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商与晋商之比较

傅筑夫说：“从长期看，地理因素对历史上的一切发展都在起着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通过经济因素表现出来，有时则与经济因素共同起作用，而这些经济因素如追本溯源到最后，仍然是地理因素。”^[5]与在明清时期就兴起并成为封建社会商界的领袖的晋商相比，在近代形成的佛商自然要显得年轻一些。它与晋商有着很大的差别。

其一，最明显的是客观地理环境上的区别。晋商所在之地——山西，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北临内蒙古，其商业资本的经营重点在内陆地区，尽管其发迹以后商号遍及全国甚至海外，但这些商号的总号都还在山西。而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南邻港澳，珠江水系中的西江、北江及其支流贯穿全境，属于典型的三角洲河网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运交通枢纽，佛山商人则主要活跃于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自古就有出海对外贸易的传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海上运输发展，铁路和内河航运开通，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大量输入，沿海城市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扩张。而佛山又非常靠近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广州，占尽了地理优势，能够较快地吸收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实现民族资本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位于内陆地区的山西商人则逐渐失去了陆上通路要冲的地位，最终不免被新兴势力所淘汰。一衰一兴，凸显出佛商比晋商具有更为优越的地理优势，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

其二，佛商与晋商相比，还有性质上的差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封建社会商人的明显特征。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依托关系。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而设立九边重镇，这些兵马的生活和需要，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晋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使他们做起了“政治生意”。山西商人积极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饷供应，主要是指其中的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皇家权力的支派，取得了其他商帮无法享受的特权，获得了巨大利润，因此，晋商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封建商帮。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晋商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他们的经营更趋封建化，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

而佛山所处地区——岭南地区，位于中国南部边缘地带，远离中原且条件恶劣，没有受到封建王朝的特别重视，受控也不严，成为了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唐宋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已十分繁荣。明朝中叶（16世纪中叶）起，佛山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批先进的佛山商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成功地建设了现代国家，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救国富民。如佛山西樵人何启、三水乐平人胡礼垣大声疾呼“奋然改革，政令从新”，强烈鼓呼和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人陈启沅在所著《蚕桑谱》中讲述办厂的旨意，这充分表达了佛商积极兴办和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想法。这些先进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寻求救国富民路径的中国人的理念，而这些理念，是具有封建性质的晋商所不能及的。这些有眼光、有魄力、敢为天下先的佛山人，本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开始兴办近代工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

其三，佛商和晋商在思想观念上也存在着差异。一直以来，观念滞后、因循守旧、思想钝化，被认为是晋商的普遍弱点及衰败的原因之一。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山西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年），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经过十多年的挣扎，相继四次错过了银行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无法振作。

与相对保守的晋商相比，佛商展现出了通济和谐，开放兼容的面貌。如南宋至元，不少中原移民聚居佛山，同时也把北方的陶瓷技艺带到石湾，石湾艺人在创作中不断借鉴名窑的工艺特点并将其与原有的制陶技艺相融合，八大瓷系的造型与釉色之美以及装饰手段均被消化吸收，从而大大提高了石湾陶器的制造水平和艺术水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不少人才来到佛山发展，与佛山人融合在一起，艰苦创业，这几年在佛山都能看到湖北、四川、江苏、杭州、温州、重庆等地方商人成立的商会。四海的人才在佛山汇集，印证了佛山人的亲和力、包容力以及吸引力。^[6]和晋商相比，佛商视野更开阔，胸襟更宽广，融合精神更彰显，逐步走出了小佛山概念，认识到固步自封没有出路，携手共建方能共赢，这是佛商收获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四，从商业道德层面看，晋商与佛山也有一些不同点。明清时期的晋商在儒家修身立命、利惠天下的道义教诲下，都信守三条原则。一是以国为本，不忘保家卫国，反对侵略。二是以诚信无欺为核心。士大夫、缙绅和小商贩皆半儒半商，诗书礼乐，兴家安邦，形成了一代儒商阶层。奉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绝不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囤积居奇的处世为人原则，建立了影响深远，以商德为核心的一代商帮。三是顾客至上，表现在价实、货真、量足、守义上。也即商品价格公开透明，薄利多销；商品质量上乘可靠，经久耐用；商品计量守信无贰，买卖公平；经营服务信守承诺，周到详尽。晋商遵守的这三条古老原则，保证了经济活动的正常有序，商业交换的公平公正和信誉，实际上维护了社会的安宁和谐，促成了经济的发展进步，是晋商能够叱咤于历史舞台一百年的秘诀之一。反观佛商，早期其对商业道德的强调也许远远不及晋商。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并没有像晋商那么巨大，另一方面是两者对于经商的目的认识差异显著，再加上广东绝佳的天时地利使得佛商更注重抓机遇、争商机、敢拼敢打，暴富者众多，相对地商业道德意识没有晋商那么强烈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