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暴动

大革命失败以后，河北的斗争环境日趋恶劣，河北党组织领导人民始终不屈不挠，开展了多次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斗争或暴动，其中玉田农民暴动、高蠡农民暴动、冀南农民游击战争等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这些暴动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扩大了党的影响，唤醒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意识。

华北首义，顺直省委组织玉田农民暴动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顺直省委决定配合南方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全省发动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玉田等地的农民运动开展较早，早在大革命时期，这一带就爆发了反“旗地变民”的斗争。正是看到有较好的群众运动基础和斗争经验，所以，中共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把玉田列入了北方暴动的重点地区。

“旗地”是清朝贵族入关后跑马圈地霸占的农民土地。辛亥革命后，这些旗地本应无条件地归还农民，但军阀政府却强迫农民高价购买，借机掠夺农民。鉴于这种情况，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农运特派员杨春霖和曾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玉田特别支部张明远等决定开展反“旗地变民”的斗争。他们在100多个村子组织了农民协会，1927年1月17日（腊月初八），带领3000多名会员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冲进玉田县议会，县议员闻讯逃跑。后来，近万名愤怒的群众又直奔县公署，县长命令爪牙鸣枪恫吓。群众忍无可忍，捣毁了县政府的门窗。县长被打伤，爬墙逃走。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军阀政府没敢继续催征“旗地变民”款，玉田反“旗地变民”斗争取得胜利。在玉田农民斗争胜利的影响下，遵化、迁安等县也先后开展反“旗地变民”的斗争。

杨春霖

1927年9月24日，北方局书记王荷波赴玉田召开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新阶段，号召大家发动组织武装起义。10月10日，玉田中心县委为检阅起义力量，以纪念“国庆”和送原县长离任为名，组织玉田、丰润、蓟县农会会员在玉田县城召开大会。到会群众一万多人，大部分群众手持武器，精神振奋，会后举行了游行。

“双十”游行后，反动派加紧对革命的镇压，玉田县公署派出大批警察到各地抓捕农民协会负责人。10月17日，京东特委得知消息后，认为暴动的时机已到，立即结束在遵化县城子峪召开的京东农民代表大会，派张明远、解学海赶到玉田，连夜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布置暴动。当下组织临时指挥部，并集合起两万多人，于10月18日攻下玉田县城，占领县公署、警察所。10月19日，张明远、解学海率领200余名农民军撤到城北一带打土豪。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鼓舞了群众情绪。后来，奉军派兵前来镇压，农民军迅速减员，第一次玉田起义失败。

张明远

于方舟

玉田县城旧貌

顺直省委得知玉田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于方舟带领黄埔军校毕业的几名军事干部来到玉田，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准备再次夺取玉田县城。10月24日，在于方舟主持下，京东特委和玉田中心县委召开干部联席会议。于方舟传达省委的决定：“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攻占玉田县城，以玉田为中心，开展京东四县的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会后，在玉田农民军的基础上组建京东农民革命军，杨春霖为司令，张明远为总指挥。10月27日，京东农民革命军从遵化王爷陵向玉田进发。28日首战攻克平安镇，缴获警察和民团全部武器，捣毁税局，树起“土地革命”大旗，宣布土地革命政策和人民革命军的行动纲领，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农民革命军扩大到300余人。10月30日，农民革命军在鲁家峪宿营时，被东峪村地主刘玉梨探得消息，纠集了数十村的地主武装1000多人，于拂晓前将村庄包围。农民军寡不敌众，被迫分散突围。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等突围后，不幸在沙河被捕；张明远带部分武装群众突出重围。

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被押送玉田，于1927年12月30日壮烈牺牲。突出重围的张明远重新整顿武装到玉田北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月后，敌人又继续搜山。突围出来的农民军，为保存力量，分散潜伏起来。

组建红军，保属特委发动完县五里岗暴动

1930年6月，根据顺直省委指示，中共保属特委决定以完县(今顺平县)为中心组织农民暴动，并成立了以韩永禄为首的五人暴动委员会。

中共保属特委为实现顺直省总行委提出的地方暴动计划，决定首先发动完县五里岗暴动。完县县委在省委和保属特委武装暴动计划指导下，于1930年8月14日在五里岗召开了20多个村庄党员负责干部的紧急会议，布置了以五里岗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暴动。会后，即以党员为骨干，组织农民参加红军，准备举行暴动。

为什么要在完县五里岗这里组织暴动呢？因为韩永禄在五里岗这一带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韩永禄是五里岗人。大革命时期，曾被党组织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成归来，他任中共完县县委书记，在家乡一带领导农民开展与地主豪绅的斗争。五里岗紧急会议后不到三天时间，韩永禄便组织了300多人的农民队伍，以党组织平时隐藏的80多支大枪和部分手榴弹等武器武装起来。接着展开了收缴各村地主的枪支、分地主的粮食和财物的革命斗争。时间不久，就收枪200多支，并给农民分了粮食和财物，群众的革命情绪大振。暴动队伍迅速发展到500余人。

根据顺直省总行委的指示，8月17日，暴动队伍打出红旗，宣布正式成立红二十二军，总指挥韩永禄，下设三个大队，一个手枪队，每个大队又分四个小队，共12个小队。

完县五里岗暴动中，农民暴动队伍驻扎过的五里岗村石老顾家宅院

这时，完县反动政府将全县警察集结于县城内，准备“围剿”暴动队伍。红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心一鼓作气攻下县城。8月20日晚，暴动队伍冒着风雨，分三路包围了县城。次日拂晓发起了猛烈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当完县县城即将被英勇的红军攻破时，敌人从保定派出一个团的正规军，连同地主“联庄会”反动武装前来解围，形成了敌众我寡、被敌人内外夹击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完县县委决定把围城队伍撤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打游击。在撤退途中，围城队伍数次击溃了堵截的地方反动武装，于8月25日到达河口村，又被尾随而来的保定警备队，完县的警察和易县、涞源、唐县的“联庄会”等2000余人的反动武装包围，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将敌击溃，但形势仍十分严峻。暴动队伍转移到店子水村，在店子水村召开了党员大会，韩永禄听取了各种意见，最后决定：队伍暂时化整为零，大家分散隐蔽，投奔亲友，把枪支保护好，积蓄力量，准备再次暴动。当天晚上，红军突破敌人包围，暴动队伍解散。五里岗暴动失败后，敌人开始了血腥镇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完县。

遇挫不馁，保属特委组织髙蠡农民暴动

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高阳、蠡县地区广大民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资本家的盘剥等多重压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到了1932年，高阳、蠡县地区在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大批农民破产，人民反蒋抗日情绪强烈。河北省委决定在这一带发动游击战争，并派军委书记湘农到保属特委指导工作。

蠡县宋家庄暴动指挥部旧址（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家）

8月27日，在湘农和博蠡中心县委书记宋洛曙领导下，高蠡暴动在蠡县西区宋家庄爆发。为了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暴动群众开始四处张贴由保属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号布告，宣传游击队的十大行动纲领。30日，暴动队伍冒雨袭击高阳北辛庄之敌，在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国民党北辛庄公安分局及保卫团，缴获长短枪40支。此时，暴动队伍已发展到300多人，收缴长短枪120余支。当天晚上，他们在高阳县北辛庄召开会议，宣布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正式成立，湘农任支队长。同时宣布正式建立苏维埃政府，湘农、宋洛曙分别任正副主席。游击队支队部和苏维埃政府设在北辛庄高小院内，门前竖起镰刀斧头红旗。

31日，湘农命第三大队留守北辛庄，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去西演村打游击。游击队在西演村召开大会，到会群众上千人，他们还在该村成立了村革命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赤卫队、劳动童子团、少年先锋队等。当天下午，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回到北辛庄。就在这时，安国驻军白凤翔骑兵第六旅派出一个骑兵连包围了北辛庄。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湘农等人率部分游击队员突围，宋洛曙等17人牺牲，9人被捕。突出重围的队员在数倍敌人追捕下被打散。

为纪念在高蠡暴动中殉难的烈士修建的纪念塔

与此同时，博野县西南区响应暴动的40多名农民群众，由博蠡中心县委委员宋怀欣带领，在向北辛庄进发途中被敌人包围，激战后部分突围，19人被俘，其中18人英勇就义。还有蠡县北区的黎昌彦、李学敏，高阳东北区刘国庄一带的高国贤，高阳东南区河西村一带的侯君梅，高阳城北西陶口一带的翟树功，都带领部分群众响应暴动。由于北辛庄暴动队伍遭到镇压，他们都被迫解散暴动队伍，有的被捕后壮烈牺牲。

高蠡暴动历时五天，牺牲47人。中共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中共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保属团特委书记马永龄等也相继被敌人杀害。

抗日反蒋，直南特委组织农民武装斗争

1935年春，直南特委按照省委“加紧领导劳苦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实现大规模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的指示，在任县、尧山部分农村成立游击武装，发动五月暴动。由于准备工作不严密，暴动没有造成大的声势。

5月底，直南特委总结暴动失利的经验教训，在滏西建立了一些以党团员为基本骨干的游击小组和分粮“布袋队”。他们夜聚昼散，重点打击地主恶霸。由于活动隐蔽，又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深受群众拥戴。至10月间，游击队员发展到数百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游击队多次与任县、尧山一带的反动武装交战，并将其击溃。在几个月内，贫农团、“布袋队”发展到20多万人，“分粮吃大户”运动遍及冀南十余县。在游击队的威慑下，许多地主主动捐款、献粮、交枪，表示支持抗日救国。

1935年底，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到冀南视察工作，指导暴动。这时滏阳河西的任县、尧山、隆平和内邱（今内丘）的平原地带与河东的巨鹿、平乡、南宫、广宗等县，游击队的活动已基本连成一片。为在冀南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迎接陕北红军东征，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军事指挥，经高文华提议，1936年1月，平汉线游击队扩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刘文忠（刘子厚）、张杰任正副师长。下设两个团，共900多人，拥有长短枪800多支。

冀南农民武装斗争的兴起，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蒋介石紧急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限期“剿灭”直南“赤祸”。在国民党军队数千人的“追剿”下，农民暴动队伍被迫“插枪”（把枪隐藏起来），大批党员骨干避走他乡，转入地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河北境内发生的武装暴动还有：1932年8月的灵寿慈峪暴动、1932年10月的磁县小车社暴动、1933年3月的行唐水泉暴动、1934年1月的迁安暴动等。这些农民暴动，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震惊了华北。虽然这些暴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教育了群众，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