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的几次变迁

当历史进入1949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新中国即将成立，华北局决定撤销根据地性质的行政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当时的省会驻保定市。但自从河北省省会第一次建在保定后的20多年间，省会却经历了保定—天津、天津—保定、保定—石家庄的几次搬迁。最后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省会不要再迁了”，河北省省会才结束了搬来迁去的历史，最终长驻石家庄。

恢复建制，省会建在保定

1949年1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华北地区大部分解放，河北境内的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1949年5月，中央决定由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负责河北省的筹建工作，并由杨秀峰出任首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是，杨秀峰抽调北平市军管会副秘书长艾大炎、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高铁英具体落实筹备工作，并选定北平市地安门里锥把胡同八号院作为筹备建省的办公地点（即后来的河北省驻京办事处）。

7月中旬，河北省建省工作会议在锥把胡同八号院这个具有清代风格的四合院正式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组建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河北省军区的领导机构。根据中央的意见，新的河北省要在冀东、冀中、冀南和石家庄市、唐山市，即“三个大区两个市”的基础上建立。经过几天的酝酿讨论，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河北省军区领导成员名单和机构设置方案，并审查通过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名单。

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保定市召开，宣告中共河北省委正式成立。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在保定市宣告成立。保定成为河北省省会。这一天，保定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直隶总督署朱红色大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几个身穿军装的干部正在贴一张布告，这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秘字第一号布告，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罗玉川签发。布告宣布：“华北人民政府为加强统一领导，迅速开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建设，命令重新建立河北省行政区，成立河北省人民政府。”也是在这一天，白底黑字、从右往左横写的“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在热闹的鞭炮声中挂在了总督署大门的上方。下午6时，河北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河北省总工会筹委会、青年团工委会、妇联筹委会，在保定市新华大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省委书记林铁、省政府主席杨秀峰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和讲话。刚刚成为新省会的保定市各界群众，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于8月3日下午，在保定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河北省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在保定成立。

至于河北省成立之初为什么选择保定作为河北省省会，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档案资料和当时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但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保定居河北省中部，西依太行山，东临广阔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京广铁路穿过市区，与北京、天津成三足鼎立之势，历代为京畿重镇，战略地位重要，交通方便。二是保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清代起就是直隶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前也曾是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驻地，保定具备作为省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三是新组建的河北省是由冀中、冀南、冀东三个根据地性质的行政区和太行、北岳的部分行政区合并组成的。在建省时，冀中区党委、冀中行政公署已经在保定驻扎了近半年时间，而冀南行署驻地一直在威县，冀东行署驻地在唐山马家沟。保定具备作为省会的基础条件。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年选择保定作为省会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8年4月前，中共河北省委在保定的办公地点——直隶总督署

顺应趋势，动议省会迁到石家庄

新中国建立三年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成强大的工业国，也就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实现这个最高利益而奋斗”。怎样更有利于河北省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也直接影响了河北省省会驻地的选择。

从1952年开始，河北省委就对省会驻地问题进行了多次酝酿和研究讨论，并连续三次向华北局、中央请示，建议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移到石家庄市。1952年9月19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省会移到石家庄市的请示》。10月24日，河北省委再发电报，向华北局并中央陈述了《关于将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的补充理由》。但华北局和中央对河北省委一再请求迁移省会的建议，迟迟未给予明确答复。1954年1月27日，河北省委又一次向华北局和中央递交了《关于省会迁石家庄市的请示》，恳切提出：“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及有计划地建设需要，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移到有工业的城市，加强对工业的领导，为此，经省委几次讨论研究，一致认为河北省省会有由保定市迁往石家庄市的必要。”再次重申：“石家庄地处京汉、正太、石德诸铁路干线的交点，工业比较发达，且有发展工业的各种优越条件，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军事要地，该市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根据“我省工业发展趋势看，重心系在南部，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对省级党、政、民各部门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将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提出：“省会搬迁，所需迁建资金可从每年的税收超额留成中解决，并采取逐年建设的方法，到1957年正式建成。”河北省委一而再、再而三地就省会搬迁问题向华北局、中央请示，再请示，表达了省领导们将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的强烈渴望和坚定决心。1954年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石家庄的请示》，4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复，同意河北省省会迁往石家庄市，但同时明确“经费由河北省自筹”。

中央同意省会搬迁后，河北省立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成立了河北省省会迁移筹备委员会。根据石家庄城市规划，最初确定省府建在京广铁路以西（现桥西区和平西路河北省文化厅一带），并进行了地基勘测、征地及部分工程建设。后因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建筑工程部重新审查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车站、仓库、市中心聚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矛盾，于防空不利；铁路贯穿市中心，人声嘈杂，车马拥挤；炼焦厂、化学厂等有害工厂，对卫生影响很大等。于是，确定将原来的规划予以变更，省府驻地由桥西改为桥东（现在的河北博物院及东大街、西大街一带）。1955年2月9日，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河北省省会迁移筹备委员会关于省会迁建工程组织机构的意见》，决定建立由112人组成的省会迁建工程指挥部。随后，省会迁建工程在石家庄市的东南角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据当年在省人委行政处工作的韩致景回忆：“迁建规划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布局宏大，建筑物东西对称，南北呼应。现在的河北省水利厅、科技厅一带为广场，东大街、西大街之间，由南向北依次是8层的政府办公楼。然后是一条路，即现在的范西路，路北是花园，隔一条马路是省委的办公院，再隔一条马路还是一个花园。”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规模宏大的建筑规划，当时如果完成了，现在的石家庄将会是另一种模样了。

1954年和1955年，河北连续向石家庄投资1900亿元（旧币），开始了新省会建设。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贯彻中央“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1955年8月5日和13日，省委、省人委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停止省会迁往石家庄的报告》《关于停止省会迁移石家庄的报告》，决定河北省省会暂缓迁石，停止迁建工程，节约出的投资用于粮棉增长。第一次省会迁移工作无果而终，河北省省会仍驻保定。

冀津合并，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

河北省省会从保定迁移到石家庄市的计划搁浅后，河北省委将省会从保定迁出的努力并未停止。随着中央几次大的行政区划的调整，特别是平原省、察哈尔省、热河省撤销后，不仅使河北省的版图进一步扩大，也进一步增强了河北省委将省会迁移到有利于工业发展城市的信心。那么，石家庄没去成，搬到哪里更合适呢？再三审视河北的版图及周边省市，河北省瞄准了天津市，并由此产生了将省会搬到天津去的大胆想法。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当时天津还是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河北、天津都是省级建制，两地是平起平坐的兄弟关系。天津当时还是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又是北方的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工商业相当发达，发展水平远高于河北省。但天津又处在河北省的环抱之中，两地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河北亟须像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大城市作依托，因此，将省会迁到天津既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加快河北经济发展的现实所需。

中共河北省委搬迁天津后的办公地点

心动不如行动。1956年2月至4月，河北省委三易其稿向中央打报告，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当时河北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理由是：经济上可以互补，对促进两省市经济发展均有好处；军事上，一旦有战事发生，对动员全省人民防守天津、保卫首都都有积极意义；地理上，承德地区划归河北后，天津作为河北省省会最为适中，与各省市交通联系更便利。4月4日，河北省委将最终定稿的《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的报告上报中央，在重申了经济、军事、地理方面的理由后，还强调“从历史上看，自清末1901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河北省省会大都设在天津市”。5月16日，中央急电天津市委，请天津市委讨论《河北省委关于将天津市作为河北省省会的建议》。天津市委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讨论，但最终没有形成决议。

时间转眼到了1958年，在全国大力实施赶超战略，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形势下，河北迎来了重大利好。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将天津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天津市改由省辖后，河北省加快了省会迁移天津的工作步伐，省委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指出了省会迁往天津的诸般好处。4月18日，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从1958年三四月份始，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各局(委)开始搬迁。省委、省人委入驻利华大楼和天津汇丰银行办公，各厅局分散于尖山道、营口道、马场道、睦南道和滨江道等地办公。

河北省省会迁往天津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省会在天津的时间并不长，八年后又搬回了保定。

战备需要，省会重回保定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外来军事入侵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1966年，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并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加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指示。天津地处沿海，是国防前线，在当时全面备战的形势下，一旦打起仗来，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这样不利于省委更好地掌握全局，指挥作战。鉴于此，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同时，省会迁回保定，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尽快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于执行“备荒”的方针。1966年1月25日，河北省委就省会搬迁问题向华北局并中央打报告，认为省会迁回保定，“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备战措施，而且通过搬迁要解决好面向基层，面向前线，实行精简，改进领导，促进省级机关进一步实现革命化的问题”。同时，通过搬迁，使省委、省人委逐步成为亦工亦农的机关，从而扎扎实实地领导好“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这次制定的省会搬迁原则是：大分散，小集中，省委的几个部，省人委的几个委(办)，省军区搬到保定市；部分厅局搬到保定周围各县；部分厅局搬到所属基层事业单位。搬迁时间从4月份开始，搬迁顺序：省委、省人委、省军区等领导机关先搬，其他单位根据安排情况陆续搬迁。4月24日，省委下发了《关于省会由天津市迁往保定市的通知》，按照中央和华北局关于这次省会搬迁不在报纸和广播中报道的指示精神，从1966年5月，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陆续“悄悄”地搬回了保定市及周边各县。

但当时的保定市其实只是省委、省人委、省军区机关及部分省直机关所在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省会。因为省直大多数单位都分散于保定周边20多个县，其中省教育厅在定兴县，省林业局在易县，省卫生厅在涿县，省商业厅、省供销社在定县，省水利厅在安国县，省直属机关工委在任丘县，甚至有的远在张家口和邯郸。即便如此，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次省会在保定也仅一年多的时间，随后又迁到了石家庄市。

“文革”乍起，省会落户石家庄

省会迁回保定市后不久，各路人马刚刚落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保定形势之乱闻名全国。

1967年1月，省委、省人委被“造反派”非法夺权，再加上“砸烂公检法”，各地方政权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随之武斗步步升级，“造反派”持枪在保定市区横行。武斗一起接一起，昼夜处处闻枪声，保定局势变得十分混乱。

为了减少混乱，形成一个有权威的、全省统一的领导核心，1968年1月16日，北京军区在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石家庄市的‘文化大革命’走在了全省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月28日，筹备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署名向中央提交了《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

1月30日，是1968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一支由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悄然开出，一路向南直奔石家庄，坐在车上的人肩负着成立省革委、创建新省会的重任。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消息传到石家庄后，使这一年石家庄春节格外热闹。1月30日的《石家庄日报》报道说，石家庄人民个个激情满怀，五百万革命人民尽情欢呼，放声歌唱。石家庄大地披上了节日盛装，从市区到农村，到处洋溢着节日欢乐的气氛。2月2日中午，李雪峰、刘子厚等省革委领导从北京到达石家庄火车站。晚上，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石家庄市八一俱乐部举行，社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参加。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石家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东方红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会后，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石家庄市从此成为河北省新省会。省革委成立时占用的是石家庄地区革委会的办公楼（现裕华路省军区南院），后又搬到当时的石家庄六中校园，即现在的维明街省委、省政府大院。

1968年2月2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挂牌成立

总理拍板，“省会不要再迁”

虽然省会迁到了石家庄市，但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对保定的省会情结难断，并很快又产生了“再搬回去”的念头。就在石家庄作为省会两年多之后的1970年下半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就有了迁回保定的动议。这年9月19日，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返京途中在石家庄停车，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刘子厚等人谈话，问及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时，李雪峰回答说：“还是在这里（指石家庄）好。”毛泽东说：“这里离太行山近，山很深。”不过，李雪峰事后并没有传达毛主席关于省会问题的意见。

问题并没到此为止，省会搬回保定的“情结”仍在继续。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等人的反党罪行活动败露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由于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被认为是陈伯达等人策划的阴谋，1971年1月，在以“批陈整风”为主题的华北会议上，为了和陈伯达等人划清界限，省革委领导曾向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收到这个请示的第二天，1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请示上亲笔批示，“省会不要再迁”。3月24日，在河北省召开“批陈整风”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子厚传达了中央“省会不要再迁”的决定。至此，河北省省会问题才尘埃落定。

河北省省会在保定、天津、石家庄之间迁来搬去，在全国都是少见的。省会的数次搬迁，是河北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所致，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但这种情况却迟滞了全省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影响了全省经济建设的合理布局。这段历史让人唏嘘不已，更让人记住并从中吸取教训，在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过程中，既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又要尊重发展规律，把握发展机遇，做到科学决策，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