央批准了河北省委组成人员名单。由阮啸仙任代理书记，省委机关仍驻天津。然而，河北省委刚一成立，又要面临一场激烈而复杂的党内斗争。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和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六届四中全会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斗争也影响到了中共河北省委。1月初，河北的一些党员成立“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简称“筹备处”），以执行召开河北省紧急会议的任务，并决定“筹备处”的活动不受中央和省委的领导，实际成了第二省委。1月10日，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为“筹备处”脱离中央和省委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求他们回到省委领导之下，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但遭到“筹备处”的拒绝。

针对北方党的混乱状况，中共中央于1月下旬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决定停止中共河北省委职权，取消“筹备处”，组织临时省委领导河北党内的工作。随后，派出陈原道、徐兰芝、贺昌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北方执行这一决议。1月28日，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2月5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成立。第二天，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作出《拥护四中全会与接受中央对河北党工作指示决议》，同时作出《解散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决议》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分裂党的组织的告同志书》，要求受“筹备处”蒙蔽的党员回到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筹备处”的主要骨干分子，继续坚持反党分裂活动。2月18日，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迫使他们停止反党分裂活动。“筹备处”的骨干分子表面上接受了党的处分，宣布解散“筹备处”的组织，但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还经常集会。4月8日，“筹备处”成员又一次集会时，被国民党军警侦知，被捕11人。至此“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五遭破坏，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团结出战斗力，不团结则遭破坏。河北省委的第一次被破坏就与第二次党内斗争有直接的关系。1931年4月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在天津正准备召开全体常委会议时，由于“筹备处”骨干分子韩连惠被捕叛变，造成包括省委书记徐兰芝、组织部长陈原道、秘书长刘亚雄等在内的13人被捕。同时天津市各区党员和干部被捕的也很多，给党造成很大损失。这是河北省委第一次被破坏。

省委第一次遭破坏后，省委巡视员阮啸仙同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商定，将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立即报告中央，并决定省委机关迁往北平。4月10日，阮啸仙召集在北平的省委委员开会，决定组建河北临时省委，由阮啸仙、刘锡五、廖划平组成。中央派殷鉴于5月6日到达北平。5月8日，殷鉴在动物园湖边召开河北临时省委常委会议，重新组建河北省委。根据中央决定，殷鉴任省委书记，阮啸仙负责组织，廖划平负责军委，刘锡五负责职运，马辉之负责铁总，共同组成省委常委。胡锡奎、薄一波、郭亚光、赖德等为委员。

胡锡奎

五六月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华北当局要把北平的共产党作为重点予以镇压。这时由于省委原书记徐兰芝叛变投敌，这一届省委仅工作一个多月，6月26日，省委第二次遭到大破坏。殷鉴、胡锡奎、薄一波、廖划平、郭亚光、赖德等20多名领导干部被捕。在敌人威胁和诱惑下，廖划平、郭亚光、赖德叛变投敌，其他被捕人员被关押在监狱中。省委第二次遭到破坏后，由铁总负责人马辉之、北平党组织负责人平杰三、团省委负责人王德三人组成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坚持工作，一面恢复党的组织，一面清除叛徒。10月12日，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徐兰芝、廖划平、郭亚光、赖德等16名叛徒党籍。

由于叛徒出卖，11月12日省委机关第三次遭到大破坏。这次被破坏的起因是从太原发生的。当时，太原的特委党团组织由于一个叫胡敬民（即陈伯英）的团员被捕叛变而致使40余人被捕。胡敬民出来以后，来到北平找到团省委负责人王德，要求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太原特委被破坏的情况。由于省委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调查，就同意了胡敬民的要求。当省委代理书记马辉之、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王德和北平团市委书记王秋亭（后改名袁逸之）到胡敬民住处李阁老胡同京华公寓开会时均被捕。虽然省委驻北平代表平杰三由于记错了门牌号没有找到他们，但他回家后不久也被捕了。这是省委第三次被破坏。

省委遭到第三次大破坏以后，由省委委员、工运负责人施滉，省委委员、军委负责人曾健，省委秘书李致竹三人，又组成河北临时省委坚持工作。1931年12月，中央决定由省委原组织部长孟永祥为河北省委书记，李致竹负责组织，施滉负责宣传。1932年8月，由于省委组织部长李致竹被捕，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施滉负责组织，李铁夫负责宣传。

为适应新的形势，1933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派田夫（即孔原，又名石心、白石心、陈铁铮、陈子坚）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到河北主持北方工作。同时决定河北省委原书记孟永祥到江苏省委工作，由施滉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然而，从1933年5月开始，河北临时省委驻北平各机关、中共北平市委、共青团北平市委，以及党团基层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再次遭破坏。1933年8月，省委组织部长阮锦云被捕叛变，造成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处长洪灵菲、省委全体常委、省委秘书长及各地党组织百余名干部被捕，各地党组织遭受到一次空前严重的大破坏。省委代理书记施滉等多人英勇牺牲，省军委书记曾健、省委宣传部长邹春生、省委秘书长杨春华等叛变投敌，河北省委遭到第四次大破坏。

没有被捕的河北省委组织部代理部长胡大海、宣传干部李兆瑞等，自动组建河北临时省委。8月20日，中央任命饶漱石为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重新组建河北临时省委。9月1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代理秘书长陈竹君被捕叛变，造成省委代理宣传部长李兆瑞和省委机关多人被捕。10月27日，省委组织部长胡大海被捕后叛变，导致河北临时省委更多的人被捕。此为河北省委遭到第五次大破坏。11月中旬，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再次组建河北临时省委，指定吴雨铭任代理书记。这时，国民党在白区进一步加紧镇压共产党，河北临时省委机关在北平已难以立足和开展工作，经中央同意，临时省委及团省委机关由北平迁往天津。

从河北省委五次被破坏的过程看，每次被破坏后，就有后继者组建新的省委，党的领导从未间断过。尽管组织上蒙受了损失，但革命斗争一直在坚持着。

大浪淘沙，彰显真正共产党人优良品质

李铁夫

1934年3月，临时省委代理书记吴雨铭自动离职出走。在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主持下，推举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孟坚代理临时省委书记。

河北省委及北方党组织接二连三地被破坏，使一些党内同志陷入思考，对当时的中央路线提出批评意见。李铁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铁夫，原名韩伟鉴，又名胡国明，朝鲜人。1928年春来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他针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并进行抵制，先后发表《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等10篇文章。他的正确意见得到北方党团组织一些干部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执行错误方针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下，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开展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李铁夫受到撤销领导职务的处分。同时，受他牵连，河北党内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受到排挤和打击。1936年春，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逐步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恢复了李铁夫的领导工作，任命他为天津市委书记。1937年7月，李铁夫在延安病逝。

高文华

此后，中央又先后委派晓山（阮啸仙）和吴华南为中央巡视员到河北进行巡视，并改组河北省委。1935年2月，河北省委代理书记朱理治调陕北特委工作，在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的主持下，对省委主要领导人进行了调整，高文华为省委书记。6月，原来驻北方代表田夫奉调离开天津。临行前，他决定以省委为基础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高文华又任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由于河北省委遭到几次大的破坏，1935年又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主要的经费来源断绝了，省委一度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当时，高文华的公开身份是商人，他的爱人贾琏负责省委的交通和财务工作。她处处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党内开支。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十一二岁，小的才七八岁，还有一个刚出生四个月正在吃奶的儿子。经费紧张，交通员难以派出，影响了党的工作。贾琏看在眼里，十分焦急。经过反复琢磨，她产生了用自己的孩子换钱的念头。那个年月，女孩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卖出去后难免落入火坑。于是她的主意落到儿子身上。为了党的工作，高文华夫妇毅然拿定主意，将孩子以50块光洋卖给了唐山的一位妇女。

这50块光洋，整整维持了省委机关3个月的生活费用。直到1936年4月，刘少奇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这种经济拮据的状况才得以缓解。而高文华卖出的儿子再也没有找回来。

从1930年到1937年，河北省委虽遭受几次大的破坏，但河北共产党人前仆后继、顽强地坚持斗争。这期间，不仅组织了城市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而且还组织领导了五里岗、高蠡、冀南等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为以后的斗争播下了火种。1936年4月，在刘少奇主持下，将1935年6月以后的“一套班子，两个牌子”的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从组织机构设置到人员组成彻底分别设立。从此，中共河北省委便成为只领导河北省辖区内各级党组织的省委组织。省委书记仍由高文华担任，柯庆施任组织部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部长。此后，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省委经过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开始把整个组织工作转移到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并把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活动正确地结合起来，使河北省各级党组织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党的代表会议。鉴于河北省自华北事变以来实际上已经形成冀东沦陷区和平汉线国民党统治区，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形势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开展党的工作，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共河北省委一分为二。在沦陷区冀东建立中共河北省委（俗称“敌后河北省委”），驻地在天津，由李运昌任书记；在平汉线国统区建立中共平汉线省委，驻地在石家庄，由李菁玉任书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境内创建了多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党的工作由各根据地的区党委负责，并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省委印发文件时加用的伪装封面

历任顺直省委书记简表（1927.8-1930.12）

历任河北省委书记简表（1930.12-19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