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行业的兴起与演变

佛山商业行业及商人有诸多品质和形态，不是一时一日便可形成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佛山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岁月更替中，也自然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佛商文化。季华乡改称“佛山”，意为“佛家之山”，简称“禅”。在古时，佛山是个洲岛渔村。西晋时，已有海外商船过往。唐代的佛山，因兼内河外海航运之利，发展为广州的一个内港，外舶也停泊于此。由此，佛山就成为了我国南方的商贸重镇。南汉刘岩政权割据岭南时，改广州为兴王府，并仿唐代首都长安建置，析南海县一部分设常康县（在兴王府附郭）和咸宁县，以拱卫都城，咸宁县一说在今顺德北窖附近的简岸。从唐末五代以后，西、北江汇流后通广州的主航道，因芦苞涌和西南涌淤浅而转移到佛山涌。

宋灭南汉政权后，开宝五年（972年）将番禺县也并入南海县。宋代以后，佛山的航运业，就取代了昔日官窑的地位。交通位置的优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佛山的手工业不断发展，经济日益繁荣。四方商旅，络绎于途。连朝廷中有些大臣的蟒袍也送来佛山缝制。宋代以“路”代替唐代“道”，今广东即由“广南东路”简化而来。南海县由此成为广南东路治，直到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始恢复了番禺县，两县同治今广州。宋代政区按户口一般分六等，南海县属广东仅有的九个望县之一，即最高一个等级，显示宋代珠江三角洲经过大规模开发，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南海是它的核心开发地区。佛山也于宋代兴起为市镇，故乾隆版《佛山忠义乡志》曰：“佛山成聚，相传肇于汴宋”。

元代佛山地区政区建置沿袭宋代，南海和番禺二县同为江西省广东道广州路治。佛山作为岭南的一个综合性手工艺生产基地，大抵是从唐代开始形成的。石湾的宋窑叠压着唐窑遗址，联系石湾西北部奇石一带密集的“瓦渣岗”和唐、宋古窑址，说明唐代石湾一带的陶瓷生产已具有颇大的规模。始建于宋代的祖庙，地下1米多深，仍是铁渣和泥模，连接着祖庙旁边累积起来的“泥模岗”，也说明了佛山的铸造业唐代已有一定规模。纺织业虽然在佛山尚未发现出土的东西，但从文献记载，也能看到一些信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了东吴的交州刺史步骘路过广州时，看见南海一带一片沃野，尽是桑园和农田，说明佛山附近，比唐代早几个世纪，已有繁盛的桑蚕业。唐朝诗人王建在送别郑权尚书到南海的一首诗中写道：“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可见唐代佛山的纺织业也很兴盛。陶瓷、铸造、纺织成了佛山最古老的支柱产业。这三大产业又带动了其他许多产业的发展。佛山的商业，在鸦片战争前，曾持续了近千年的繁荣，这与它具有深厚的手工业基础是分不开的。

宋初，全国商业发展比唐为盛。佛山也由乡市而成为商业市镇。据民国冼宝干纂修《佛山忠义乡志》，宋开宝四年（971年），广州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设立了“市舶司”。那时佛山处在广州海湾的边缘，兼有西北两江航运之利，具备内河外海的交通优势，因而设立了“市舶务”，专门管理日益发展的进出口贸易。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述，当时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各地做买卖的都用陶器和清白瓷器作贸易。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看，石湾窑的产品千百年来一直大量外销，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佛山商业的迅速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宋时期，金人入主中原，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正在发展中的佛山，吸引了大批移民。而大批移民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加速了佛山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南宋时的珠江三角洲，已开始兴修水利。当时广东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供给福建、浙江等地。佛山陶器、织造、铸铁、银朱丹粉、竹木器具、农具利器等行业已颇具规模，当时佛山已成为全国手工业生产和商业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