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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商帮

时间:2023-03-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商人”阶层起源于殷商,崛起于春秋战国时期。[22]明清时期,显示地缘特征的商帮崛起,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古代商人的精神传统和明清商帮文化,很多在今天还是适用的,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也有很大程度的参考意义。也有学者进而提出,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企业家。从生意人、商人到企业家,差别在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家的梦想应该是改变世界。
商人和商帮_佛山企业家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有与“企业家”相近的“商”和“贾”。“商人”阶层起源于殷商,崛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古代的商人们就很关注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供需情况,当供给过剩,商品低价抛售时,商人们反其道而行,大量买进,待到大多数人愿意高价买进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18]中记叙了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字里行间也反映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态度。认为“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廉贾归富”。在司马迁笔下,“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19]“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财能聚,又复能散。”[20]

先秦的商人如计然、白圭、范蠡等人都根据经商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学识,总结出经商致富之道,可以说在当时形成了商家学派的学说理论。计然认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白圭还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21]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另外,范蠡也留下了《陶朱公商训十二则》:

一、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

二、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者众。

三、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四、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五、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

六、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

七、能用人。因才施用,任事有赖。

八、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九、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十、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

十一、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自生。

十二、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由此可见,古代对商人应具备精神特质的认识有,商人具有知人善任、敏锐发现商机的眼光和准确把握机会的决断、勤劳节俭的品质、心系国家的气节、仁义的思想等。

明清时期,商人会馆兴盛,而由地缘关系组建的会馆占绝大多数。具有极强烈的排他性和割据性。康熙年间,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张德桂为广东商人在北京正阳门外黄皮胡同所建仙城会馆撰写的碑记道:“乡人同为利,而至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义?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讲义也,以是谓由义也”“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恰,义恰然后市人之抑塞吾利者去,牙侩之侵剥吾利者除,以是为利而利得,以是为义而义得也。”[22]

明清时期,显示地缘特征的商帮崛起,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它们既各有特点,又有共性。徽商“贾而好儒”,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乐善好施、爱国救民;晋商供奉关公像、拜关公,将关公的诚实守信作为经商的原则。另外,“勤”“俭”等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各个商帮共有的文化精神。商帮文化不仅造就了明清时期商帮的辉煌,也使得商帮这一经济组织经历了700多年的时局变化,至今依然活跃在经济舞台上,成为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无商帮,不成镇。商帮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话题……它如一面镜子折射着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命运与方向,其中最直观而精准的映像,便是商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商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地,他们汇通中国,交流世界,通过市场规律和商业交易,逐渐将企业家精神提升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又将其普及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这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时至今日,重塑商帮精神、发扬传统文化仍不失为振兴区域经济的一条捷径”[23]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的商人不能算是企业家。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地位不高,他们通常是以获取的利润买屋置业,修缮祖坟,而不是把钱用来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因此不少国内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古代商人的精神传统和明清商帮文化,很多在今天还是适用的,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也有很大程度的参考意义。

也有学者进而提出,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企业家。马云在很多演讲中都提到了他对企业家精神的看法,他认为,做企业的分为生意人、商人、企业家三种: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他可以什么都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的。在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08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他提出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这个世界缺失的不是钱,商业社会缺失的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梦想、企业家的价值观,是价值观的缺失,是梦想的缺失。”从生意人、商人到企业家,差别在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家的梦想应该是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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