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大跃进”的挫折

“大跃进”高潮时各地出现了许多墙报和宣传画

1957年底，中国大地上传播着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于是，人们认为，中国富强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能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能不让人热血沸腾吗？“大跃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起来的。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河北是“大跃进”运动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河北面貌”的号召下，全省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大跃进”运动中。

大办水利，拉开“跃进”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粮食不足，每年都需要国家调入大批粮食。对此，当时主管全省农业的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在一次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河北在最近几年内能够做到粮食自给，那就不但是自己的一个大翻身，同时也是对国家建设事业的一个很大贡献。这是河北党组织无时不在设法领导广大农民实现的愿望。”

为改变全省缺粮的状况，实现粮食自给，省委认为必须坚决组织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而在农业生产上组织跃进的关键，就是改变生产条件，首先在水利、积肥上组织跃进。为此，1957年冬，省委、省人委连续召开会议，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迅速掀起了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高潮。1957年底，全省投入到水利积肥运动的劳力每天有1200万人之多。白天红旗遍地，夜晚灯火通明。当时的人们都被激情燃烧着，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河北“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在全省掀起空前规模追求高速、目标越定越高的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高潮的时候，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为贯彻会议精神，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了有1390多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四级干部会议，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必须扫除暮气，打掉官气，发扬朝气，鼓舞干劲，使生产建设跃进再跃进。“大跃进”的发动，源于追求快速发展的思想理念。为了“快”，就要把目标定高，留有余地的做法被当作“右倾保守”受到批判，这就是“大跃进”时期高指标的缘由。当时实行的是“两本账”的做法。中央计委拟定的河北粮食的计划数字是220亿斤，这是中央的第一本账，河北省报到中央的250亿斤是中央的第二本账；250亿斤则是省里的第一本账，第二本账就是300亿斤。再向下分配这300亿斤就变成各地委的第一本账。

“两本账”制度的推行，为计划指标的层层加码打开了口子。“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制“两本账”的方法被层层拔高的。

河北省四级干部会议期间，与会各地市县就开始“编制”本地的“大跃进”计划，而且一级比一级大。如粮食增产指标，这次会议省里的计划是保证完成250亿斤，争取达到300亿斤；而各地市合计的数字已经是保证完成298亿斤，争取达到370亿斤；如果汇总各县的计划，全省的数字比这个数字还大。

省四级干部会议后，各地纷纷召开会议，打破旧规划，组织“新跃进”。各行业也竞相提出“跃进”计划。

这样，以加快河北社会主义建设为初衷的“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扩展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并很快形成了高潮。

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的“大跃进”形势，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会议还指责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此后，河北“大跃进”的口号和指标越提越高。

7月1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再次修订了全省工农业生产指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跃进”规划。农业方面，将1958年的粮食生产计划由300亿斤提高到350亿斤，棉花由8亿斤提高到12.7亿斤，油料由9亿斤提高到10.5亿斤。

这个“大跃进”的新指标刚刚公布，就已经不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了。7月6日，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给华北六省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增产指标。按照这个新的增产计划，7月21日至22日中共河北省委再次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在“力争上游、力争第一”的思想指导下，各地区都把7月初确定的增产计划作了再次修改，大大提高了原来的指标。会议汇总各地修改的新指标，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已经由7月初的350亿斤提高到450亿斤，棉花由12.7亿斤提高到16亿斤；油料由10.5亿斤提高到14亿斤。这些指标都比1957年的实际产量翻了几番。

为争“上游”，农业生产出现浮夸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受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启发，不少人就把“大跃进”中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放卫星”就成为当时的时髦用语。

1958年6月7日，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邯郸地区小麦大丰收的通报》。通报说，邯郸地区小麦总产量11亿斤，超过了原定10亿斤的生产“跃进”计划，比1957年翻了一番。《通报》要求，各地要发动乡乡、社社、队队争上游、报丰产，把夏季丰收的红旗插遍全省。此后，报刊上连续不断的出现创“高产”、放“卫星”一类的报道，而且越放越大。

6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了永年县小北汪乡连胜农业社小麦亩产2442斤的高产新纪录。第二天这个纪录就被南和县孔村农业社亩产3420斤的数字刷新。这个纪录也仅保持了一天，又被临漳县红光社小麦亩产3650斤的数字所打破。仅过了半个月，6月30日，《河北日报》第一版以“小麦上天梯，亩产五千一”的通栏套红标题，放出了一颗最大卫星：安国县卓头社小麦亩产5103斤，创全国高产最新纪录。

1958年7月30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颁发1958年农业丰产及“元帅”“卫星”奖励标准(草案)的通知》，提出，县县都可能当“元帅”，社社都可以发射“卫星”，样样作物都会有“元帅”升帐、“卫星”升天。此后，又掀起秋季作物放“卫星”的高潮。《河北日报》刊发专号进行了放“卫星”的连续报道。据统计，全省共放出各种农作物“卫星”600多颗，其中粮食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就达100多颗。现在亩产上千斤已不稀奇，但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条件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要达到这样高的产量是不可能的。

由于不少地方的粮食大丰收是放“卫星”放出来的，再加上秋收大忙季节全省又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百万人上山炼铁，造成秋收工作草率粗糙，粮食丢、烂、糟严重。本来1958年河北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结果并没有丰收。再加上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导致了以后几年中各地粮食紧张，一些地方发生食堂停火、社员外逃的现象，甚至发生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全民动员，掀起大炼钢铁运动

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地方工业大量发展，基本建设任务空前增多，造成了全省生铁供应的短缺。为此，中共河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凡有资源的地区都要尽快地建起一批小高炉，通过大搞地方炼铁业，迅速达到生铁自给”。此后，一个遍及全省的土法炼铁运动开始了。

6月22日和26日，省委两次给各地市委发出关于快马加鞭发展钢铁工业的特急电报，要求各地大量兴办小高炉和小型炼钢厂，并将指标分配给各地，要求各地只许超过，不许减少。6月30日至7月5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扩大会议上，确定1958年要生产140万吨铁和105万吨钢，1959年全省要达到600万吨铁、400万吨钢。为了完成这个翻几番的指标，无论是山区平原，还是草原水乡，到处都是炼铁的战场。到8月26日，全省投入建炉、采矿、炼铁的人数已达20万人，建起小高炉242座，土坯炉27万多座。同时，在邯郸、承德、宣化、石家庄等地兴建的大中型钢铁厂也在紧张施工。一个大型和中小型钢铁企业相结合、土洋相结合大办钢铁工业的局面在全省形成。

由于钢铁生产进度缓慢，8月21日、25日和9月1日，省委先后三次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在9月份开展一个钢铁生产大突击运动。9月3日，河北省钢铁指挥部成立，确定钢铁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钢铁任务的完成。会后，全省连续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夺钢战役”，集中大批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最多时一天曾达460万人。全省到处高炉群起，烟囱林立，白天浓烟蔽日，夜间火光冲天。

全省各地建起星罗棋布的炼铁小土炉，造成资源和人力的巨大浪费

10月9日，中央召开电话会议，决定提前20天完成全年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全省又连续组织大规模的“钢铁争夺战”“钢铁高产周”，并连续召开钢铁紧急会议督促钢铁生产。省委要求调动一切力量为钢铁服务，各行各业全部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去。炼钢需要铁，炼铁需要铁矿，为了找矿，一些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了运动。炼钢离不开煤，于是煤炭部门提出：“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锄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运矿运煤需要运输工具，于是所有的汽车和大批的人力车、自行车都投入了运输。全省城市、农村、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都成了土法炼钢炼铁的战场。经过几个月的全民保钢夺钢的群众运动，土法加洋法，到12月24日宣布提前完成了中央分配的生产指标。但是用土法炼出的钢铁，其中许多是不合格的废品。

超越阶段，徐水搞起“共产主义”试点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万马奔腾的景象，使中央和许多地方领导人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有了一日千里的发展，甚至导致了“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的错误估计。于是，一场盲目求快、急于就成，旨在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在当时的气氛中，河北省用了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成立人民公社的工作。

在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中，徐水县曾被中央作为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而闻名全国。

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赴徐水，考察水利建设，对徐水县委组织大搞水利建设给予了很高评价，并就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向毛泽东及中央有关负责人写了报告。毛泽东读了报告觉得很好，指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此后，徐水开始名扬天下。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亲临徐水视察并高度赞扬徐水经验。8月6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后第三天，陈正人再赴徐水，传达中央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精神。8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问题。会议最后议定：成立一个规划小组，中央、省派人参加，各部门都要有，在徐水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徐水县委于8月22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

9月15日，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宣告成立，实行县级政社合一，搞全县范围内的一级核算。9月21日，徐水与相邻的安新县、容城县合并成一个大县，仍叫徐水县。合并后的徐水县，人口由31万多一跃变为73万多，“共产主义”在更大范围内试行。

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除了“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以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实行全民供给制，干部、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工分，全部实行“十五包”，即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殡葬。

实行没有经济基础的供给制，给徐水县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仅这年11月，社员发工资及部分生活用品贷款，就达550万元，12月又筹集工资90万元。按供给制方案应统一发放的物品，因物资不足和经济负担不起而无法兑现。全县应发毛巾144万条，但只发了72万条。其他生活用品也只是发给了部分老人、小孩，至于包看电影、包洗澡等，根本没有条件实施。当时徐水县财政收入全年不足2000万元，本来缺口就很大，实行供给制后，更是捉襟见肘，为此还挪用了商业上的700万元资金。供给制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就流产了。

至此，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虽未宣布取消，但已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农村公共食堂

也就是此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乱子，开始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并开始加以纠正。“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一个长期缺粮的省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这是河北省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心愿。只要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客观条件的主观能动性，全省经济的发展是可以快一些的。但是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给生产力带来破坏，欲速则不达。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