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性

理性是一种认知能力，该能力通过逻辑和合理性（rationality）的应用来建立和验证事实，并在事实基础上做出判断和形成信念。合理性是理性的应用，目的是形成基于事实和证据而非猜测、意见和感觉的信念。也就是说，理性的思考者想要知道什么确实是真的，而不想仅仅知道他或她意愿什么是真的。[13]

然而，正如几十年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所表明的，人类并非如我们自己乐意认为的那样是理性上深谋远虑的生物，恰恰相反，我们由激情驱使，被偏见蒙蔽，（不论好坏）还被道德情感左右。确认偏见、事后聪明偏见、自我辩护偏见、沉没成本偏见、现状偏见、锚定效应和基本归因谬误只是大脑欺骗我们的诸多方式的数种，大脑在一个叫作“动机性推理”[14]的过程中使我们确信自己希望为真的那些东西是真的——而无视证据。尽管如此，理性和合理性的能力是内在于人的，是我们的大脑的特征，大脑则进化形成和建立了服务于在我们进化的祖先所处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和繁荣的模式和联系（被称作学习）。理性是我们认知构成的一部分，而它一旦出现就能被用于分析它进化之初并未考虑的问题。平克（Pinker）称之为开放式的组合式推理体系，“即使它是为了准备食物和巩固联盟这样的世俗目的而进化的，你也不能阻止它处理作为其他命题推论的那些命题。”这种能力对于道德来说事关重大，因为“如果人类的成员有互相讲理的能力，也有足够的机会去运用这能力，那么他们迟早会不经意间发现非暴力和其他形式的相互关怀有益彼此，并且会越来越广泛地将这些形式付诸实践。”[15]

能从动物的踪迹推断它们的行踪——正如狩猎-采集的追踪者所做的那样——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而我们也能够把那些推断的技能应用到一切事情上，从驾车去商店到发射火箭登月球。实际上，科学史学家兼动物追踪专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主张，科学推理的能力是我们的祖先发展的追踪猎物的基本技能的副产品。利本伯格对追踪和科学方法的类比发人深省：“当在追踪过程中收集到新的事实信息时，原有假说可能不得不被修改或被更好的假说代替。对动物行为的假设性的重建可能会帮助追踪者预期并预测动物的行踪。这些预测不间断地检验着假说。”[16]利本伯格区分了系统性的追踪（“从蛛丝马迹中系统地收集信息，直到它提供动物行为和去向的详细指示为止”）和推测性的追踪（“基于对蛛丝马迹的初步解释、动物行为知识和地形地貌知识提出工作假说”，进而推导出受检验的假说，如果未能证实，对动物行踪提出新的假说性的重建）。推测性的追踪也涉及另一认知过程，叫作“心灵理论”或者“读心术”，追踪者把自己置于他们追逐的动物的心灵之中，并想象它可能会思考什么，以便预测其行为。

基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有关证据，利本伯格估计人类运用系统性追踪狩猎至少已有两百万年历史（远溯至直立人时期），运用推测性追踪也至少已有十万年历史。[17]不论这些认知能力出现于何时，一旦神经元结构做好了推理准备，做出了比如一只狮子昨晚睡在这里的推理，那么人就可以用任何其他动物或对象代替狮子，也能用“那里”代替“这里”，“明晚”代替“昨晚”。推理过程中的对象和时间要素可以替换。举一个现代的例子，一旦你精通了乘法表，知道了7×5＝35，你就能推出5×7也是35，因为5和7在这个方程式中可以交换。这种可交换性是神经系统的副产品，这些系统的进化本是为了追踪猎物以获取食物这样一类基本的推理能力。[18]

为了某一目的而进化的大脑正是以如此方式被另作他用，并且在一个包含无穷联合和选择——从猎物到人——的象征系统中，替换Xs和Ys的认知能力使得人类能够采纳另一道德主体的视角，因而它也是为道德推理奠基认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