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主要是指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著称于世的山西商人。山西位于北方的黄土高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据史料考证，早在秦汉时代，太原、平遥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时，韩愈形容太原“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可见当时太原已成为繁华的都市。[1]但晋商的真正兴起是在明代初期。史料记载，黄土高原在明代以前是森林广布之地，如《清凉山志》描述五台山在宋代时是“四面林峰拥翠峦，万壑松声心地响”。但是到了明代，明王朝在北方边境推行大规模的“屯垦”，导致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与之相反的却是山西人口的成倍增长，据《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人口达到4030450人，是同期河南人口（1891000人）的2.1倍。在明代，山西省的生存危机就日益严重，明人张四维在谈到蒲州时说道：“界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2]正是在这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并急剧恶化而人口却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山西人民才不得不迁徙他乡，走上经商的道路。
正当山西商人在经商道路上艰苦摸索时，可以说是“食盐开中制”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明朝建立后，被驱赶到北部草原地区的蒙元残余势力时常侵扰北方边境，明王朝被迫在北边长城沿线，设立辽东、太原等九个军事重镇，驻扎军队80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群体，即使政府也无法完全满足其需求。于是从洪武三年开始，政府实行了“食盐开中制”，即商人把粮食运往边地，就可以换取盐引，然后凭借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销售，这对晋商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且，在九大军事重镇中，太原、大同、宣府三镇规模最大且都在山西境内，所以，山西商人凭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及良好的条件，赚到了“第一桶金”。
晋商借助乡土关系以及明朝政府推行的政策而崛起，前期，他们主要经营盐、丝、粮食、铁器、棉布、茶等，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后期，则把大量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经营起大规模的钱庄和票号。晋商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设立钱庄进行贸易，使之成为商品的集散地，如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民谚。[3]
票号则起源于乾隆、嘉庆年间，是由山西商人创造出的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清政府京、协饷的解运和垫款汇兑，还对一些重大军事活动所需军费提供有力的支持，对各地驻军发放军饷提供资金融通，承接各地调遣军队的贷款，票号的货币资本主要不是用来投资生产领域，进行商业资金融通，而是成为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至光绪九年（1883年），山西票号已有30多家，其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而且涉足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山西票号一度创造过“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的辉煌，此后逐渐走向没落。
晋商的衰败，与国势衰微以及社会转型不无关系。但究其根本，主要还是由于晋商自身没能及时实现转型才最终导致灭亡。从晋商自身的性质来看，明清时期的晋商，具有明显的封建社会商人的特征，是典型的封建商人，晋商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饷供应的工具，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依托关系。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大多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把财富大多用于购置土地。即使是后起的山西票号，也是从晋商中演变而来的为皇权贵族和各类商帮服务的封建金融商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晋商自身具有典型的小农意识和封建性。晋商过于依赖封建政治势力，使得商业势力长时间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近代兴办实业的力度远远不够，没能及时调整经营方向，晋商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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