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兴衰轨迹

曾经，徽商有着与晋商等量齐观的绚目财富与辉煌过往，其始于东晋，到唐宋而发展壮大，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与北方的晋商一起成为“南有新安，北推山右”的商界双雄，在中国封建社会商界“称雄”长达300多年之久。历史上的徽商，一般指原徽州府籍（今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黔县、绩溪六县）的商人结成的商人集团的总称，史称新安商人，如今的这一区域，隶属于安徽省的黄山市、宣城市。

从繁荣到衰亡，徽商与晋商有着相似的历史结局。“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和大多最早的商业发祥地一样，徽州山多田少，是一个川谷崎岖、万山环绕的“四塞之地”，此地“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雨骤降，而粪土之苗又荡然矣”，旱涝灾害频发，十分不利于农业生产。然而，就是在这个贫瘠的地方，人口数量却迅速膨胀，从东汉初期开始，随着中原人口的不断南迁，至明初，此地人口已将近60万，导致人地比例严重失调，矛盾突出，社会危机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不得不另谋生路，走上经商一途，从这点来看，徽商与晋商兴起的原因极为相似，都是由于人地矛盾尖锐而产生的生存危机迫使当地人民走上经商的道路。

徽商故里徽州，位于中国华东地区，距这里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大市场——长江三角洲。从公元10世纪起，长江三角洲地区就长盛不衰，在明清时期更是稳居全国之首，这对于徽商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而从徽州到长三角，经过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水流而下沿途经过南京、镇江、扬州，再经过京杭大运河连接长江三角洲各地区，期间的水路交通非常方便。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和便利的交通系统，徽商的生产和发展就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了，长江三角洲成为了徽商经营获利的主要区域，徽商得以迅速发展。^[7]

从经营产业来看，徽商经营的行业多种多样，其中以“盐、茶、木、典当”为四宗大行业，其次是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在四宗大行业中，又以盐业为最，盐商是当时徽商的中坚力量。盐是古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资源，事关民生，历来都是由政府支配的。但是明朝实行“食盐开中制”后，商人开始有机会进入这一产业。一方面，徽商集中的扬州处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在通往盐产地苏北沿海地区之间有通畅的水路条件，而且，从扬州、王家营、清江浦等沿河城镇又可以通过发达的内河水运将食盐运往各地；另一方面，徽商通过结交官府，取得了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从而维持了稳定的行销权和充足的配额。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扬州著名商贾约80人，其中徽商就占60之多；十大盐商中，徽商占了一半以上。可惜的是，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即道光中叶至清末，曾经辉煌一时的徽商逐渐走向了衰亡。

徽商衰亡有多种因素。首先，徽商是封建性质的商帮，其命运与政府的兴衰密不可分。徽商“官商”的地位，使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依赖性极强，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他们必然烟消云散；其次，徽商是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其积累的资本也不用于产业投资，而是铺张浪费掉，面对帝国主义入侵，外来资本渗入时，其无法适应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徽商求变乏术，渐趋衰落；再次，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江浙地区捷足先登，凭借更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抢占了先机，徽州等传统工商业城市逐渐失去了优势，市场逐步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