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妇女投身抗日斗争

在八年抗战中，晋察冀边区的广大妇女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行列，她们用细腻的女性方式，充分发挥出“半边天”的独特作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伟大贡献。

解放妇女，冲破封建枷锁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广大妇女们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就更加严重。战争到来之前，妇女们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下，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过着稳定的生活。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和稳定。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很多妇女的丈夫、儿女都死在日军的刺刀下，这就让广大妇女顿时饱受无所依靠、家破人亡的痛苦。除此之外，她们本身也随时成为日军蹂躏的对象。丧亲之痛加上受辱之耻，激起了她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广大妇女成为最具抗战潜力的群体。

但仅仅依靠妇女的自我觉醒就可以扛起半边天进行抗战了吗？其实不然。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几十年前农村妇女生活的状况了。

在当时，广大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长期以来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恪守“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妇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长期被困在家中，逐渐丧失独立的人格，成为男人的附属物。加上边区大多地理位置偏僻，而且文化教育落后，穷人家的男孩都上不起学，女孩就更不用说。农村妇女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多都目不识丁，思想闭塞。有个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现状：“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唐县有个花盆村，当问起村里妇女是哪国人的时候，她们居然说自己是‘花盆国’的。”可以看出当时边区农村妇女的闭塞落后和不问世事。

广大妇女的现状如此，可战争已经爆发，全民族的抗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唤醒和动员占一半人口的广大妇女解放自我、投身抗日就成为抗战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妇女的参战作用有着清醒的判断。毛泽东就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要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他还发出“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豪言壮语。

既然妇女对抗战胜利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如何帮助广大妇女克服自身存在的不利于抗战的客观因素，唤醒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投身抗日，就非常迫切和有必要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做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动员工作。“妇女解放运动”如同抗战形势一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先得有纲领政策和组织来指导妇女解放运动。1937年9月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就是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宪法”。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成立 “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妇救会成为越来越多妇女的“娘家”。

有了组织就得有妇女参加进来才行。在动员农村劳动妇女参加妇救会时，最初发动的多是在村中被封建理教认为不规矩的妇女。这些妇女往往性格泼辣，无所顾忌，能说会道，敢作敢为，有一定的办事能力。还可以从身边人入手，动员朋友、家属、同学参加妇救会。在宣传方式上，也是花样众多，妇救会干部往往先唱抗日歌曲吸引群众来听，然后教群众唱歌曲来打开工作局面。更有的妇女干部直接逐门逐户登门拜访，对妇女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发动，使得“一家八姐妹齐出家门参加抗战”。

要发动边区妇女参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脱盲教育和政治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农村妇女明白事理，主动关心国家的命运，积极投身抗战之中。

1939年冀中九分区妇女救国会召开县妇救会主任会议时的合影

当时最常见的教学模式就是妇女纺织识字小组。这种模式充分适应妇女家务多、没有时间专门学习的实际情况，让广大妇女一边纺织，一边学字，使生产和识字两不误，受到妇女学员的推崇。还有一种以小学生做教员的“小先生制”，可以说是一种创举。“小先生一来，就攻破了‘娘子关’。”“小先生连新娘房里都能钻进去上一课。”这就轻松攻破了妇女教育不易普及的难关。这些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赢得了边区广大妇女对边区政府的好感。在脱盲识字教育的同时，政治教育也蕴含其中。识字班的教材多以抗战故事、劳动模范事迹和革命道理为主要内容，这样就将抗战主张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广大妇女。

各级妇救会在动员妇女的过程中，还积极宣传男女地位平等、妇女抗日自由、反对虐待妇女、婚姻自由等思想，号召根据地妇女向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争取妇女的自由权利。在当时，有许多妇女因为走出家门参加抗日活动，受到落后丈夫或顽固公婆的阻拦和限制。还有一些不合法的婚姻关系束缚着妇女解放。边区政府对此类行为都按照法律进行了严肃处理。经过这些典型事件的处理和宣传教育，大大鼓舞了妇女们抗日和反封建的勇气，越来越多的妇女冲出封建牢笼，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意识被逐渐唤醒，广大妇女主动从“锅台灶边”走出家门，参加到抗日的洪流中来。

无私奉献，积极拥军支前

广大边区妇女的抗战意识被唤醒，在大部分青壮男性奔赴抗日前线后，她们默默坚守后方，挑起生产重担，积极拥军支前，慰劳募捐，照顾伤员，为了抗战事业同样无私地奉献着。

当时，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已经是普遍现象。战争年代，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疯狂掠夺，加上天灾、疾病的流行，边区农业生产十分艰难，群众的生活很是困苦。广大妇女们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自救，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大力搞好家庭副业的生产。妇女们开展纺织、编织、养蚕、饲养家禽，以及挖煤、打柴、运输等副业生产，逐渐成为抗战时期生产自救的主力军。

抗日军队需要的衣服、被褥、鞋袜也都是由边区妇女来承做。后来部队有了被服厂，解决了大部分干部战士的衣被供应。但为战士拆洗缝补、做鞋袜以及地方武装的衣被鞋袜，仍由妇女来做。广大妇女们做好军鞋后，直接交给各级抗日政府。还有的村妇救会经常多做一些军鞋，慰劳过路或参战的部队。我们经常会在影视剧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当部队驻下或路过的时候，妇女们拿着鞋袜、鸡蛋、挂面等慰劳品送给战士们，甚至跑到几十里路以外的战场去慰问军队。她们心甘情愿地把舍不得用的东西给军队用，把舍不得吃的东西给战士们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募捐和慰问。这对于抗日部队不仅是物质上的实际帮助，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护理伤病员，也是边区妇女一项义不容辞的工作。战斗中，伤病员不能及时转到医疗队，这是常有的事。遇到这种情况，妇女们马上组织起来，对伤病员进行精心护理，如擦洗血迹，上药包扎，喂水喂饭。在冬天，有的伤员冻僵了手脚，有的妇女便解开自己的上衣，用身体温暖战士的手脚，还有的妇女为重伤员义务输血。不少妇女为了掩护干部和伤病员遭到日军的毒打，甚至牺牲自己或儿女的生命。

边区妇女和男子一样抬担架救助伤员

戎冠秀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上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

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动员青壮年参军。为了保证战争的充足兵源，在扩兵动员大会上，广大妇女敲锣打鼓，开大会送亲人上战场，涌现出许多送郎队、送哥队、送儿队和模范妻子、英雄母亲，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动人场面。甚至还有未过门的媳妇冲破封建习俗到婆婆家动员未婚夫参军的事情发生。

在当时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的戎冠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戎冠秀是平山县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主任。她积极带领村里的妇女拥军支前，做军鞋、交军粮。在反“扫荡”中，她带领妇女给前线战士送水送饭；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了挽救伤员的生命，她拿出家里最后的面粉和鸡蛋做成可口的饭，一勺勺喂伤员；为了及时把重伤员送到医院，年近五旬的她带领妇救会会员，抬着担架，颠着小脚，奔跑在崎岖的山路上；为了掩护一个重伤病员，她临危不惧，让伤员踩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伤员举扛上去，藏进了山上的暗洞……多少伤员在转危为安时都情不自禁地向她行跪拜大礼，多少负伤的战士苏醒后对她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在动员本村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时候，她带头为儿子报名参军：“我有三个儿子，都报上名，验上哪个哪个去！要是不嫌我老伴老，让他给咱八路军喂马。”

在战争年代，像戎冠秀这样的拥军模范数不胜数，众所周知的还有拥军模范荣林娘、李杏阁……正是有了她们和千千万万数不清的无名女性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拿起武器，走上抗战第一线

1939年成立的完县（今顺平）北神南妇女大刀队

在战争年代里，广大妇女除了坚守后方，拥军支前，还有许多妇女直接拿起武器，参军参战，同许许多多男性一样，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抗战期间，边区和边区之间，特别是延安和各边区之间，经常有干部和工作人员来往，要护送他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些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抗战干部或者掉队战士，在敌人突然来临之际，要掩护他们躲避敌人的盘查。这些在当时都是掉脑袋的事情。但妇女们毫不含糊，毫不畏惧，她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利用妇女的特殊条件，比如化装、认亲、制造紧张气氛等机智巧妙的办法，来避开敌人岗哨的盘查搜索，通过封锁线，送信、侦察敌情或者掩护干部和战士。有的老人家将他们认作儿子，有的妇女将他们认作自己的丈夫。冀中有个老太太，就佯装用替她久病卧床的丈夫办丧事的方法保护了正在她家里开会的十几个抗日干部。

除此之外，广大妇女们直接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不惧困难，不怕牺牲，这样的例子也很常见：

爆破女英雄隰志华，15岁冲破家庭的束缚，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到夜校学习，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一心跟着共产党闹翻身、求解放。后来，隰志华当了村妇救会主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隰志华带领当地民兵村头站岗，山头放哨，埋设地雷，多次打退日军来村里“扫荡”，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安全。有一次，日军在偷袭时遭到地雷的轰炸，当即撤退。但有一些地雷未响，隰志华就亲自去排雷。不幸地雷爆炸，隰志华当场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才活下来。

阜平县妇救会主任刘耀梅，从16岁起就开始奋起抗日，积极追随村妇救会主任做革命工作。1943年秋，日军荒井部“扫荡”平阳一带，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阳惨案，刘耀梅此时刚好在那里，不幸落入敌手。入狱三天，荒井逼她说出八路军的机密，用尽酷刑，刘耀梅坚贞不屈。日军恼羞成怒，用刺刀将她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折磨了整整三天，最后她被掏心砍头，让人不忍目睹。死的时候才22岁。刘耀梅牺牲后，当地军民找到了她的遗体，由八路军《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叶曼之拍摄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刘耀梅之死》。现在阜平县平阳村就树有她的纪念碑。

冀东女英烈徐桂芝，烈士魏春波的妻子。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她践危负重，任劳任怨，承担了繁重的招待和警戒任务，成为魏春波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1938年12月25日，徐桂芝为掩护同志们转移，被敌人逮捕。用刑、过电、灌凉水，日军对她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妄图从她口中抠出魏春波的下落以及枪支、文件等物的埋藏地点。她宁死不屈，最终遭日军杀害。

这些和男性一样勇敢和坚强的可歌可泣的女英雄，在战争年代里，和男人一样战斗在抗日的第一线上，用女性特有的坚韧和不怕牺牲的情怀，书写着感人至深的动人篇章，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女性痕迹。

参政议政，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平山县第二届县议会期间妇女县议员积极参政议政

除了参加生产、拥军支前，最能体现妇女地位提高和妇女解放程度的就是广大妇女积极参政议政，走上领导岗位，和男性一样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政治舞台上。抗战时期，广大妇女同胞们在抗日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充分显示出女性的聪明才智，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她们用女性特有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赢得了社会上的赞誉，为妇女参政创造了条件。

在当时，为了促进妇女参政运动的深入，晋察冀边区妇女宪政促进会开办了妇女训练班，进行广泛的动员，讲解参选条例和选举须知，达到家喻户晓。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竞选，妇女们登台讲话，毫不怯场。有的妇女在竞选中大胆地宣称：“如果大伙儿选我，我一定抗战到底，一定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想法改善大家的生活！”“如果我当村长不行，选我个委员也可以。”……广大妇女担任女代表、女村长、女区长，甚至还有女县长。当时“豆选”出来的唐县女县长陈舜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舜玉当选唐县县长以后，群众送给她三件别致的礼物——镜子、针线和钢球，祝愿她“心如明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穿针引线”，“把唐县各界人民团结得像钢球那样牢固”。这些妇女干部当选以后，工作得都很出色，她们用事实证明了她们和男性一样，同样能顶起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