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商与徽商之比较

一个地方的崛起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经过多年的市场洗礼，一大批秉承着“徽商精神”，承载着“徽文化”精华的在皖企业家和皖籍企业家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着“徽商传奇”。那么，与新崛起的佛商相比，两者之间在文化背景、从商风格，投资方向及商业道德方面又存在着哪些不同呢？

首先，文化背景不同。安徽人做生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农意识比较强。因为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傻子大王”年广久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典型。从其个人性格、价值观念乃至管理思想无不带有小生产者的烙印，因而也才导致了他创业失败。年广久的悲剧，可以说是徽商小农意识的突出反映。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徽商把经商当作一种手段，不只是掘取财富，还要掘取财富之外的事物，如权力、地位、荣耀等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东西。传统的徽商文化，也使得当代徽商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阶层，迷失在市场经济的拜金主义大潮中。另外，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在竞争过程中，他们往往会结成联盟采取统一的策略来排挤对手。宗族血缘、地域和行业是徽商联盟的三大主要方式，而其中又以宗族血缘关系最为重要和稳定，这导致了徽商在经商中的商业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合伙制。

而与中原正统的主流文化相比，处于“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侧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倡导“经世致用”是岭南学派的一贯学风。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认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佛山人摒弃了中原文化“耻言利”的思想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形成了讲求实际的性格特征。

其次，佛商与徽商的从商风格不同。徽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繁盛的地方。徽商多以“儒商”自居，这不仅表现在其经商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诚信不欺、以义取利、贾儒相济；更表现在其善用资源、附庸风雅、惠及故里、重视教育、奉献社会的义举中。徽商骨子里的“好儒”思想和对“仕”的崇拜以及对自身位于“四民之末”但又豪富的矛盾心理，使得他们对封建政治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他们普遍将从商看成是一种接近或进入“仕宦”阶层的手段，而不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这也决定了伴随着封建政治的结束，徽商这一群体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的命运。

在考察佛山人从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佛山人自古就有重商之风。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形成“以农为本”的思想，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末位的，但在佛山却不尽然，经商的风气浓厚。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品生产发展早，为了把产品卖出去，佛山人非常重视商业。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农民在几百年的商品交易陶冶之下，商业价值观念已深入人心。二是不仅略有资产的人从商求富，弃农经商、亦工亦商、亦官亦商、弃儒从商者，比比皆是。很多当了官的“士”，都热衷于经商。例如，清嘉庆道光年间官至山东盐运使的李可琼，退职回佛山后从事金融业，在佛山的银铺拥有大股本银。由于弃农经商者多，习农者少，佛山在道光时收割稻谷都是雇请外地劳力进行。三是“四民皆本”的思想在佛山宗族家训中明确宣扬。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的宗规就有“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之说。在族规和家训中作这样的规范，要求后代传承，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和价值标准。佛山社会并不把从商作为末业，而是与士、农、工等同视之，重商之风深入人心，深入社会每个角落。由此可见，当时从商已经成为佛山人的热门行业，人们不仅将从商看作是积累财富的手段，更看作是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目的。佛商头脑灵活、快速高效、务实苦干的特点在其经商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为追求财富本身而造就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群体，相比依附于某一政治机器的徽商来说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生命力。

再次，投资方向不同。如前所述，徽商与佛商有着风格各异的从商思维，而这对于两者各自的在投资方向有很大的影响。重儒的徽商设义学、办书院、置田地、修祠堂、结官员、奢消费、交儒士，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徽商积聚起来的商业资本。这样，徽商最终也就无法完成由封建商人向资本家的历史性转变，最终使其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回到农业资本的原点，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力量涌现的情况下，徽商不得不走向没落的不归路。

而佛商在近代商业资本的积聚和发展过程中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性和多样性。1873年，南海西樵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家乡创建中国首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带动了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1905年，石湾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南洋烟草公司，力图打破英国烟草公司垄断中国市场；1915年，顺德乐从商人梁墨缘创办航业联商公司，组装蒸汽机船，航行于广州—三水—清远；佛山商人梁定荣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经营粤津航线。还有很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商人，把资本投向实业，为早期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佛山商人由于眼光开阔，有发展商品生产的头脑，从商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他们投资兴办工矿企业，发展金融业，发展教育事业，对佛山在清末民国时期较早出现近代工业的贡献极大，成为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者。

最后，战略眼光不同。徽商是封建性质较浓厚的商帮，前面我们讲到，在明清时期，盐商、茶商曾相继成为徽商的中坚，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盐商和茶商先后衰落了，由于徽商本身的封建性，徽商的商业经营无法与清末出现的资本主义新潮合流，不能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以致最后走向穷途末路。

而佛山企业家则对做实业情有独钟。从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者陈启沅，到今天美的总裁何享健、志高空调创始人李兴浩，无一不坚守自己的实业之路，摒弃“短平快”的赚钱路线，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价值观；另外，佛山企业家还放眼全球。除了专注实业外，佛商凭借不断进取的精神，其全球化的步伐也走在全国前列。美的、格兰仕等知名企业早在20世纪已名扬天下，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佛山一批中小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