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古代的商人还不能称作企业家,那么中国近代商人的起源应该在哪里寻找呢?傅国涌认为,要找到这个答案,应该把目光转移到“实业救国”的那个时代。他提出,企业家的根不在传统旧商人身上,也不在“洋务运动”后崛起的“官商”“买办”身上,而是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24]甲午战争后,日本可以在我国的通商口岸设厂,允许民间办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实业救国”大潮兴起。那个时代涌现了许多诸如刘鸿生、范旭东、荣氏兄弟、张謇等实业家。企业家群体正是从那个时期出现的。他们将企业的成败跟国家的荣辱联系在一起,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办企业。
而浦玉生认为,“企业家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力和科技日益增长,特别是大生产、大股份公司迅速成长的产物。解放前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即便有,如范旭东、张謇,也如凤毛麟角,更谈不上企业家理论。”[25]
作者认为,近代的实业家虽然可能还不足以谈企业家理论,但是他们敢为人先,创办新式工业,改变了旧中国经济结构,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可以认为那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形成的起源。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是经过资本原始积累,以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为基础,慢慢发展,水到渠成的。加上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西方的企业家把信仰放在很高的位置,也把办企业当作信仰一般,他们追求利润,同时追求自身的价值。而中国的企业家却是在外来入侵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西方企业家起源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企业家精神的主题是“冒险”。那么在“实业救国”那个时代,我国企业家精神的主题则是“爱国”。
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企业家进行研究,发现他们不仅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还具有“勤”“俭”“耐苦”等传统美德。张謇提出,“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26],而“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27]。另外,穆藕初作为引进西方现金管理科学的第一人,还拥有先进的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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