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推理和道德智力

科学思维需要抽象推理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也是所有道德的基础。要执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规则，心理旋转是必需的。而心里旋转要求一个人必须变换位置——变成另一个人——然后作为受动者而非行动者（或者作为受害者而非作恶者）推断行为X将带来什么感受。可以认为，科学和道德推理两者都需要的推理类型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和心理的联想（linked），而且因为我们越来越擅长非具体的、理论性的思考，所以它也一直在改进。

1980年代，社会科学家詹姆斯·费林（James Flynn）发现，过去的一个世纪中IQ得分一直在以平均每10年增加3分的速度提高。现在称之为费林效应，100年30 IQ分，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这等于说在100分的“平均”IQ基础上，增加了两个15分的标准差，变成130的“特优”得分。（IQ测试分数仍然不变，但是，它们会规律性的向上“规范化”，这解释了费林效应，费林最初正是借此发现了该效应。）我们全都变得更加擅长测试，然后各方面的得分理应都在提高，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IQ得分提高几乎排他性地限于两个最需要抽象推理的子测试：共性和矩阵（Similarities and Matrices）。信息、算术和词汇等子测试的得分几乎纹丝不动。[26]图1-2显示了自1940年代后期以来的趋势曲线。

称为共性的子测试询问这类问题，如“狗和兔子的共性是什么?”如果你回答，“都是哺乳动物”。费林说，那么你在像一位科学家一样思考，通过类型把生物分类，这就是抽象。如果你回答，“你以狗猎兔。”你就是在具象思维，想象狗的具体用处。根据费林的看法，过去一个世纪人们已经学会了更多抽象而较少具象的思考。

图1-2　费林效应

矩阵是一组抽象图形，从中确定一个模式，然后在这个模式中推理出缺失的图形，如图1-3所示。

图1-3　矩阵问题

费林效应产生的原因尚存争议。有假说认为标准化测试的潮水使得水涨船高，但这与下述事实矛盾，IQ得分的提高在标准化测试之前，并且提高的速率很稳定，与测试频率无关。[29]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得分提高是诸因素的函数，包括更久的学校教育、更技术化的社会、更技艺性的工作以及当农业和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时对更多的胜任概念性工作的人手的需求。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运用语词、数字和符号，而不再是去操纵犁、牛和机器。甚至在科学课堂上，由死记硬背自然事实转向推理自然规律和进程——内容和过程，也已是大势所趋。而过程思维是抽象推理的一种形式。[30]

费林自己将这效应归因于一种加速强化的人们通过“科学透镜”观察世界的能力。通过一则苦涩的逸事，他把他父亲“前科学的”世界与今天“后科学的”世界做了对比，在这则逸事中他们兄弟俩试图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缓和他们父亲那一代人的典型偏见：“如果你某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皮肤变黑了，会怎样？那会使你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吗？”老费林回击道：“那，这是你说过的最愚蠢的话。谁听说过人的皮肤一夜变黑？”费林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是教育而非人的本性，所以他解释称费林老先生聪明但无知。[31]这则逸事是更大的社会趋势的象征。每一代都不仅在造就更好的抽象推理者，也在造就更好的道德推理者。在《怀疑论者》杂志的一篇访谈中，费林回顾了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在20世纪早期对俄罗斯农民推理能力的研究：

卢里亚研究目不识丁的俄罗斯农民不愿意认真对待假设的事物。他说，“想象一下熊来自一个永远冰天雪地的地方，再想象一下冰天雪地之处来的熊永远是白色的。北极的熊会是什么颜色？”他们通常这样回应，“我只见过棕熊。如果一个从北极来的老人告诉我这些，我会信。”他们对于假说或者抽象范畴没有兴趣。他们坚定地立足具体的现实。“德国没有骆驼。B地在德国。那里有骆驼吗？”他们回答，“是吗，那里足够大，应该有骆驼吧。或者也可能太小了没有骆驼。”我们拥有的1950年至2010年的雷文氏渐进式矩阵测试的极佳数据显示，雷文游戏仅仅与为了更认真对待符号间的关系，从符号的具体所指中解放相关头脑。[32]

费林和他的同事威廉·狄更斯（William Dickens）认为，认知推理的进步起步于几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期间经历了教育数量与质量的提高、更好的营养、疾病控制、复杂机器的操作。然后，从1950年开始，“IQ得分提高呈现出一种新的独特模式。在与学校教育如阅读和算术最近的那类IQ测试中，提高不见了或者微乎其微。得分提高巨大的是强调问题的即刻解决的那些测试，如找出语言抽象的共性，或者发现模式矩阵中缺失的图形，或者构想块体的模式，或者编排图片讲故事。也许，工业革命不再要求基本技能的进步，而开始要求人们更加认真地对待抽象问题的解决能力。”[33]

不论费林效应的原因是什么，它不会是基因的或者生物学的，因为对于自然选择发挥作用来说，时间还不够，并且即使营养随着时间在改善，在20世纪中期也大致是稳定的（而最近甚至可能正相反，随着垃圾食品的流行下降了），然而IQ依然在提高。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他有趣的新书《坏事的益处》（Everh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中为现代流行文化和媒体——甚至“笨蛋电子管”（电视机）——做了充分辩护，认为它们是抽象推理能力提高的驱动力，例如，他强调，今天电视节目的情节线索和角色性格发展比几十年前要远为复杂。[34]费林把过去一个世纪涌现的一系列文化事实理论化为：

对认知苛求的工作提升了IQ。考虑一下，仅仅为了知道谁是好的抵押贷款对象，今天的商业银行从业者的工作对认知的苛求程度比1900年要高多少。再看看对认知苛求的休闲：电子游戏可能不会让你去读经典文学，但它们确实锻炼你的大脑，而不仅仅是消遣。休闲、工作，当然还有教育都在变得不同。今天的学校教育已经在课程中引入了智力挑战性强得多的内容。如果你看看1914年俄亥俄的美国学生的试卷，会发现都是关于社会交往上有价值的内容。“当时的其他44个州的首府是哪里？”今天的问题将会是，“为什么州的首府很少是最大的城市？”[35]

能够脱口而出各州的首府不需要任何抽象推理能力，但知道了州的首府在什么地方由农业州的立法机关决定，而他们不喜欢大城市，因此他们把首府放在县城，这就可以使得我们较为深切地理解，为什么纽约州的首府是奥尔巴尼而非纽约，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是哈里斯堡而非费城。“所以你看到他们需要对相当抽象的概念和命题作出假设，并用逻辑贯穿它们，”费林解释道。“所以从概念性上讲，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已经改变了。”[36]在工作场所的要求也改变了。费林指出，1900年只有3%的美国人从事对认知苛求的工作，而2000年这一数据是35%。

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我们提高了的抽象推理能力是科学思维传播的结果——也包括理性，合理性，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内的广义的科学。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意味着调动我们所有的官能克服我们的情绪化、主观化和直觉化的大脑，以便更好地理解世界的真实性质，不仅包括物理和生物世界，也包括社会世界（政治和经济）和道德世界（可提炼为应如何对待他人）。就是说，宇宙间的道德之弧之所以可能弯曲，部分是因为某种平克称为道德费林效应的东西[37]。平克声称“这个观点并不疯狂”，但我将要走得更远。我认为抽象推理能力的普遍提高已经转化为特殊的抽象道德推理能力的提高，尤其是与非亲非故之人有关的道德推理。进化赋予人类一种自然倾向，善待有基因关系的亲属，排斥、怀疑甚至攻击其他部落的人。随着人类大脑在把狗和兔子统合进“哺乳类动物”这一类任务中，我们变得能更好地胜任抽象推理，能力也就提高到这样的地步：能够把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异性恋和同性恋统合进“人”的范畴。借用来自进化论和物种定义问题的比喻，我们正在成为“统合论者（lumpers）”而非“分裂论者（splitters）”——看到的是共同点而非差异。

因为过去两个世纪的哲学家和学者有意识地采用科学方法建立如权利、自由和正义这样的抽象概念，所以，当这些概念在一个矩阵式的心理旋转中被应用于他人时，后代们已经能够训练有素地思考它们。考虑一下支持道德智力进步假说的大量研究和证据链[38]：

● 智力和教育与暴力犯罪负相关。[39]随着教育和智力提高，暴力犯罪及其受害者减少，即使保持社会经济阶层、年龄、性别和种族不变时也是如此。[40]

● 认知类型预示刑事司法立场。心理学家迈克尔J.萨金特（Michael J.Sargent）发现，高强度的“认知需求”（享受心智挑战，如在智力测试中采用的那些）与对惩罚性司法的低强度需要之间存在相关性，即使对这样的立场保持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和政治倾向不变时也是如此。在一篇恰如其分地题名为《思考越少，惩罚越多》的论文中，他的结论支持罪当其罚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抓住比例原则的抽象概念，这个方法对所有科学思维都是根本的。[41]

● 抽象推理能力与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正相关（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经典的思想实验，博弈论证明，即使在一个完全理性的、利己的参与者不想合作时，合作也会产生更好的结果）。经济学家史蒂芬·伯克斯（Steven Burks）和同事对一千名实习卡车司机进行了矩阵IQ测试，并让他们参加一个囚徒困境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么与博弈伙伴合作要么背叛他们。那些在解决矩阵图形能力测试中得分高的抱负满怀的卡车司机，都更倾向于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第一步选择合作，即使保持常见的中介变量如年龄、种族、性别、教育和收入不变之后也是如此。[42]在对1959年至2003年间进行的遍及全美院校的36个囚徒困境实验的元分析中，经济学家加内特·琼斯（Jones Garret）证实了这一联系，他发现一所学校的平均SAT得分与该校学生做出合作性回应的倾向正相关。[43]

● 智力预示了对助人行为的古典自由主义态度。对青少年健康国家纵向研究的数据分析发现，在两万名年轻人中，IQ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正相关。来自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关联，指出相关性存在于智力和启蒙类型的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在该关联中，较为聪明的人不太可能认可政府应该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但更有可能认可为了补偿历史上的受到的歧视，政府应该帮助非裔美国人。[44]换言之，智力的影响更多是在道德维度即人如何被合伦理地对待，而非经济调整及其对道德推理重要性的更加具体的维度。

● 在恰当地命名为《聪明儿童到开明成人》的论文中，心理学家伊恩·迪尔瑞（Ian J.Deary）和他的同事们确认了这一关联。迪尔瑞发现，保持常见的可能的中介变量不变，英国儿童10岁时的IQ与他们30岁时对反种族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对赞成女性工作的立场的支持正相关。从智力指向道德抽象的因果箭头，通过两次测量之间的20年的时间差得到了确证。[45]迪尔瑞用“开明的”意指那些直接源自启蒙运动的价值，而对于何谓启蒙运动他采用了《简明牛津词典》的定义：“一种强调理性和个人主义而非传统的哲学。”

● 智力预示经济态度，而预示得最为显著的是抽象观念如自由贸易如何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形式，这看起来违背了我们的民俗-经济学的直觉，民俗经济学认为绝大部分经济交换都是在一个固定的财富馅饼上的零和博弈。经济学家布莱恩·凯普兰（Brian Caplan）和斯蒂芬·米勒（Stephen C.Miller）通过精选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智力与对移民、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开放观点正相关，也与对政府的就业工程、保护主义政策和商业干涉主义的不支持正相关。[46]具象思维把我们带向经济部落主义，并且伴随着对待其他部落（在当今世界则是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零和博弈立场。抽象推理引导我们把其他部落（国家）的成员作为潜在的贸易伙伴看待和尊重，而不是作为潜在的敌人去征服或杀戮。

● 智力预示民主趋势，预示得最为显著的是法治。心理学家海纳·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对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众多数据集合进行了相关性研究，检查了各国1960到1972年间大众智力测试的平均得分和学术成就的大小，发现这些结果预示了那些国家在随后的1991年到2003年间经济发展、民主和法治水平（即使控制该国之前的繁荣水平不变时也是如此）。[47]换言之，当所有其他条件不变时，一个教给国民抽象推理能力的国家将会更加繁荣和道德。

● 对我们这些文字共和国的公民来说最为激动人心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读写能力与道德之间，以及最为独特的阅读小说与采纳他人视角之间存在正相关。[48]融入小说中人物的视角需要一个有关位置关系的矩阵式的旋转，与之相耦合的是这样一种情感关系，即如果X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什么感受，尽管这里的“你”是小说中的人物。例如，在一项2011年的研究中，普林斯大学神经科学家尤里·哈森（Uri Hasson）的团队在一名女性大声讲故事的同时扫描她的大脑，并且录下讲话然后再放给其他受试者听，当他们在听时，再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是：当讲述者称为脑岛的情绪性脑区（emotional brain region）在故事中的某一部分点亮时，聆听者的脑岛也同样如此；当该女性的额皮质在故事的另一部分变得活跃时，聆听者大脑的同一区域也开始活跃起来。[49]仿佛是那个虚构的故事使得读者和听者的大脑同步，使得某种形式的心灵感应和道德性的换位思考成为可能。(哈森团队在另一研究中也发现了此类大脑同步性，当受试者观看赛尔乔·莱翁特（Sergio Leone）1966年的经典电影《黄金三镖客》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会发现“不同观影者之间的大脑活动是类似的”。具体而言，面对同样的电影场景，所有五位受试者大脑的同一位置，约占新皮质的45%，都被点亮了。[50]

一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2013年的研究，题为《阅读文学小说，提高心灵理论》，报道了心理学家戴维·科默·基德（David Comer Kidd）和埃马努埃莱·卡斯塔诺（Emanuele Castano）的相关研究成果，即阅读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与换位思考能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几种测试效果良好的工具，如判断他人的情绪和解释某个人在想什么的眼光定向性，本实验采用了其中一种。[51]他们发现，被安排阅读文学小说的参与者在心灵理论（TOM）测试中的表现显著优于其他组别的参与者，而这些其余组别之间并无差异。

这个实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坐实了从阅读文学作品到换位思考的因果箭头，而不是相反，即擅长读心术（mind reading）的人偏爱小说。有人说，这个研究还很粗糙，有理由怀疑它把读写能力和道德能力之间的关系推得太远。也许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一般而言的教育和具体而言的文学有益于道德的那些原因，但这些研究以及将理论付诸实施的其他研究鼓舞了我。例如，在纪录片《辛辛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ing Sing）中，蒂姆·斯科森（Tim Skousen）记录了他父母——乔·安·斯科森（Jo Ann）和马克·斯科森（Mark Skousen）——和其他老师在纽约辛辛监狱的工作，在那里文学被用来拓展批判性思维的技巧，提升犯人的道德视野。[52]

纽约州矫正部（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有四个提供大学学位的项目，全程参与其中一个项目的心理学家在接受采访时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入狱后还能成功的最好预测信号是大学学位。正如参与这一项目的心理学家苏珊·韦纳（Susan Weiner）所强调的，“这些男男女女将回到社会。你希望他们如何回来？这不仅是给他们的礼物。这是给社会的礼物。这是我们让社会变得更好的方式。”例如，一名名为丹尼斯·马丁内斯的犯人解释了获得教育和学习深度阅读在视角方面带给他的收获：“它给了我一副新的眼镜。以前看不见的东西现在看见了。当我还是个19岁的愣头青时，到处晃荡，自以为无所不知。学习得越多我就越能体会到我曾是如此幼稚如此无知。”受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著作的启发，马丁内斯自我反思，“监狱生活有两种——身体的和/或精神的。精神的监狱生活是无知、封闭和悲观地活着。你想关押我多久都可以，但我的心灵永远自由。”该犯人创作的一幅绘画中有句一语中的的标题：Cogito Ergo Sum Liber——我思故我自由。