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实施霸占、瓜分，经济上疯狂掠夺，大量倾销他们的商品，掠夺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在商品经济发展比较早的佛山地区，其破坏力与影响更显严重。城市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和破坏，大批手工业者破产。19世纪末年刘桢麟这样记述：“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以吾粤论，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万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乡邑妇女，多借纺织以谋食，自有洋布，而土布无人过问矣；其余钮扣线袜，向之著名专利者，亦冷落无趣，势将坐食。吾粤如是，余省可知矣。”《（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铁砖行）前有十余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此业者矣”。“（铁线行）道咸时为最盛，工人多至千余，后以洋铁线输入，仅存数家。”咸丰《顺德县志》记载：该县特产的斜文布，“女工遍布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60]手工业者的破产，催生大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加速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时期，佛山地区并没有就此衰落，反而得风气之先，兴办民族资本企业，发展近代工业，佛山轻工业体系是由近代手工业发展起来的。佛山手工业的发展，促使雇佣关系开始产生，资本主义有了萌芽。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成功地建设了现代国家，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救国富民，在当时，有火柴、印刷、玻璃、蚊香、酿酒、酱料、饼食等行业。

佛山华侨众多，创办近代工业的佛山人，很多都是华侨商人。他们爱国爱乡，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后建成富强国家的现实，自身又通过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于是便回到家乡办实业，以救国富民。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就是这样诞生的。陈启沅在其所著《蚕桑谱》中讲述办厂的旨意：“……耕禾种果，是以我国之物而易本处之财，得失仍归我国。惟养蚕缫丝，是以我国之物而易他国之财，岂非大有益之事业乎！况蚕丝是制衣之物，非独外国可用，即我国亦必所需之物也……若此，非天下之大务耶？”这充分表达了华侨积极兴办和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想法。

1873年，佛山市南海西樵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家乡创建中国首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俗称继昌隆丝偈，带动了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1872年，陈启沅从安南（今越南）回国，在家乡广东南海西樵简村堡开办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沅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改进缫丝技术，走多种缫丝方式并行的发展道路，缓和了机缫与手缫的矛盾，提高生产效率，使缫丝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种桑、养蚕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一带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热潮。经营桑蚕业收入的增加，使蚕桑业的地位从副业上升到了主业，也使分散、原始的缫丝生产模式迅速发展为一项现代产业。这些缫丝厂的原料蚕茧，主要依靠南海、东莞、顺德、香山等县的桑叶养蚕供应。

到20世纪初期，广州及附近的顺德、南海等地的蚕丝业日渐鼎盛。“桑基鱼塘”成为当地数十万户居民的生产方式，并出现“家家早起夜眠迟，生丝要赶趁圩期”的忙碌景象。当时有民谚：“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形容的就是当时的空前盛况。产品很快畅销于欧美和东南亚各地，继昌隆缫丝厂由此驰名于世。在它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光绪十三年（1887年），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已达到42家，19世纪末增至100家；宣统三年（1911年）增至142家；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丝车女工达15万人之多，远远超过同期上海、无锡两地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创办以后，南海县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也随之诞生了。

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受尽阻挠，但由于该厂成效显著，又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与支持，于短期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珠三角地区的领头羊，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当时国际、国内商业贸易繁荣的形势密切相关，亦与陈启沅立志振兴实业，还哺祖国的崇高思想，自身的商业素质，高超的经营之道密不可分。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缫丝业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工厂，也是最早由私人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之一。“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和发展，标志着缫丝工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促进了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缫丝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我国丝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业兴，百业旺，缫丝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各有关行业的兴旺，为我国民族资本的投入指明了方向和道路。陈启沅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路。陈启沅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掀起了中国纺织业的第一轮工业革命，开创了当时珠江三角洲甚至全国纺织业的新篇章，从而对中国缫丝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61]

何启（西樵人，1858—1914年）、胡礼垣（三水乐平人，1847—1916年）大声疾呼“奋然改革，政令从新”，政治上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鼓呼和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认为，“富国者莫先于利民，利民者莫先于便民，民得其便，则向之农田，以十亩为率者，今且从事于百亩也。向之作贾，以千员为志者，今者相期以万员也，而矿务不难于崛兴，机局不难于竞起，铁路不难于网布，货物不难于丰饶”。从农、工、商、交通运输等方面发展民族工业，国家采取“轻税利民”的政策，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康有为领导戊戌维新运动，更提出了学习西方建设资本主义强国的蓝图。他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改革主张，“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即设银行，修铁路，发展机器、轮船、矿务、邮政，而且“吾民集款，力能自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这些先进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寻求救国富民路径的中国人的理念，一些有眼光、有魄力、敢为天下先的佛山人，本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开始兴办近代工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

光绪五年（1879年），广东肇庆人卫省轩在佛山文昌沙创建的巧明火柴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办的火柴厂，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火柴是瑞典人发明的，世界笫一家火柴厂于1833年在瑞典创办。1865年火柴传入中国，是由外国人作为向清朝皇帝进贡的“珍品”而传入的，所以火柴被称为“洋火”“自来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火柴大量涌进中国。卫省轩在青年时代到日本留学、经商，他看到中国从东洋输入火柴，国内财源外流，非常焦急，决心学习火柴制作技术，他一边经商，一边留心学习。回国后，他看中佛山的工商条件，选择了靠近广州、有手工业基础的佛山文昌沙创办巧明火柴厂。通过旅日广东同乡在神户开设的办庄，将日本的火柴盒片输回佛山，又以经销名义，专用一个或几个牌号，委托日本火柴厂代制火柴运回国内销售，甚至用高价购买日本火柴厂畅销的牌子，作为自己的商标（如“舞龙”和“舞狮”）去包销日本火柴。

巧明火柴厂初时规模不大，全靠手工操作，工人多是水上居民。每天生产火柴仅有十余笠（每笠1200小盒），但却因此打破了由外国垄断火柴市场的局面。卫省轩很能体谅工人，他允许工人携带年幼的子女入厂开工，也发火柴盒外工给工人加工，如今佛山家庭的前辈，许多人都向巧明火柴厂领料做过火柴盒。随后，巧明火柴厂业务扩大，迁到缸瓦栏（今中山路火车站附近），转用机器生产。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巧明火柴厂在缸瓦栏，多用机器制作，工人执业如切纸、染药各有专职。制火柴盒，多用女工，附近敦厚乡妇女多业此者。每成盒一千，工值一角，日可获一二角。亦女子家庭职业之一种也。”巧明火柴厂搬来搬去，厂址都设在汾江河边，原因是便利运输，也利于消防。巧明火柴以后来使用的商标有舞龙、舞狮、鲤鱼、发财、猴鹿、光明、巧明、国货巧明等多种，并在火柴盒上印“提倡国货，挽回权利”“中国人应用中国货”“报国”等文字，充分显示了民族企业对祖国的热爱。在巧明火柴厂的影响下，广州近郊的芳村等地先后办了好几家火柴厂。1886年，天津自来火公司成立；1889年，重庆森昌泰火柴厂成立；1890年，上海燮昌火柴公司成立。至1900年，中国共办起了19间火柴厂。产品不仅行销国内各省和港澳，还销往南洋群岛、檀香山等地。

图3-1　文昌沙兴办巧明火柴厂图案

光绪八年（1882年），佛山市南海盐步人钟星溪创建了广东第一家机器造纸厂，钟星溪招股白银15万两，在家乡水藤购地30亩建机器造纸厂。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式投产，日产纸3.1吨。当时以向清政府缴交白银1000两为条件，取得10年的专利权。纸厂的整套机器设备从英国柏川公司购进，监造师、工程师均聘请英国人，雇请一些曾在美国造纸厂工作过的中国工人及当地工人合共100多人。造纸原料主要是稻草，纸质优良，称为“宏远堂纸”，也叫“西洋纸”，大部分出口外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购进国外印刷设备，开展机器印刷业务，石印、铅印亦逐步传入。这是我国第二家、广东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佛山印刷业也成为其轻工业最早使用进口机器生产的行业。

广东南海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广东南海烟草公司，针对外商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中国卷烟市场的状况，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改进产品质量，扩大销售市场，企业不断扩展。简氏兄弟曾在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经营瓷器和布匹批发；曾在香港开设怡兴泰商号，由简玉阶主持，贩运杂货于日本、中国香港和暹罗之间。

图3-2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景图

简照南则独自经营航运业，创设顺泰轮船公司，租船来往于越南和缅甸之间。后又购置广东丸汽轮一艘，为了向日本政府注册，简照南于1902年入籍日本，取名松本照南。不久，广东丸失事沉没，于是放弃航运业，有志于烟草业的发展。鉴于卷烟是列强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不忍市场为外烟独占，利益外溢，于是与越南华侨曾星湖等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同兴国货，共挽利权。1905年开业后，招致英美烟公司的打击，业务一蹶不振，迫于1908年亏本歇业。但简氏兄弟并不气馁，马上求助于南洋华侨，并由其叔父多方奔走设法，筹得现款十多万元，重振旗鼓，鼎力再起，于宣统元年（1909年）集资再起，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照南任总司理，玉阶任副司理。自1911年起，公司由亏损转为盈余。抗战期间，公司资产四分五裂，工厂处于日本军事的管制之下，港沪及内地厂务多为官僚资本所操纵，生产陷于窘境，简玉阶依然一直关心着公司的发展，在经营上力求革新，使生产的“双喜”“飞马”“白金龙”“红金花”“大长城”和“大喜”等牌子的卷烟备受顾客的欢迎。抗战胜利后，公司在官僚资本集团的控制下，设备残旧，机构臃肿，流动资金减少，简玉阶面对公司有倒闭危险的惨淡局面，还是竭尽全力，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光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于清末民初，由陈振南、梁季典、冯恩三、李佩鸣、肖瀛洲、陈石明、梁仁甫等7人在南海市（今南海区）发起创办。以广东双银毫为单位，10元为1股，共发行25000股，收足股银25万。厂址设在佛山镇缸瓦栏（今中山路），办公楼设在北胜街（今富文路），陈振南任总经理。设备有200匹机4部、300匹机1部、600匹机2部。民国元年（1912年）完成设备安装发电投产。雇佣工人100多名。开业成功不久，利用粤北山区廉价丰富的木炭资源作为能源动力，在韶关筹办了韶关发电厂。^[62]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南海里水人陈春泉，引进上海毛巾织造的技术，在家乡创办了捷兴毛巾厂，是广东毛巾业的起源，被后人誉为“里水陈启沅”。

1911年到1927年，顺德龙江镇美里坊人薛广森分别在顺德、广州、佛山^[63]等地开设了10家机器碾米厂，成为广东机械碾米产业的先驱。1915年成功地制造出第一台国产柴油机。1918年后，薛广森在大量生产柴油机的同时，兼营榨糖、榨油、采矿灯等机械装备，是民国时期的机器大王。引领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引发出一系列近代民族企业的诞生。

佛山市玻璃工业始于清末民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山8人以上的玻璃厂有4家，其中以裕隆和泰兴隆较大。此时的佛山玻璃工业都是作坊式生产，工艺原始落后，产品有煤油灯及灯罩、汽灯灯罩等杂件。泰兴隆产品以“鹰唛”为注册商标，裕隆商标用“双鸡球唛”，产品销售往本地附近乡村和广州等地。泰兴隆玻璃厂是罗恩波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上沙开设的，以碎玻璃为主要原料，日耗近千斤。有从业人员40多人，为建国前规模最大的工厂。

抗日战争期间，佛山沦陷，百业萧条。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各行业仍不景气，从业者更迭频繁。唯有食品、印刷、土纸等业尚可维持。至建国前夕，轻工业仍以家庭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为主，除印刷业外再无机械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